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那是一个没有迪士高的年代，没有卡拉OK，没有桑那浴，没有旱冰城，没有网吧……现在许多东西那年代都没有。

　　一九七○年，我十八岁，是周岁。

　　下了两年乡，抡大镐，撸锄杠，扛麻袋……一顿四个巴掌大的苞米面饼子或是两大碗高粱米干饭，造就了我一百三十六斤的体格。城里招工，我凭着这身板和祖宗留给我的没有一点儿水分的贫农成分，第一个回城进了纺织厂当了工人。招工体检在公社卫生所，我们一起去了五个人，全是一个大队的，结果就我一个人顺利通过。说起那次体检，也真他妈的够严的了。没想到招一个工人，完全是按征兵体检标准进行的。就连尿尿的玩意儿，大夫也要用手摆弄摆弄，看看有没有毛病。检查到我的时候，我硬是不肯脱裤子，虽然大夫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可是一旁站着几个二十几岁的女护士。

　　男大夫命令我：脱下来！

　　我不肯。

　　男大夫明白了我是怕羞，换了口吻：这一关不过，你就回不了城！

　　女护士们一听这话，不但没走，反而回过头来瞧着我，白口罩上露出一双双含笑的眼睛。

　　我急了，对大夫说：不用看了，三大件一样不缺！

　　大夫笑了，女护士们也笑了。

　　大夫又严肃起来：小伙子，你实在不想检查那就算了，可这项检查我不能给你填合格！

　　我一狠心，为了我那一个月只拿五十来元工资的父亲，为了那一个月只拿三十四元两角五在街道小厂上班的母亲，为了我那两个还在上学的弟弟和一个不满八岁的妹妹，豁出去了，一解裤子，第一次把“三大件”赤裸裸地在男女混杂的地方向人展示，任大夫捏弄了几下。我闭上眼睛，很想哭。我觉得那几个女护士很残忍，不该使我这么难堪。

　　这一关过去了，其它体检项目一路绿灯。

　　政审合格后，我获得了回城的资格。

　　回城后，我进了一家规模不小的纺织厂。因为家里没势力，也没钱，又没认识人，走不了后门，当然弄不上好工种，又因为体格棒，被分到原棉库当了一名搬运工。自此以后，我扛了二十年的棉花包。

　　在乡下时，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没想到回城后也不容易，首先住处就成了难题。我家六口人住一间房一铺炕，侧着身子睡都觉得挤。

　　父亲对我说：到厂里住独身宿舍吧！

　　母亲说：连吃带住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哪！

　　父亲说：那也比在家挤好受啊。

　　就这样，我住进了独身宿舍。当力工，住独身，使我的性格变得狂暴、孤僻，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和土匪没两样。夏天的时候，我从来不穿背心，一件工作服往肩膀上一搭，两只袖子往脖子上一系，裸露着黝黑粗壮的臂膀和那厚实发达的胸肌，脑袋剃得溜光，再加上本人长相凶恶，两只眼睛大而突出，眼白多，瞧人时故意使用余光，显得冷森森的，一些人见了我首先畏惧几分。和我一起扛棉花包的小青年，也学我的样子打扮。当我们几个出门时，故意在马路上横着膀子逛，像土匪下山一样，一些人见了我们都绕着弯儿走。

　　纺织厂是女人的世界，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多的是，可惜我们这些力工无缘接近，只能干眼馋。女工们都在大车间里干活，我们只能在路上碰见她们。见到她们，尤其是漂亮的小姑娘时，我们常扮鬼脸或发出几声怪叫。我们无意伤害她们，只是为了引起她们的注意。纺织厂这地方常会招来一些流氓。这些流氓穿得都不赖，格衬衫扎在裤腰里，瘦瘦的裤子露出花袜子。他们的头上抹着凡士林油，梳得光光的，往我们厂大门口一站，哼着《哈尔滨的姑娘》，见着漂亮姑娘就上前去搭讪，说些“老妹儿盘儿真亮”之类的下流话。遇到不理他们的女工，他们就下黑手，不是用刀片划破她们的裤子，就是硫酸将她们的衣服烧得尽是洞洞。这些流氓像苍蝇一样讨厌，经常聚在厂门口，嗡嗡地轰也轰不走，吓得一些女工不敢上班。

　　那时工厂里没有穿制服的保安，负责治安的是戴红胳膊箍、手持部队练刺杀用的木棍的工人民兵。这些流氓不怕厂里的工人民兵，因为工人民兵虽然也是工人，但他们总要讲点儿政策，轻易不会动手。这些流氓就怕我们这些力工，只要我们冲他们走过去，他们就会没命地逃走。流氓们吃过我们的苦头，一顿拳头打得他们鼻青脸肿、喊爹叫娘。一次，他们被我们教训之后，派一个人来与我们讲和，请我们上饭店，我们没答应。厂收发室的老朱头和我很熟，见面就管我叫“胡子”，一是因为我姓胡，二是因为我像土匪。老朱头逢人就说：流氓不怕工人民兵，就怕“胡子”他们。后来，这些流氓也知道了我的外号，只要一听说“胡子”来了，就规矩多了。

　　我们宿舍只住三个人，里面乱得像个土匪窝。里面有自制的杠铃、在翻砂车间铸的哑铃，这是我们练“块儿（肌肉）”用的。一百二十斤的杠铃，我能挺举十多个。窗台放着几只脏碗和空酒瓶子。我们经常买点儿干豆腐，上附近菜社拔几根大葱，打上六七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喝上一顿。床上的行李总是乱七八糟的，从来没收拾过。这宿舍是土匪窝，只有土匪才来，干部们从不光顾，遗憾的是只有我们几个公的，没有母的，要有几个女土匪常来常往，哥几个的日子就会有意思多了。厂里独身宿舍很紧张，惟独我们这个“312”宽绰，因为没人愿意和土匪同居。

　　“312”里的三个土匪，除了我胡飞之外，一个叫张兆俭，我们都管他叫“尿碱”，他不愿意听也没法儿；另一个叫李汝仁，我先叫他“女人”，后又演化成“娘们儿”。我们三个宝贝，一个“胡子”，一个“尿碱”，一个“娘们儿”，臭味相投，处得和亲兄弟一般。

　　有时我们高兴了，就扯着破锣嗓子推开窗户唱歌：不是不喝酒哇，不是不抽烟哪，就是没有钱……要是有了一元钱哪，买盒香烟解解馋……呀拉索哎，买盒香烟解解馋……这所谓的歌，调儿是现成的，词儿不知道是谁后填的。

　　我们的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收发室的老朱头说我们不是唱歌，是在“叫秧子”。我明白什么是“叫秧子”，就是农村的牲口发情时的叫声。

　　有些女工端着脸盆去浴池，从我们楼下走过，一听到我们唱歌，吓得撒腿就跑，像躲瘟疫似的。

　　见到这情景，我们就会开心地笑起来。

　　厂卫生所有个小护士，家可能在外地，她住在女独身宿舍。这个小姑娘长得特别好看，身材也特别好看，她也经常端着脸盆从我们的楼下路过，就像仙女降临凡尘。

　　如果说我也曾有过暗恋的话，那么这个小护士，就是我一生中惟一的暗恋对象。我知道，像我这样丑陋的家伙，喜欢这样一个漂亮的女人，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即使是这个世界的男人都死绝了，她也不会给我当老婆的。这件事我一直埋在心里，对谁都没说过。其实，我喜欢这个小护士，并没有想让她给我当老婆的奢望，我的最大愿望，是想认识她，一般的认识就满足了。只是想为她出点儿力气——因为我这个人全部的资本就是浑身上下有那么一点儿力气。有一次，我回家，在电车站遇见她，她提着很大一个旅行袋吃力地走着，当时我很想上前帮她，犹豫了好半天，始终没有勇气走过去帮她。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认识她，就会帮她把那个旅行袋轻松地接过，一直送到她的宿舍……

　　后来，这个小护士得了一种可怕的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都为她感到可惜，因为她才二十三岁。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伤感，一个人上街在小饭店喝了不少酒。她走的那天，厂里有很多人去火葬场送她，我觉得很悲哀，因为我连送她的资格也没有……这么一个天仙似的小护士说没就没了，而我这样一个又蠢又丑的家伙却健康地活在人世，老天有时就这么不公平。那种感觉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一个粗人，怎么也会怜香惜玉，真是见鬼了。

　　每当这个小护士从我们的楼下走过时，我会突然出现了羞耻心，马上停止唱歌，离开窗口，怕小护士看见我那张丑陋的脸。

　　有时唱歌也没意思了，我们就上厂区大道闲逛，找几个小流氓开开心。见到小流氓，我们凑近他们，像现在的健美运动员一样，挺起胸，攥紧双拳，将胸部肌肉夸张地隆起，然后目光逼视着对方，压低嗓门说：莽汉，要角力吗？

　　小流氓一见我们这种架势，明白事理的见了我们马上逃走；不明白事理的，想和我们“角力”，用不上两回合，就跪在地上求饶了……

　　我们的三人世界只维持了一年多，宿舍里又分进来一个人。打乱了土匪窝平静而快活的生活。

　　这个人是从外厂调来的，没地方住，实在没办法，才硬着头皮闯进“312”这个土匪窝的。

　　他叫汤小舟，是个上海人，看样子年纪比我们大一些，好像有三十多岁的模样。他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东北的，我们没关心的必要。我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让他“312”住得不自在，不等我们赶他走，他自己就滚蛋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后来这个上海人对我影响很大。

　　没有他，我也许至今也不知道上海腊肠究竟是什么滋味。

　　没有他，我可能不懂得什么叫粗俗和廉耻。

　　汤小舟的衣着很讲究，上身穿一件蓝的卡中山装，一条瘦得出奇的蓝裤子裤线笔直，脚上穿一双擦得铮亮的皮鞋，浑身上下一尘不染。他的身材高矮和我差不多，也就是一米七十多一点儿，可他显得比我高，因为他瘦得像根鱼刺，脑袋又很小，双腿细而长。他的模样长得不漂亮也不难看，小脸白白净净的，眼睛不大，淡眉毛，牙齿很白很整齐。

　　对上海人，我从无好印象。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和我们厂门前小流氓差不多。一九六六年大串联时，在北京，我与几个上海红卫兵住一个房间，这几个小子总勾来一些女人，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叽叽喳喳，说些和外语差不多的上海话。半夜十二点了，这些女人（也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中学生）还不肯走，弄得我无法脱衣服睡觉。我做出种种不满的动作，可他们仍不在乎，一生气，我把灯关了。黑暗中，他们乱成一团，费了半天劲才找到开关。他们愤怒了，开始围攻我。我坦然地解开上衣，露出别在腰间的蒙古腰刀。刀没出鞘，他们就慌乱地去找红卫兵接待站的负责人去了……他们到接待站磨了好长时间，要求调房间，结果没达到目的。接待站有个军方人士，闻讯后来到我们的房间，让我同那几个上海红卫兵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念了半天“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之后，互相做检讨。我的检讨很诚恳，承认自己不该拿刀子吓唬人。那几个上海红卫兵用普通话做检讨，蜻蜓点水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在检讨过程中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最不能令我容忍的是，他们说我身上有“小虫子”。我憋了一口气，决心报复这几个家伙。军代表走了，他们脱衣服钻进了被窝。关灯后不久，我跳下床，一下子扑到说我身上有“小虫子”的那个家伙身上，隔着被将他胖揍一顿。令我得意的是，这家伙的伙伴竟没人敢从被窝爬出来帮他的忙……除了大串联，我从无机会到外地去，更不可能到上海。这几个上海红卫兵是我头一次接触到的上海人，他们破坏了上海人在我心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