闲说关公

　　提及关公，妇孺皆知，在民间已被奉为神，有的地方尊称为关老爷，庙宇遍及全国。我故乡那个山沟里共八个村，八村共奉一位关老爷，供在我村。村北头有片巴掌大的阔地叫老爷庙，为关公庙所在。我小时候那里原本是无庙的，里面山坡乱石交错，零散地垒了好多个户的猪圈牛圈，堆了柴火；外面高堰，墨绿色的青苔铺满沧桑。既无庙，就让人不明白何以称老爷庙，后来才知原来是有庙的，“文革”时被砸掉了。从80年代中期起，逢年过节开始有人在那里烧香上供。记不得是那一年了，大队把外边的堰进行了翻修，把里面的山石硬往里开，猪圈、牛圈、树木一扫而光，场地一下开阔了许多。有好事者用五块儿大石条搭起一米多高的神龛，前面摆了一窝大大的石香炉，端端地立在场边，正冲着村街。从此，庙算是有了，香火又盛起来。一过年节，石炉里便烟雾缭绕，指头粗的香比肩而立。90年代初，大队在那里靠山为主东西盖起了七间红砖楼作为办公室和村小学教室，楼右侧里外盖了三大间，门漆成棕红。里面一间放杂物（后来在县里举办女娲文化交流会后改供女娲），中间是过道，村街从此通过，外间供了关公。关公庙先前只有牌位，后来塑了三座像，中间关公左手持书右手抚髯，端坐沉思，左关平右周仓，均披红挂彩。墙壁上则画了“桃园结义”、“单刀赴会”、“华容道”、“刮骨疗毒”等典故，门前水泥阶下是两个精致光滑的石香炉。庙门平时上锁，过年节才开。为了安全，香只能插在外边那炉子里，供品则可放在里边的供桌上。平时下了课，孩子们就在庙前台阶爬上爬下。迷信与现代的教育就这样和谐地共处，孩子们也接受着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教育。

　　由于此处地方平整，所以也成了村里闲人聚集之所。他们在这里谈论庄稼，家长里短，也谈隋唐论三国评关公。对于关公的了解，他们主要来自《三国演义》，而作为神来敬，则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他们只是大社会和大历史中的沧海一粟而已。

　　关公原本是人而不是神，晋朝陈寿著《三国志》中“关羽传”总共950多字，简略记述了关羽的一生功过得失，包括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围、守荆州、走麦城等，死后被封为壮缪侯。此即其一生情况。他被奉为神，主要还是来自民间传说。三国后不久的魏晋时期，已经流传不少三国人物的故事，六朝笔记小说上也出现了不少以三国人和事为描写对象的故事，如晋人裴启的《裴子语林》、南朝梁代殷云的《小说》等，一人一事，三言两语而人物形象毕现。可能由于魏晋南北朝时玄学和神仙道化流行的影响，三国人物开始被注进了“神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诸葛亮，有说法认为诸葛亮已近“妖”。《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几次显圣也可能与此不无关系。隋代传说有人在玉泉寺看见过关公显圣的灵迹。到唐代，话本流行，三国人物传说更为兴盛，唐诗中也多有吟咏，李白、杜甫、杜牧等多借此发思古之悠情。宋代，三国故事已从“讲史”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专门从事“说三国”的专家。《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说：“……霍四究，说三分。”记述了北宋开封之实。到仁宗朝，民间不仅说故事，为使表演更加生动，还用皮影一类的进行配合，有理有趣，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苏东坡的《东坡志林》、罗烨的《醉翁谈词》中都有具休描述。记得小时候曾有人到我村说书，两板一胡，叭叭嗒嗒，说唱夹杂，被村人围得水泄不通，往往深夜方散。不知那时情形是否与此类似。这种民间传说中，尊刘反曹倾向明显，也加入了许多对人物的虚构，关公的艺术形象也在其中日益丰满。他的“玉泉山显圣”、“扼死吕蒙”、首级开口张目等情节，应该是流传过程中为增强故事的吸引力而逐渐加入的。此外，还有关羽帮民间消灾的一些传说，宋代《老圃丛谈》转引自《小说技谈》中，关羽被招来平定一个叫蚩尤的人的叛乱。可见其神气已盛。

　　人们只推他为神而不推刘、张，可能与其忠勇有关。宋代有人称赞其“惜乎忠勇，前后绝伦”，既表现了言者对其忠勇的高度赞扬，也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其被人尊崇的根源：唯其绝伦才可贵，唯其可贵才可能为神！元末有诗写道：“人杰难追古解良，士民争拜关云长。桃园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与王。气扶风雷无匹敌，志垂明月有光芒。至今庙貌盈天下，古木寒鸦几斜阳。”

　　与忠勇同在者，是关羽身上的义。这种义，既有君臣之义，也有患难之中结义兄弟相帮扶的那种义气，民间流传和《三国演义》中更是对其进行了强化。元代至治（英宗年号，1321—1323年间）年间，在宋代流传的基础上出现了《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从《桃园结义》始到《秋风五丈原》，及刘渊灭晋为止，上图下文，其中张飞几乎是贯穿全书的人物，赵云、关羽等仅具初型，关、张还带有草莽英雄的色彩。到元代，关汉卿的《单刀赴会》中提到了关羽的许多故事，其忠勇形象得到进一步充实。由于这种忠、勇、义符合民间的心理，也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因而各代帝王也参与其中，不断对关羽加冠进爵。宋徽宗封他为忠惠公和崇宁真君，后又加封为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宋高宗封为壮缪义勇王，宋孝宗改封为英济王；元文宗时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宪宗则集中上述各封号，封为壮缪义勇武安显灵英济王。这还只是王的层次，可能与古代诸侯比如战国时秦王、赵王之类相似的地位和官爵。到明神宗万历时（1573—1620在位）开始封帝，始封为关圣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镇远天尊关圣帝君”。明崇祯年间还称为关夫子，与教育家孔子并列，清代也直接称其为关忠义。清世祖顺治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高宗乾隆封其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清仁宗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清宣宗在仁勇后加“威显”二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后来竟至“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多达24个字。清文宗奕諠除了给解州关羽庙赐写“万世人极”的匾额外，还于咸丰五年（1855）追封关羽曾祖父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四辈人三王一帝，显耀煊赫。清皇室也供起了关羽神像，朝夕顶礼膜拜。清代后期宫廷演戏时，每当关羽出场，在座的皇帝都要离座佯作散行几步，以示对尊敬，关羽的地位达到登封造极的地步。

　　应该说，关羽达到今天的地位，根源在于民间对其忠、勇、义的推崇，帝王是看中了其政治意义而加以推波助澜。清代时为他建立的忠义庙已遍及天下，现在各地多为在原址上重修或作了进一步装饰。2003年春节期间，我在县城东五公里的庄上村见到该村的关帝庙，三间瓦房，还算整齐，门前廊檐台阶红柱青石，两个大红灯笼高挂。门侧一通新立的关帝庙重建碑，碑文在反映民间对其尊崇的原由上颇具代表性，曰：“武圣关羽，字云长，山西解县人，幼年攻读，谙熟春秋史籍，胸阔志远，四海为家。东汉末年，黄巾猖乱群雄四起，遂与刘备、张飞共结患难至交，共谋伟业。其为人厚道，正气凛然，人称文夫子，又谓武圣人。赠袍不受，暂住曹营以待时，单骑千里觅故主，皆其忠心；十二载如一日，夜夜秉烛，事嫂如母，归兄如父，乃其孝道；曹营封金挂印，蚕眉倒竖诛貂婵，是其节为；华容道义释曹操，桃园结盟誓同生死，归其义气；斩颜良诛文丑，单刀赴会闯五关，谓之勇敢；刮骨疗毒，血流如注，神定自若观奕不止，堪称刚强；匹马单枪古城会，力竭拖刀斩蔡阳，显其有谋；……世人所敬仰，华夏共楷模……。”关羽实际上已成为忠、义、勇德才兼备的化身，与其说人们崇拜他这个人，不如说人们崇拜其精神更为确切。

　　但是，从史料来看，许多流传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甚至是张冠李戴在关羽身上，现举一二。

　　“温酒斩华雄”一节在《三国演义》中写得颇为精彩，但据史书记载，斩华雄的不是关羽，而是孙坚。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孙坚以破虏将军、豫州刺史身份参加了关东联军讨伐董卓的战争。董卓手下十数万兵马，又有吕布、华雄等名将，实力强大。一次，孙坚在梁县以东被围，遂让部将祖茂戴自己的红色头巾引开敌人突围出来，整修后再战，“大破董卓，枭其都督华雄”等，并拒绝了董卓的议和。但在《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他变成了董卓的手下败将，在元代杂剧中由净角变成小丑，《三国演义》写他与华雄交手一触即溃，让祖茂戴自己的头巾作了替死鬼。

　　关羽杀貂婵也颇有疑。先不说有无貂婵此人，裴松之注的《三国志？蜀记》中说：“曹操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事在《魏氏春秋》中也明确记载关羽要的女人是秦宜禄前妻杜氏，流传中则讹为貂婵。清代戏曲中流行过一段《关公月下斩貂婵》，说张飞擒了貂婵后送与关羽。关夜读春秋，看到其中尽是妖冶误国，想到董卓貂婵，遂杀貂婵。《演义》中可能是作者“演义”出来的。

　　“单刀赴会”上，关羽的忠、勇、义形象描写达到极致，但正史中是不见记载的，相反倒记载了鲁肃单刀赴会。《三国志？鲁肃传》曰：“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双方都带单刀相见。裴松之注引《吴书》说：“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肃欲讨回荆州，决定冒险见关羽，在大会上他摆出了刘备负义不还荆州的事实，使羽哑口无言。此后刘备只好以湘水为界，归还东吴三郡。这与《演义》及民间传说大相径庭。

　　另外还有关羽降曹提出的条件，《三国志》说：“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其中并未记载提条件之事。宋元以来，“抑曹拥刘”思想渐入人心，南宋时三国故事开始形成体系，自然离不开时代的影响，于是有人提出“降汉不降曹”为关羽辩解。《平话》中已虚构出关羽被围于一座孤山的细节，到《三国演义》则有了“条件”的提出。毛宗岗在修订《演义》时，还对“条件”中的破绽进行了补充。“三约”中的第一条，罗贯中写道：“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公，凡有亲戮，不禀丞相。”如此平起平坐的称呼，不象投降的条件。毛改“曹公”为“曹操”。“三变”中第二变“可全其义”改为“二者不被桃园之约”，完成了为关羽开脱之事。

　　“华容道义释曹操”，关公本传上并没提，被看作是《三国志》补充的南北朝时裴松之注也没言及，只说曹操到了那里正值大风雨，道路难行，只好叫士兵背草填路，让骑兵通过，死伤不少。对诸葛亮在华容道是否设伏也没说，《平话》中则有了该说法，民间杜撰上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造成这种张冠李戴和杜撰的原因，一是民间流传中出于艺术的需要对人物进行的虚构，逐渐造成了一种假象；二是《三国演义》就是在民间流传和一些野史基础上形成的，必然会吸收其中一些东西，而且演义本来就允许作者进行虚构和修改史实。罗贯中为了丰富关羽形象，进行一些史实嫁接不足为奇，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推广和强化了人们对史实的误解。

　　关羽“关羽走麦城”史料记载上是有的，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其自身来看，首先是自以为是，目空一切。马超投刘时，他写信问诸葛亮谁可与他相比，诸葛亮知道他争强好胜，就回信说：“马超文武全才，雄烈过人，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大悦，拿信给宾客们炫耀一番。孙权为巩固孙刘联盟，派人往荆州为子向关羽女儿求婚，关羽不但不允，反辱骂孙权，致使孙刘联盟破裂。孙权正是利用他“颇自负，好凌人”的弱点，偷袭荆州得胜。其次是对部属威多恩少，不能以诚相待，缺乏凝聚力，故他败走麦城时，糜芳、傅士仁、刘封等坐观不救。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他忠、义的局限性。

　　关羽形象上，除了忠勇等精神方面，其跨下赤免马、手中青龙偃月刀、红脸长髯的威武形象在人们心目中也已根深蒂固。

　　他脸为红色只在民间传说中出现，史书上查不到。传说他打抱不平，杀了强抢民女张弯姣的太守儿子熊强，打死太守熊虎，杀死县令，亡命江湖。途经圣母庙时，在庙旁泉里洗脸，刹时变为红脸，从此无人认出。戏曲中，红脸往往表示人们的爱戴，宋元时民间艺人已用彩墨化妆以寓褒贬，推测，关羽的红脸形象可能源于戏曲的脸谱。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说：“其证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掺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世俗之眼戏也。”由此看来，关公的红脸形象可能在宋朝就涂成了。其红脸的形成与曹操的白脸类似。

　　他手中那把百十斤重的大刀伴他驰骋疆场，所向披靡，斩颜良、诛文丑、砍华雄，甚至华容道上“虚晃一刀”放走曹操，还有脍炙人口的“单刀赴会”，都离不开他的刀。但据考证，大刀这种兵器最初出现于明代。三国时所用的兵器，仅有镞、剑、刀、戈、矛、戟、斧、钺等几种，镞是指箭，刀、剑、斧是短兵器，主要平时用于防身，钺是一种仪仗兵器，战场上用不上。当时战场上用的主要是戈、矛、戟，关羽在战场上用的长兵器很可能不是大刀，是铁矛。《三国志？关羽传》中写道：“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若用的大刀，应该称砍才对，而且整个《三国志》中也找不到他用大刀的记录。由此推测，如果“单刀赴会”中真的是关羽的话，那么他用的刀很可能是他随身佩带的防身用短刀，而非大刀。

　　我说这么多有“考证”意味的闲话，大有把关公从神位上扳下来归于普通人之嫌，我认为，历史的真实是客观的，艺术的真实只是艺术的范畴，二者并行不悖。事实上本文也绝对不会有动摇关公在民众心目中地位的效果，而且，我也一直以敬仰的心态来看待关公这一艺术形象和大众心目中的“民间”形象。精神是能沟通心灵的唯一途径。

　　艺术形象也罢，精神化身也好，全国各地对关公的敬仰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身边也多有“显灵”的传说。

　　我县井店镇有村名老爷庙者，村边原有通往现在武安市的一条大路。相传过去人烟稀少，山高路险，时有劫路者出没。明正德九年，山西一富商夜宿于此，梦醒后平安路过未遭抢劫，遂认为关帝显圣保佑，为感谢神恩而建关帝庙，并立碑作纪，此地遂名老爷庙。我村关帝庙有块保留下来的“建立关圣帝君碑志”的石碑，署为“大清道光十年下元吉旦立”。道光十年大概是公元1830年。据说庙建成后很是灵验，几乎有求必应，常常有人求雨。某年大旱，村民祈雨，答曰：“见天上有云即准备接雨。”到了时辰，一朵乌云飘来，接着雷鸣闪电，大雨随即倾盆而至。顷刻间村后一个池塘蓄水过半。此时，一人嘴里不干净，说了句对关公不尊的话，池水眼见就哗地下去了一半。此人一见，吓得磕头如捣蒜，连连道歉，才作罢。求关老爷看病也是常事。有一年，某家孩子在房上玩儿时，摔到了院里，并发烧不止。求遍名医丝毫无效，没办法，女人只好不顾男人的阻拦，听人劝说求助关老爷。上了年纪的师婆摆下香案，口中念念有词，挥刀舞动，说：“你的孩子从房子上摔下来是关老爷我推下去的，因为某某（孩子的父亲）不仅对我不尊敬，还骂我……。”女的回去一问，果然。至此，丈夫才信了，给关老爷烧香认错后孩子才好了起来。正如碑文写的：“帝之神在天，下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言利而利溥万物，不言德而德被群生。”当然，这让我们无神论者来看实是荒诞。

　　民间在夸大其“神”的时候，也夸大了其忠义的一面。我村的那块碑如此颂其德：“今夫不仰观焉，不知天之高，不俯察也，不知地之厚也，不观精忠大节不知伏魔大帝德之隆也。盖东汉之衰，天下大义在存刘而拒曹。想当年自桃园结义而后，百战余威。鼎足之势，虽仅限于偏安，而汉家几泯之祀赖以不绝。其浩然之气撼日月鼓沧海，磅礴于两间，迄今千有余岁犹凛凛不磨，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墼（？）命，道义为之根，而使后世二心臣子稍临利害则变节易面以从之者，闻帝之风岂能不恻然愧哉！”（标点为笔者所加）将其忠义的一面与“三纲”、“道义”相联，一方面反应出关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其“精忠大节”的行为已经成为后世的楷模，这一点与庄上村中的碑文说其“华夏之楷模”乃异曲同工。今年在家时，看到村里关老爷庙门旁对联云：“马到五关思兄弟，花开三月想桃园”，横批为：“忠烈千秋”。一副对联概括了其忠义的一生。因此，其“神气”与其“忠义大节”相得益彰，构成了人们心目中独特的一个神，我们当地称之为关老爷。石碑背面记有当时盖庙时捐款人名单及村庄，有本村的，邻村的，还有几十里别的乡镇的，有陈、张、吕、李等姓，可知当时该庙非一村所建，应为几个村合修，从而也印证了几个村只有我村供有关老爷的说法。

　　如今，关老爷在村里各户轮流供奉，一年换一家。平时负责供奉的人家只用烧柱香即可，以示不忘。到了年节，则有上了年纪的敲锣打鼓地去请了，轰轰烈烈地捧了碑位送到老爷庙请其归位。至此庙门大开，村民随意敬供，到正月十五，又被下一家请了供于家中，庙门上锁，孩子们下了课就在庙门的台阶上滚来滑去。今年春节在家时，邻居一个小伙子喝多了酒，醉醺醺地来到关老爷庙前，一时兴起，搬起香炉就摔了，把那块碑也踹倒了，说：“什么关老爷！都说他灵，我就不信，叫他给我使个灵验看看！”次日此事即成新闻，不少人骂他是个二百五。自然，马上有人仔细地扶起石碑，虔诚地把香炉兑在一起摆到了原位。

　　（2004.5.15）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