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汤小舟这人不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不合群，没想到他和我们很处得来。每天晚上，我们“练块儿”，他也跟着凑热闹，不过他连杠铃提都提不起来。

　　睡觉前，我们躺在床上，关上灯，听汤小舟讲大上海。汤小舟就像地下工作者向工农大众传播马列主义一样，给我们讲南京路、大世界、黄浦江……在他的描述里，上海简直是天堂一般美丽。大串联时，我只去过一次北京，因为年纪小，家里不让我跑得太远，所以没到过上海。“尿碱”和“娘们儿”更笨，一个只去过哈尔滨，一个哪儿也没去过。使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大世界里的哈哈镜，听汤小舟说，人往镜子前一站，会变得奇形怪状，能让人笑破肚皮。

　　我这人此生此世大概没机会去上海了。公费旅游是那些当官儿的事，哪会轮到咱老百姓的身上；自费旅游，一是拿不起钱，二是厂里不给假。年轻时曾幻想将来退休后，攒一笔钱死活也要去上海一趟，咱也见识一下大上海的模样，吃吃国际饭店，照照哈哈镜，逛逛南京路和黄浦江。如今我离退休的日子不太远了，但去上海对我来说依然是个梦。按现在我的经济状况，退休后我有闲钱去上海旅游吗，肯定没有！

　　谁都夸自己的家乡好，汤小舟自然不例外。他讲起上海的一切，话语中总是那么有感情，即使说起吃的东西，也充满许多眷恋。我们听了，很是羡慕，方知北方与南方、我们的城市与上海之间的差别。和汤小舟接触，我们感到自己无知、粗俗，纯粹是乡下人。不过，我们觉得他太讲究了，床收拾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牙刷得一丝不苟，太有点儿资产阶级了。

　　我们与他有时也发生争执，但不来真的。

　　他说东北人脏，不讲卫生。

　　我们说上海人脏，把拉屎的马桶也放在屋里。

　　他说东北人的穿戴极不讲究，而且不会打扮。

　　我们说上海人太不无产阶级，而且瘦，像一只只大虾米。

　　当我们说不过他时，我就会亮出一张王牌——你们上海人再有本事，还不得在东北人的领导之下。

　　他立刻就不吱声了。

　　我说的那个东北人就是王洪文。

　　我崇拜过这个人，崇拜的原因很简单，就因为王洪文是东北人，听说他的老家就在我们城郊。

　　汤小舟对这个人显然有些看法，但他不正面反驳我，只是从侧面介绍王洪文的身世。

　　他说王洪文过去只是一个纺织厂的保卫干事，在部队当过几天兵，论资格在上海实在是说不出。不过，这个人很有本事，凭造反干上去了……

　　我们与汤小舟之间的争执没完没了，但是没有伤害彼此间的感情，因为谁都明白，马桶也好，王洪文也好，与“312”没有多少关系。汤小舟想用马桶，在东北这地方也找不到；王洪文是东北人，东北的老百姓谁也没沾他的光。

　　在同汤小舟的闲聊中，我知道了汤小舟家中的一些情况。他家住在上海闸北区。这个地方我觉得耳熟，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也住在什么闸北区。他父亲是一家百货商店的会计，母亲在一个小工厂的托儿所看孩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学校上学。他家住的不是高楼大厦，而且房子很挤，在家时他一直睡二层铺。

　　汤小舟经常讲起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叫杨帆，是后改的。她原来的名字叫杨瑶瑶，有点儿资产阶级的味儿，“破四旧”时改了。一个是舟，一个是帆，没有比这两个名字再好的了。杨帆的家里过去比汤小舟阔气多了，自己家住一幢小洋楼，楼前还有一个小花园。杨帆的爷爷解放前是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解放后公私合营，她爸爸是一家百货商店的经理。红卫兵造反时，杨帆一家被赶出了小洋楼，搬到汤小舟家的对门。两人原来就是同学，现在又成了邻居。

　　我们看得出，汤小舟非常喜欢杨帆，一提到她便会神采奕奕，眉飞色舞。他说，杨帆用不多久就能调来，可是一晃两个多月了，我们还没一睹“汤大嫂”的芳容。

　　天冷了，我们知趣地穿上了棉衣，戴上油渍斑斑的黄布面棉帽子。汤小舟似乎比东北人耐寒，依然穿着单薄傲霜雪，所不同的是脖子上多了一条毛围巾。

　　他那条毛围巾很惹眼，是暗红色的，往脖子上一系，比东北的流氓还流氓。我担心他这身打扮会引起真正流氓的嫉妒，一个人出去弄不好会挨揍的。

　　不出我所料，一天下班后，我和“尿碱”刚进宿舍，就见汤小舟跑回来，气喘吁吁，惊魂未定，脖子上的毛围巾不翼而飞。他告诉我们，在厂门口有三个流氓拦住他，把毛围巾抢走了。

　　我一听勃然大怒，手立刻痒痒了，冲“尿碱”一挥手，拉着汤小舟就往楼下走。

　　那三个流氓还在门口的水银灯下闲逛，其中一个脖子上围着汤小舟的围巾。这几个家伙到这儿来，目的不是为了抢条围巾，他们肯定看上哪个姑娘了。

　　汤小舟怕我们打架，极力劝我们别动手，讲讲道理就行了。不管汤小舟怎么罗嗦，本人心里有数。

　　我这人嘴拙，不会讲道理，我始终认为，在一些场合下，拳头要比嘴有用得多，对待这些小痞子，拳头才是硬道理。

　　我让汤小舟站在远处，警告他别往跟前凑，免得迸身上血。我和“尿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朝三个流氓走去。

　　还没等抢围巾的流氓明白是怎么回事，脸上已经挨了我一拳。围巾变魔术般落到了“尿碱”的手里。另两个刚要动手，一个挨了“尿碱”一脚，一个也挨了本人一拳。我出手特别重，一般人挨了一下便丧失反抗的能力了。

　　三个流氓连连拱手叫大哥。

　　我见他们这么熊，立刻没了继续打下去的兴趣。

　　我点着他们三人的鼻子：再让我碰见你们，让你们满地找牙！

　　回到宿舍后，把毛围巾扔给汤小舟，我觉得很骄傲。

　　汤小舟没说什么感谢话，从床下拉出藤条包，打开后翻了一阵，从里面找出三条颜色不一样的毛围巾，分给我和“尿碱”还有“娘们儿”一人一条。

　　我不想收。帮人做点儿事，就收人家的好处，弄得我方才的骄傲劲儿没了一半。

　　“娘们儿”倒是很喜欢，马上把毛围巾绕到脖子上。这家伙无功受禄，居然心安理得。

　　盛情难却，我们只好收了。

　　有了围巾，就得派上用场。于是我和“尿碱”、“娘们儿”一商量，一人买了一块蓝的卡，在汤小舟的参谋下，每人做了一件中山装。

　　每逢星期天，我们便会将中山装套在棉衣外面，扔掉棉帽子，脖子上只围一条围巾，光着脑袋“装派（头）”。这是在汤小舟的引导下，在胡某人的发起下，土匪们来了一场服装革命。遗憾的是中山装穿在我们的身上，并未增添几分文化色彩，只是让人感到滑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