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若朝霞

灿若朝霞

　　在老婆的眼里，方天戈是个十足的“夜猫子”。晚上睡得迟，早上起不来，他的“早饭”几乎都是和午饭合为一顿吃的。不过，老婆对他的这一习惯并不是特别反感，至少也不是深恶痛绝。因为方天戈并没有“不务正业”，他不嗜烟酒，不去赌场，也不去那些灯红酒绿的酒吧或歌厅舞厅，而是安静地坐在家中的电脑前，写他的那些仿佛永远也无穷无尽的文章，要不就是捧着一本书看得如痴如醉。唯一使她感到不安的，是担心自己的老公长此以往，身体会吃不消。她常常时而很温柔时而又很霸道地劝说乃至威逼方天戈早睡早起，和她一起去公园里跑两圈儿，锻炼锻炼身体，但很少奏效。方天戈总是推说自己三十五岁正当年，熬点夜不算啥，还是多挣点儿稿费要紧。

　　作为省城《海山晚报》文艺副刊“海风”版的责任编辑，方天戈整天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工作很轻闲，薪水也不低，似乎用不着玩命似的熬夜“爬格子”。但方天戈又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把工作和自己的业余爱好分得很开，说白了就是从不愿在单位“干私活儿”。用老婆的话说，在当今社会，像俺家方天戈这么傻的人真是太少见了。说来也是，不说别的单位，就方天戈报社的那些同事，哪个不是用报社的电脑写自己的文章，用报社的电话联络自己的感情？可方天戈不，他用自己的方式保持着自己的清高，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的问心无愧。

　　当了十多年兵，也“舞文弄墨”了十多年的方天戈，在转业到晚报社并且接手《海风》版之后，曾经对“海风”二字颇费思量。在他看来，各个城市晚报的文艺副刊，其版名大都以不同的角度体现着这个城市的地域特色或其它特色，而且恰如其分。唯独这个“海风”版与这个城市并不相吻合，甚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这个名叫海山的城市不但远离海，远离山，而且还严重缺水，是华北地区地下水匮乏的“漏斗中心区”。据说著名女作家魏怡的长篇小说《雨城雨季》，其原型就是这个城市。

　　方天戈颇费思量的结果，是一种大彻大悟般的释然：这也许就是“缺什么补什么”吧？就像过去的贫穷人家一样，原本是缺衣少食，缺钱少财，于是就给孩子起名“富贵”，“满仓”，最不济也叫个“有余”，“狗剩”之类的。再说，文学本身就是需要想象也离不开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经常会闹“水荒|”的城市的晚报副刊，取名“海风”，也算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吧。尽管这“海风”和“海水”都是带有咸腥味的，尽管这种带有咸腥味的“风水”永远也无法取代这个城市日益缺乏的日常用水。

　　当然这些并不重要。因为以方天戈的一己之力，纵然他满怀一腔忧患意识，也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城市缺水的现状。眼下让他感到特别苦恼的是，他的多年养成的“夜猫子”习惯被自己的老婆给强行搅乱了。老婆以关心他的健康为名，晚上用定时关闭电脑的方式逼他早睡，早上又用揪耳朵，甚至是往被窝里泼冷水的方式逼他早起。尽管他是从内心里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跟着老婆睡眼惺忪地去公园里伸胳膊踢腿，跑步遛弯儿。

　　其实方天戈的家就在公园的边儿上，下了楼穿过一条马路就到了。这是一个具有法国特色的公园，里面有凯旋门，有半弧型像是半个“括号”的回廊，“括号”内是圆形的下沉式舞池。不过，在公园的一角，还有一座日式茶楼，寮屋，这使得整个公园的格调有些不伦不类。

　　公园里的人可真不少。第一次来的方天戈竟然有些吃惊：看来倒是自己真的孤陋寡闻了，这么多人起大早到公园来锻炼身体，可见身体的健康还是很重要的。方天戈的老婆先是沿着公园内长长的甬道跑了三圈儿，这才满脸潮红地拉着无精打采的方天戈的手四处游逛。李民发现，公园里锻炼的人群中，以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居多，锻炼方式也多种多样，有跳交谊舞的，有打太极拳的，有打羽毛球的，更多的是三五个人围成一圈踢毽子的，一派其乐融融，乐在其中的祥和景象。

　　正当方天戈还处在半梦半醒的状态时，忽然从不远处的一个凉亭子里，传来了一阵高亢嘹亮的歌声，唱的是电视剧《刘老根》中的插曲《圆梦》：|人生就是一场拼争，每天都在攀登，翻过那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歌声粗犷豪放，韵味十足，有板有眼，还有清脆的巴掌声作伴奏。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方天戈的瞌睡虫儿被这阵歌声惊得无影无踪。方天戈的老婆也仿佛被吓了一跳，就说，这是谁呀，神经病吧，这么粗声大嗓的！走，咱过去看看。方天戈说，你天天早上来，以前没听到过吗？老婆说，没有呀，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说话间，俩人已经来到了凉亭边，那里已经围了一群人，看他们脸上满是赞赏甚至是敬佩的表情，根本不像是在听一个有神经病的人在唱歌。方天戈看到，唱歌的是一位大约六十多岁的妇女，微胖的中等身材，身穿一套大红色的运动服，一头两寸多长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那神情，那气派，看上去还真有点儿著名老歌唱家郭兰英的风范。一曲唱罢，赢得了一阵掌声和叫好声。老人显得很兴奋，她说，电视剧《刘老根》和《马大帅》里的这些歌太好听了，词儿写得好，曲儿谱得也好！你们听——她拍着巴掌又唱起来了：“……只要你心中有情有爱，风里走，雨里钻，高山峻岭也敢攀，也敢攀……活出个样儿来给自己看，千难万险脚下踩，啥也难不倒咱……”一样的粗犷豪放，一样的高亢嘹亮，一样的韵味十足，一样的荡气回肠。望着面前的这位兴奋得满脸通红的老人，方天戈仿佛听到了天籁之音。他想，古人所描述的击节而歌，引亢高歌也许就是这样了吧？也难怪周围的人们都听得入了迷。

　　这时就听有人问道，这位老师，请问您贵姓啊？您以前是歌舞团的吧？歌儿唱得这么地道，这么专业，今后也教教我们好不好？老人回答说，我姓徐，老师可不敢当。再说我以前的工作跟歌舞团也丝毫不沾边儿，纯粹是个人爱好。大家有喜欢唱的，咱们就一块儿练吧！我和老伴儿刚从新疆回来定居，以后还指望大家多多关照啊！

　　那个早上的见闻或者说是际遇，不仅使方天戈开始改变多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与老婆的威逼利诱不同的是，他是心甘情愿地主动改变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从此放弃了他的写作，放弃了他坚持不在单位“干私活”的原则，而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安排时间，尽量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不再像以前那样不管不顾地开夜车了。这样的改变让老婆多少有些喜出望外，毕竟以后再也不用耳提面命地揪着老公起床了。

　　唱歌老人乐观向上的性格不仅感染了她周围的人，也深深打动了方天戈那颗原本固执而又细腻的心。从此以后，他和老婆都成了那位老人的忠实听众和观众。不仅如此，平时一张嘴就跑调还总爱哼唱两句的老婆，也和十几个中老年人一起，心悦诚服地拜在了唱歌老人徐老师的门下，一字一句地学唱起那些旋律优美的歌曲，唱《最美不过夕阳红》，唱《为了谁》，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唱《常回家看看》……并渐渐地乐此不疲了，跑步遛弯儿倒成为其次了。只可惜时间太短，徐老师每天早上只在公园半个小时就急着回家，即使大家再三央求也从不多耽搁一分钟。她说老伴儿身体不好，需要她在身边照顾，离开家时间长了不行。大家听了她这话，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在报社当记者多年，职业的敏感使方天戈意识到徐老师是个“有故事”的老人，他产生了写一写徐老师的想法。当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徐老师听的时候，一向豪爽的徐老师居然面露难色，沉吟了大半天以后说，嗨，我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有啥好写的，算了吧！

　　既然人家不愿意，方天戈也就只好作罢。不过，他每天早上仍然一如既往地去听徐老师唱歌，去听由徐老师组织的合唱，男女声二重唱，四重唱。方天戈不能不承认，自称只是业余爱好的徐老师教唱歌确实具有专业水准，各种歌唱形式她都能讲解得准确严谨，示范得形象生动。

　　深秋的一天早上，徐老师把学唱歌的伙伴们分成几组练习，然后把方天戈叫到一边，说，小方呀，你是记者，又是负责文艺副刊的编辑，能不能帮阿姨一个忙啊？方天戈说，是不是您手头有稿子想在我们报上发表？徐老师连忙摆着手说，哪里呀，不是我，是我老伴儿。不，也不是他有稿子要发表。我是想请你帮着找一本书，是一本诗集，名字叫《西部唱晚》……这本诗集是六十年代出版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想看看这本诗集是我老伴儿多年的愿望，小方你看……

　　听徐老师这么一说，方天戈对这本诗集还真有印象。有印象的原因是他记得这本诗集上标注的出版日期是1965年，而自己就是那一年出生的。方天戈是在驻新疆部队当兵时看到这本书的，要算起来也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他甚至还记得诗集作者的名字叫田原。诗人的诗作多是军旅诗，字里行间或大气磅礴，或激情澎湃，或细腻隽永……总之是方天戈当年很崇拜的一位诗人。方天戈后来发表在《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副刊上的散文诗《边塞的风》，就是受了田原这位军旅诗人的启蒙或者说是影响……

　　尽管是受人之托，但对于寻找这样一本诗集，方天戈还是非常愿意的，毕竟他自己也很想再看一看，再重温一下当年那种爱不释手的感觉。但同时他又知道，要找到这本诗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向徐老师表示，他会尽力去找，争取找到。

　　为了寻找这本诗集，方天戈可算是下了工夫。他先是查遍了省市的图书馆，接着又查阅了各个大学的图书馆，然后又查遍了驻军部队，院校的图书馆，但都一无所获。最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自己在新疆的原部队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详述了一位老人的愿望和自己的心愿。实际上，李民对此事并不抱多大希望，毕竟自己离开部队十多年了，部队经过了多次整编，当年图书室里的那些书是否还在都是个未知数。

　　想不到就在信寄出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方天戈在报社收到了一个印有原部队番号的牛皮纸信封。拿着这个沉甸甸的信封，方天戈的心都快要跳到嗓子眼儿了。他急不可待地打开信封，里面装的赫然正是泛着淡黄色的诗集《西部唱晚》。在诗集的扉页上，写着几行苍劲有力的钢笔字——敬献给：曾经在这方沃土上战天斗地的前辈！下面盖有鲜红的印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九八零零部队政治部宣传处。

　　当方天戈兴奋地把找到了诗集的消息打电话告诉徐老师时，方天戈听到徐老师激动得话音都颤抖了。她在电话中说，好！好！真是麻烦你了，不容易啊！这样吧，哪天你有空请你送到家里来吧，我老伴儿也想见见你呢！

　　周六上午九点多，方天戈走进了位于新疆干休所内的徐老师的家。这是一套带有前后院的宽阔的平房，院子里摆满了一盆盆各种各样的花草，室内的陈设极为简朴，家具都是木质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一侧那占据了一面墙的大型书橱，上面摆满了书籍，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

　　是小方来了吧？快请进来！正当方天戈在客厅里环顾时，从卧室里传来了沉静而又带点急切的招呼声。徐老师连忙引领方天戈进入卧室，映入眼帘的又是占据了一面墙的书橱。在一张老式双人床上，半躺着一位削瘦的老人，他腿上盖着薄被，上身是一件大红色的毛衣。这使得方天戈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徐老师特别爱穿的红色运动衣。面前的老人精神矍铄，身上好象有一团火焰在飘动。徐老师给这一老一小作了简单介绍，老人微笑着但很艰难地把自己的左手伸向方天戈，方天戈连忙上前双手握住。老人说，小方呀，说起来咱们还算是同行呢，只是我老了，不中用了。方天戈把那本诗集递到了老人手中，老人用颤抖的手不断地摩挲着诗集的面，然后又紧紧地贴向胸口，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当老人睁开眼睛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下。徐老师在一旁眼圈红红地对李民说，小方啊，你知道吗，当年他为了这本诗集，差点儿没搭上命啊，这不，落了个终身残疾，只有头和左手能动……

　　徐老师和老伴都沉浸在了痛苦的回忆当中。1960年，两人作为“支边”知青，一起从海山也就是现在这个省会城市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期间，老人被红卫兵造反派打伤致残，徐老师和他走到了一起。一辈子无儿无女的两个人相依为命，一晃就是四十多年过去了……

　　徐老师的叙述让方天戈感慨不已。“文革”的十年，方天戈只是从婴儿到弱冠少年，还没有长大成年，脑子里也没有是非观念，因此对当时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判断力，也不曾有过什么特别的印象，因而对与徐老师夫妇所经历的磨难根本不可能感同身受。长大以后，他才从各种资料包括小说，电影电视之中，了解到了什么是“十年浩劫”以及它所带给人们的灾难。那是真正的人祸。但方天戈仍然没弄明白，徐老师的老伴怎么会因为读一本很健康的军旅诗集而被殴打致残？当他百思不得其解地说出这一疑问时，徐老师的老伴长叹一声，说，他们说这本集子里有反诗，有毒草……小方呀，你不是跟你徐阿姨说你读过这本诗集，并且记得作者的名字吗？方天戈点了点头，说，是的，作者叫田原。老人又说，那你可知道，田原就是我，我就是当年那个“死不改悔”的田原啊！

　　方天戈的震惊可想而知。他的震惊并不全是因为他面前的这位老人就是当年自己敬慕的诗人田原，他的震惊更多的是因为他在无意当中，亲眼目睹了这位当年铁笔如刀的诗人受伤致残几十年后的现状，这种惨烈的后果非常真实地摆在方天戈面前，这不能不让他唏嘘不已。

　　看到了徐老师的家，看到了田老的伤情，方天戈能够想象得到老两口所共同经历的磨难和徐老师为此而付出的辛劳，甚至不仅仅是辛劳。方天戈问，徐老师您年纪也大了，为什么不请个保姆呢？徐老师说，唉，你田叔早已习惯我照料他了。再说，请什么样儿的保姆我都信不着。这些天他整天念叨着，想让我推他到公园里转转，也认识认识大伙儿。结果还没等去，一不小心就感冒了。还是等过完冬天暖和了再说吧。

　　征得两位老人的同意，方天戈写出了长达一万多字的专访《灿若朝霞耀海山》。他几乎是流着泪写完这篇文章的，他写两位老人共同经受的苦难，写诗人田原的壮志才情，写两位老人几十年的相濡以沫，写徐老师年复一年的辛劳，写徐老师在公园乐观豪放的歌声……专访在《海山晚报》发表后，省内外多家媒体都予以转载，省电视台的《真情天下》栏目还以这个专访为蓝本，拍摄并播出了专题片《乘着歌声的翅膀》。一时间，徐老师和诗人田原的故事在省城几乎是家喻户晓，常到公园跟徐老师学唱歌的伙伴们对自己的老师更是增添了由衷的敬佩。

　　来年夏天，省会文化广场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彩色周末”，场场节目好戏连台，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在一个日暮乡关，彩霞满天的傍晚，又一个“彩色周末”开场了，徐老师用轮椅推着自己的老伴，诗人田原，缓缓走向宽阔的舞台中央。两个人都是一袭大红色运动衣裤，两头银发相映成辉。在灿若朝霞的晚霞的映衬下，徐老师一展歌喉，接连唱了三首歌。她唱的最投入，最动情的，仍然是电视剧《刘老根》中的那首《圆梦》：“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那个梦，圆出了爱，圆出了情，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铿锵有力的歌声在宽广的文化广场上空回响，回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