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

　　72、73年期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六七年，翻来覆去，政治运动搞得大家精疲力竭，对上面的争权夺利，已感厌烦，不再热衷过问了，不再认认真真地紧跟形势。

　　对上面的号召，最新最高指示，往往是阳奉阴违，肤掩了事。

　　上面的精神是要向下传达的，虚张声势的动员大会是要开的，会后各忙各的。

　　除个别人想挣表现，想捞取一官半职外，

　　广大老百姓，把什么都看穿了，以前的对立派，已经开始握手言欢，

　　形势需要，学校要经常开大会，没有扩音机，每次开会都向外单位借，很麻烦。

　　当时买一台50瓦的电子管扩音机很贵，学校那点办公费根本买不起，我听元村说：

　　“民中的朱老师，自已动手，正在为民中校装一部50瓦的晶体管扩音机。”

　　我找了一些书来看，根据我在筑路处安装晶体管收音机的经验，认为自装50瓦的晶体管扩音机没有问题，便向校领导建议，买零件自装扩音机，学校研究后同意了我的建设，于是我去成都城隍庙电子市场采购了便宜的电子元件回来，连更晓夜，不到一个月将50瓦的晶体管扩音机装配成功了。

　　扩音效很好，大家都赞美我的技术好，能干。

　　从县广播站了解到，县上还没有那个单位自装成功过50瓦的晶体扩音机，民中的朱老师装了两个多月，也以失败告终。

　　我自装的扩音机放在学校扩播室里，没有使用多久，被该校一个教师的儿子偷走，公安机关追缴回来时，主要零件己被盗买，学校要我重新买零件装配，扩音效果大不如前，声音时断时续，总调制不好。

　　一年后学校终于下决心，购买了一台新的50瓦扩音机，由我保管维护。

　　自装成功扩音机后，我的无线电知识比筑路处大大提高了一步，名气在校内校外大了起来，找我维修无线电设备的个人和单位络绎不绝。

　　有些人不认识我，也托人求我帮忙。

　　我这个人好说话，无架子，不讲条件，只要是别人开口相求，再困难我也要答应，有些机器需要换零件，又不好意思向别人开口要钱，往往是自己贴钱买零件帮忙修好。

　　那年头，送礼不盛行，做了好事能赢得对方一声“谢谢！”就心满意足了。

　　从县二小转正后，我在社会逐步有了声誉，在街上，时儿可以看到赞许的目光，

　　靠自已的能力，我开始找到了自尊。

　　这是我63年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后，心理上的第一次变化：

　　“我并非处处都得求人，别人也开始求我了！”

　　（二）

　　70年招收的初中班，初中毕业后，72年全部上山下乡。

　　72年秋季学校又招收了二个初中班，学校改名为胜利路学校，从小学到高中，实行九年制教学，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

　　改名后，学校开始从各处调人来，补充中学老师。

　　周忠实从东街小学调来任主管中学的副校长，后又将其好友唐钱贵从县一小调来，任72级初中一个班的班主任，上语文课。

　　从师大调来一位中文系女大学生，重庆人名叫曹红霞，个头不高，但人长得精巧漂亮，很有气质和水平。

　　她当72级另一个初中班的班主任并上该班语文课，我当该班副班主任，上两个班的数学和物理。（己没有工基和农基课了，恢复物理、化学课）。

　　因我和她是正副班主任，接触时间多，双方也谈得来，彼此映象不错。

　　然来听说她是重庆造反派中著名播音员，原名不叫曹红霞，叫曹滢珏，自已感到有封资修的味道，便根据毛主席诗词：“红霞万朵百重衣”改名为曹红霞。

　　周忠实和唐钱贵都非为科班出身，周忠实副校长好像也是代课转正，所以开始跟曹红霞有些不和，背后有说曹红霞曾是造反派的闲话。

　　但曹红霞出身好，丈夫又是工程军部队的的军医，后台硬，加之曹红霞为人大量，有着重庆妞直来直去的豪爽性格，不计较小事，也不搬弄事非，本人是正式毕业的本科大学生，所以没有把这些闲话放在心上。

　　当时全校还没有一个老师是本科生。

　　所以，女校长张祥福对她特别关爱，没过两年就发展她入了党，成了年级组长。

　　最后大伙在她面前只好腑首称臣了。

　　我对她的好感，首先来于对她是本科大学生的崇敬；

　　另外是，她对周围的同志一视同仁，不势利，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先天不足，几经磨难才免强转正的代课教师，没有另眼相看；

　　最后是她在文学方面确有水平，学校先后安排我俩多次写批判文章，也被派往教育局写全县教育系统的批判文章，从中我看到了她的才思敏捷，文笔锋利辛辣，很多观点跟我不谋而合。

　　学校经常参加镇上，县上组织的义务劳动，如造田植树，下乡抢收抢种，一去就是一个星期或半个月，我是她班的副班主任，所以每次带学生下乡，我和她都分在一处，时间长了，和她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很看重我的才气和教书水平， 因我是初中班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是不是暗恋她了？

　　我不知道，只感一天见不到她，就如有所失。

　　一次，我和她一起写批判文章，因怕干挠，决定到我家大院去写，母亲热情地接待了她，上午完成初稿，决定下午修改后定稿，午饭后我在床上小憩，朦胧中我仿佛看见曹红霞从外面进来，走到我床边，倒在我身边睡下了，我心中一惊，便叫了一声：

　　“曹红霞。”

　　身边的人忽然坐起来大声地问：

　　“你梦见谁了，你在叫谁？”

　　我一下醒来，见是元村在问我。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傻笑答讪道：

　　“我没有叫什么呵！”

　　这事最终还是在元村心里起了疙瘩，79年我们闹离婚，成了元村攻击我的炮弹。

　　对曹红霞我的确从心里喜欢她，因她符合我恋爱潜意识中，女方要漂亮、聪明、有才华的标准，如高中时，我暗恋黄翠兰一样。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是否从心里喜欢我，我只感到平时她非常乐意和我在一起，有次还邀请我一人去她家做客，用最好的酒芯糖招待我。

　　对我放在学校寝室中，我和元村的订婚照片，她好像非常欣赏，每次来寝室都要仔细观看。

　　那张照片，元村照的非常漂亮，妩媚温柔，紧紧地靠在我身边。

　　有次她轻轻说道：

　　“你爱人没有照片上漂亮。”

　　好几次我们班上学生合影，我感到她总是紧紧挨着我，和元村在照片上靠着我的姿式一样，让人心神荡漾，微微不安：

　　“她可能是无意的，我是不是太自觉多情了？”。

　　她和丈夫关系，看来不错，只是经常不在家。

　　调来学校后，她己有一个孩子，在校又生了一个，因她家离学校远，一度她曾在学校要了一间寝室。

　　她的寝室紧挨我的寝室，大家相互串门十方便，她跟我爱人元村关系也好，大家礼上往来。

　　76年初，她随夫调往唐山，从此渺无音信。

　　她算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个异性朋友，不属红颜知已，只能是我喑恋的对象而已。

　　（三）

　　73年上级号召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办工厂，办农场的勤工俭学活动。

　　我校决定由我负责开办一家粉笔厂，总投资可能不到2千元钱。

　　专门请一位造粉笔的师傅，修了一座烧石膏的土炉子，安装了打碎石膏的粉碎机，还去眉山粉笔厂学习了几天，回来便依样画葫芦，生产起粉笔。

　　全厂只有我和一个工人，我没有被正式任命职务，厂也无营业执照，粉笔生产好后，由教育局统一发给各学校使用，

　　反馈回来的意见是：

　　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时，易断。

　　几经改正，仍掌握不好烧制石膏的火候，无钱请专业师傅来指导或再度外出学习，搞了几个月，因质量始终过不了关，粉笔厂也就寿终正寝了。

　　学校在办厂理念上，只是紧跟形势，做做样子，造个声势就行了，并非真心办厂。

　　我对生产粉笔早无兴趣，粉笔厂停办正合我意。

　　74年县广播站筹建电视转播台，我决定自筹资金装一台电子管直放式电视机，显象管用工厂处理的示波管代替，经过二三个月的安装调试，可以收到电视节目了，因水平同步不好，人物始终变形，白毛女总是弯着腿，杨伯佬老是跎着背。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调试，县转播台刚安装完毕，也正处于调试阶段，转播台出问题，信号时有时无，我收看的影像也一闪一闪的。

　　当年谁家都没有电视机，大单位才可能有一部电子管电视机。

　　所以，我一调电视，学校大院的男女老小都会跑来看，真是里三层外三层，

　　电视上的人物，一会儿亮像，一会儿隐身并且严重变形，时儿有头无身，时儿有身无头，张冠李戴，形象错位，引得大伙哈哈大笑，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明堂。

　　但那年代，文娱生活匮乏，大家能聚在一起开怀大笑，十分开心，无论天晴下雨，不管我有事没事，到时候大家都围堵在我寝室外，等我调试电视。

　　一次，元村打扫卫生，擦窗户时，不小心将一张窗玻璃碰了下来，正好砸到示波管上，把示波管砸破，声音如炸弹爆炸，碎片一地，当时我不在家，回来时看到我心爱的电视机没有了，心痛得差点跟元村闹离婚。

　　元村怪我说：

　　“谁叫你有头无尾，没有把电视机装成箱，各组件摆在桌子上，把寝室里唯一张桌子全放满了，吃饭写字的地方都没有。”

　　我说：

　　“不是还没有调试好吗？我怎么装箱？你明明看到示波管放在窗下，你去擦什么窗子嘛？又不长眼睛……。你知不知道？示波管是电视机的核心，现在示波管没有，整个电视机也算报废了，可惜我几个月的心血！”

　　元村赌气地说：

　　“我赔你！”

　　我冷笑道：

　　“你知道示波管多少钱一支，25元，你一月的工资也买不起？”……

　　双方互不相让，吵闹得惊动了学校领导。

　　后来学校领导开会，认为我自费装电视机，也算搞教育科研活动，考虑到我家经济本身困难，决心给我补助我50元钱，支持我的研究活动。

　　我拿到钱后，又重新买了示波管等被损坏了的器件，重装了电视机，并为示波管包了一层铁壳，以防不测。

　　75年全县举行自制教具成果展，我的电视机代表学校参加了展览，引起哄动，全县各学校都没有电视机，我校能自行装配出电视机，在全县属首次，最后评比得了奖，为学校争了光。我在全县更出名了。

　　当时县上有电视机的单位不多，出问题了，找不到人修理，大家知道我能自己装出电视机，推想我维修电视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慕名来求我修电视机的就有好几家。

　　厂家正规生产的电视机比我自装的简易电视机复杂多了，以高压来说，正规电视机显像管的第二高压为1万多伏，我的示波管才要求1千多伏。

　　我有在筑路处时敢吃“胆大钱”的经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

　　心想：既然有人把我推上舞台，我就得去表演，这是机会，边演边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就这样，我帮助很多单位修好了不少机子，也迫使我钻研了不少书籍，

　　在全县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中，我的技术处于前茅位置，一些无线电爱好者，如人民医院的卢医生，医药公司的老王，都慕名拜访，砌蹉技术。

　　（四）

　　我在学校有两位比较要好的朋友，一位是师院毕业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卢德明，一位是唐钱贵，他们都喜欢交朋结友，四处拉关系，热衷社会活动。

　　拉关系也需要资本的，靠金钱是不行的，大家都是拿死工资吃饭，谁也不比谁富裕多少，其它本事他们又没有，因他们都是学中文的，没有人会请他们帮忙写书信文章之类，

　　但他们认识我，知道我有无线电维修技术，又好说话，因此他们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我的本事很多是靠他们给吹出来的，很多维修机器也是通过他们的手递到我手中，

　　按现在的说法，他们算是我的经纪人了。

　　通过他们，我开始在社会上认识了不少有权势的人物。

　　通过他们，我也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实惠，

　　经他们介绍来的，一般维修好后，总会从他们手上拿到如一袋大米或几斤腊肉之类的回报，

　　各有所需，他们有面子，我有实惠，

　　大家关系越拉越紧，成了“哥们”“兄弟伙”。

　　卢德明因年青，有一定工作能力，善于拉关系，跟他打交道的人，只要出了力，他想方设法都要让你得到回报，不会让你白干，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合作，加之他又是大学生，在我们学校没有工作几年，便被调到教育局，从办事员逐步升到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公杜书记，文化局长等职务。

　　他从政后，帮了我不少忙。

　　在学校时，他和我是邻居，他和我校小学教师李秀英的恋爱婚烟，还是在我和元村的撮合下走到一起的。

　　他算是我的“世交”，到老，还时有往来。

　　和我在初中班一起工作的年青老师，后来被调出去当官的不少：

　　周忠实副校长调教育局，任主管小学教育的副局长。

　　开始，我和他关系一般，我只是从上下级关系上尊重他，认为他水平一般，跟他没有多余的话，而跟曹红霞，余超等正规大学毕业的老师，打得火热，可能冷落了他和一些非科班出身的老师。

　　在学校办高中班，讨论高中任课教师时，他将我排斥在外，后来将名单报给教育局，请局上从外校调高中物理教师来我校任教时，被局上人事何科长顶了回来，何说：

　　“你们学校魏朝宏，其水平完全可以教高中物理，为什么不用？”

　　我并不认识何科长，只是她的儿女在我校读初中时，我教过他们，她可能从儿女口中知道我的水平， 就此我成了教高中物理的专职教师。

　　此事后，我注意了跟周忠实和唐钱贵的关系。

　　跟周忠实副校长共事多年后，我逐步感到他办事极其认真，作风扎实深入，有头有尾，兢兢业业，不搞花架子，较廉洁公正，除自身有一定能力和水平外，善于用人，特别是他圈内的人，他能大胆使用。

　　周总理逝世时，我第一次听到周忠实副校长朗读自已起草的祭文，大为震惊和感动，对他平时少有表露的才华，深深拆服，改变了以前认为他：“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会拉帮结派，会钻营，耍权术”的看法，

　　以后逐步进入了他们的圈子内，他当了副局长后，为我和元村的工作调动，职称，进修升造，大开绿灯，帮了不少忙。

　　76年情明节，人民以悼念周总理为名，在北京天安门集会，发出了“要民主，反独栽”，“富民强国”的声音。

　　这是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是对党内派系间争权夺利，不顾人民死活极其不满的总爆发；

　　是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受其愚弄，开始觉醒，不愿再听其政治说教，呼吁民主自由的时代强音。

　　4.5运动，后来以邓小平作为替罪羊，冠以“总后台”，被镇压下去，

　　随之而来的是由上而下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水浒，批宋江，反对投降主义”的运动，

　　但广大群众，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对这种人整人的现象以深恶痛绝，运动的雷声虽大，但雨点小，落到下面，连毛毛雨也没有了。

　　一次学校下乡劳动，晚饭后无事，我和几位老师，包括副校长周忠实，坐在农家院落聊天，一位老师说：

　　“邓小平一下复出，一下又被打倒，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是江青他们的意思？现在的事情一日三变，真让人搞不懂！”

　　大家见有领导在场，无人搭话。

　　突然周忠实说：

　　“管他是哪个的意思，这么多年，把人都搞烦了！邓小平下台了，国家这么大，谁来具体管？让江青他们来管，管得了吗？”

　　我吃惊地听着周副校长的答话，跟他一起工作了五六年了，还是第一次听到他唱反调的声音，以前听到的全是正面的、歌动颂德，紧跟形势的发言或讲话。

　　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当着众人敢说这样话，我真佩服他的勇气，也说明他信任我们……

　　我相信这是他说的心里话。

　　我想：

　　“他都感到烦了，文化大革命真要寿终正寝了。”

　　5月份，闹地震，以躲地震为名，各单位纷纷放假，学校停课，放学生回家，老师们都把床从家搬出来，在学校操坝上搭帐蓬睡觉。

　　“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就在闹地震中被闹掉了。

　　（五）

　　在学校住的教师有30多家，开始躲地震时，大家都挤到一个大帐蓬内，各家各户以蚊罩为单位相互隔开，一到晚上特别热闹，孩子们格外高兴，东窜西跳。

　　我们家在学校较穷，无地位，加之我内心自卑，所以处处限制我们孩子的行动，怕把别人吵着了。

　　我这个人不太想凑热闹，特别是熟人多的地方，总希望有一块自己藏身的地方，那怕是手掌大一块天地也行，躲开人世间纷纭，任思想自由驰骋。

　　见天气一天天暖和，我干脆在帐蓬外的空地上，用课桌搭成床，睡在外面，谁也干涉不了谁。

　　每当躺下，仰望满天星斗，心中到是十分遐意。

　　6月份有关地震的消息，越传越利害，说：

　　“江口县地处邛崃山脉和龙门山脉两个分界处，城郊玉龙山下就是断层。这次地震至少七级以上，江口县是地震中心。”

　　县上成立了许多监察站，每天都有异常情况报上来，闹得人心惶惶，很多家庭都把老人和孩子转移到外面去了，我和元村也决定先把双方母亲和孩子转走。

　　我母亲随大姐全家先去了成都，住在大姐夫老家。

　　元村送她母亲和我们两个孩子去重庆她二嫂（赵元和爱人）老家躲避。

　　元村送她妈离开那天，身上无钱，路上碰到原筑路处的黄文臣，向他说明情况后，黄文臣毫不犹豫地借给了她20元。

　　事后元村对我说：

　　“黄文臣真慷慨，当时兵荒马乱的，借钱给别人，还不知道别人今后能不能还，但我向他一说明情况，他二话不说，马上从身上摸了20元给我，够朋友！”

　　因无钱买车票，即使有钱，因逃离的人太多，去成都的车票早已买不到了。

　　元村妈是坐大弟朝荣好友秀湾水电站驾驶员老冯的顺路车去成都。

　　记得是在中医院门口等车，车刚到，驾驶室的车门还没有打开，元村妈就慌忙往车窗上爬。

　　……

　　由此可知，人们当时的慌乱程度。

　　全家老小，除瞎子三哥外，被送走完了，

　　我决定坚守阵地，

　　不走！

　　危急时对瞎子三哥还有所照应。

　　第二天，地震风声更紧，人们都说：

　　“就在这两天要发生七级以上地震，震中是江口县城，地震后县城可能会陷下去。”

　　“太可怕了！”

　　我回大井街老家跟三哥商量，决定不在城里住了，去北门外农村躲躲，

　　我用自行车将三哥托到北门外刘正根家。

　　刘正根两兄弟，刚解放时，和我们同住大井街徐家大院，后因地主成份被驱逐下乡，他们下乡后跟大院街邻仍保持往来，跟我家关系特别好。

　　当晚，我们不敢睡在茅屋里，怕真的地震了，房屋墙倒塌被砸住，便抱了一些稻草在房外屋檐下，我和三哥合衣躺在草上睡觉。

　　半夜1点过钟，忽然听到附近机床厂的高音喇叭响起，播音员用十分紧张的声音广播道：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刚接到地震指挥部通知：江口县在12小时内要发生七级以上地震，各单位立即组织人员疏散！立即组织人员疏散！2小时后，指挥部检查疏散情况，留守民兵立即到县武装部集合待命！”

　　广播重复了三、四遍后，只听到厂里人声鼎沸，公路上的汽车声响成一遍。

　　我和三哥紧张地爬了起来，决定马上离开江口县，用自行车把三哥托到成都去。

　　刘正根听后，也紧张，但无奈，因他们不知向哪里走，决定等天亮了再说。

　　从正根家出来，赶到县城里，见城里全乱了套，人们见汽车就爬，有几个戴红袖套的人想去阻挡，一下子被恐慌的人群推倒在地上。

　　去成都的公路上，全是拖儿带母的逃难人，有的用板车把全家老小拉上，有的用自行车前后托了四个人，总之能用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

　　步行走路的，背上披着被盖，手里牵着小孩，花花绿绿，哭哭啼啼……，

　　掉在地上的衣服，鞋袜不计其数。

　　我用自行车托着三哥，穿梭在惊惶失措的人群中，看到的情景真象“南征北战”电影中，国民党部队溃败逃跑的样子。

　　从江口县到成都我大姐夫家，我骑了近5个小时的车，跑了100多里路。

　　到时，母亲他们刚起床不久，正准备吃早饭。

　　大家听了江口县的情况后，决定当天就去成都火车站，乘火车去贵州四哥处。

　　到了火车站，火车站乱极了，候车室，站台上全挤满了逃难的人。

　　无人卖票，也无人检票，人们见火车就爬。

　　一趟去贵阳方向的火车，车箱里早已坐满了人，车门根本挤不上去，只能翻车窗进去。

　　我和大弟先翻窗进入车内，由外面的人把母亲、三哥、小孩一个个地掀上来，再由我们把他们拉进车内。

　　就这样我们从成都一直站着到了贵州，不吃不喝，共站了18个小时，脚都站肿了。

　　这次去四哥处有：

　　大姐两夫妻加3个孩子，5人；

　　大弟两口子加2个孩子，4人；

　　母亲、三哥和他女儿、幺弟、我，5人；

　　共计14人。

　　我到四哥处时，还不知道元村带着2个孩子和她妈跑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到了重庆？

　　用兵荒马乱来形容这次逃地震的狼狈样，一点也不过份。

　　四哥家住的是四嫂单位房，是一套一的房子，不到50平方，住5人。

　　二个大人，三个孩子，最小的文茂刚满1岁。

　　房小人多，已显涌挤，现一下子又增加14人，如何住？

　　对四川躲地震的情况，贵州也清楚，所以，四嫂向她单位领导反应家中的实际情况，领导马上将楼上一间10平米的空间借了出来，四哥在借来的空房地上铺满稻草，让全家所有男人住，下面一套一的房子，住女人和小孩。

　　我、三哥、四哥、大姐夫、大弟、幺弟共六人，住楼上空屋， 睡在稻草上；

　　母亲、四嫂、大姐、弟媳和孩子们全挤在下面。

　　住宿问题算是解决了，吃饭问题如何办？

　　当时粮食还是定量供应，因躲地震跑得慌，身上根本没有带粮票，大姐她们带了一点，是四川粮票，在贵州不能用！

　　近20人，每天至少需要十多斤粮食，四哥全家一月的口粮，吃不到一个星期就完了，总不能让大家饿肚子！

　　四哥、四嫂四处托人找关系，从公社，生产队买一些土豆，玉米回来充当主粮，

　　有几次，我跟四哥坐拖拉机，跑几十里路，到大山沟里买土豆，山路泥泞难走， 不时要下车推轮， 每次回来，全身都裹满泥。

　　煮饭用的是一口大铁罐，大铁罐一次可煮20多斤玉米糊，满满一罐，全家人一顿就吃得精光。

　　半个多月下来，发现人人都长胖了，因到了四哥家，平日各自身上的压力一下子卸掉了，不愁吃喝，整天无愁天虑，吃饱睡足当然要长胖。

　　但四哥明显瘦了，兄弟姐妹，拖儿带母，20多人的生活压力全落在他肩上，叫他如何不操心？如何不瘦？

　　四嫂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她有一个正吃奶的婴儿，看丈夫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每人都要吃喝拉屎，正常的生活被打乱，让人烦不烦？

　　我想，任何人都会烦！

　　但四嫂不是，她是一声不响地配合四哥，想尽办法克服困难。

　　平日下班，总是笑喝喝地，小声唱着歌回来，让母亲和大家感到安慰：

　　“因为我们的来到，给四哥和四嫂增添了不少麻烦，没有使他们感到不愉快吧？！”

　　我到四哥处一个星期后，元村带着两个孩子，从重庆来贵州了。

　　她说：

　　“我们和妈到重庆后，住到李群芳（她二嫂）家，第三天晚上元康全家（她弟弟）来到重庆，说你们到了四哥处。过两天，二哥元和也从广州回来了，我把妈托付给他，带着两个孩子便乘火车来了。”

　　元村在四哥家住了几天后，悄悄告诉我：

　　“群芳家是工人，较穷，我们一去就是七个人，增添了她家不少麻烦，有时煮的浠饭，清的见底，文祥如饿熊，一上桌子尽吃菜。一次群芳大哥请大家吃饭，一条鱼有一斤多重，揣上桌后，全桌十多人，没有一人动筷子去夹它，文祥不客气，夹了一大块放到嘴里，还没吃完，又去夹第二块，元和用眼睛瞪着他，他不理，我气得用筷子把他筷子打掉，太丢人丢脸了！”

　　“四哥这儿来了这么多人，他怎么受得了？每天看到四嫂高高兴兴地回家，有时还哼着歌，我感到他们真好！很高尚！”

　　元村在四哥家只住了七天，把两个孩子留给了我，又乘火车回重庆，到重庆后，由群芳哥哥找了一趟不要钱的火车，到山东看她大哥去了。

　　四嫂单位有一台电子管14寸的电视机坏了，长期放在办公室里，没人会修理，我去后不久，四嫂知道我会修电视机，便让我帮把她们局里的电视机修修。

　　我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把它修好了，从此每天晚上，单位院坝里都挤满了看电视的人。

　　以后四哥又让我为其它单位修好了二台电视机。

　　我们在四哥家住了两个多月，唐山大地震，平武大地震发生后才回四川。

　　走时，四哥从市政府开了一张证明，说明我们是从四川来贵州躲地震的，上火车不用买票。

　　火车运行到中途，列车员把没有买票的人通通赶到餐车上问情况或补票，动不动就打人，打得真利害，用啤酒瓶和空瓷盘猛地砸在人的头上，酒瓶和瓷盘砸得粉碎，人的脑袋被砸的鲜血直流，十分恐怖。

　　他们没有打我们，看了我们的证明后，把我们放在一边，让我们目睹这血腥的场面。

　　（六）

　　胜利路学校，在我所教过的数百学生中，有一位得意门生名叫伍子贤，是72年上的初中，曹红霞班上的学生，他父母都是教师，但出身地主，他班上有一半是县上当官的子女，他虽然聪明，成绩好，但仍然不受重视，属被排挤受气一类学生，遇事只能忍气吞声。

　　从他身上我看到我读高中时的影子。

　　他十分尊敬我，喜欢搞无电线，他和另一位学生田秀清，有事没事都爱跑到我寝室来，帮我做事，

　　他用功、办事认真。

　　我非常喜欢他，把我知道的无线电知识无私地教给他。

　　74年，他们初中毕业，是否能升高中，不是由考试决定， 而是由全班同学推荐选举决定。

　　两个初中毕业班，近100人， 只能推荐30人左右升学。

　　班上的小集团很严重，干部子弟一伙，几个娃娃王，可以主导选举的潮流，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有点怕他们，处处顺着，因他们父母都是县上领导，得罪不起。

　　象伍子贤这批成绩好，思想品德也好的学生，因出身不好，跟他们靠不到边，人数又少，势单力薄，显得十分孤立，完全可能推选不上去。

　　我和曹红霞都感到如象伍子贤的优秀学生升不了学，实在太可惜，是推荐工作的失败。

　　我们暗下决心，如学生选票不够，我们当老师的也应该有投票的权利，我们可以投他的票，另外在分组提名，人员安排方面，我们在下面也分别做了工作。

　　第一次投票结果，伍子贤和同班的另一个男生马洪都差一票通过，因还有一个升学名额，明天还得再次投票。

　　我们都知道这次选举，选票被几个干部娃娃王操纵了，学校领导和老师拿他们没有没法，马洪又是干部子女，其姨还是成都军区某某长，伍子贤明天的结果如何？

　　我心中无底，非常着急。

　　第二天，投票结果完全跟第一天一样，两个学生都差一票通过，我看此情况，以教师名义投了伍子贤一票，使伍子贤获得通过。

　　事后，马洪家长不服，四处告状说：

　　“老师不应该参予投票……老师操纵选举……作弊不公正”等。

　　最后还通过成都军区的关系闹到省教育厅，教育厅派专人下来调查处理此事。

　　我们年级组，在曹红霞的领导下空前团结，一致向领导和调查组强调，推荐选举在过程和结果上都是公开公正的，有记录可查，广大师生可以作证；

　　另外教师对推荐学生也应该有发言权，所以有投票的权利。

　　当时任县教育局的局长正好是周伯高，他见调查不出什么名堂，我除投票外，根本没有收受什么贿赂，伍子贤本人在校表现也不错，并己进了文庙中学读高中，所以此事闹了一个多月，不了了之。

　　76年伍子贤等高中毕业后，被下放到农村当农民。

　　打倒“四人帮”后， 77年7月传出全国准备恢复高考的消息，周伯高局长的侄女周春和粮食局局长曾明义的二女儿曾跃一起来我家找到我，请我帮助她们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曾跃父亲在文革初曾被我三哥等造反派批判斗争过，属三哥对立面。

　　但是在75年，粮食系统想在储存粮食方面搞技术革新，我高中同学毛昌云在粮食局粮库工作，他知道我在电子技术方面有一定水平，便邀请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他们的科研小组，我为他们搞一个“微音查虫计”。

　　储存的大米如生虫了，无需翻仓检查，只需把“查虫计”的探头插进粮堆里听有无虫子活动的声音，就可以判断有无虫子和虫子的多少。

　　曾局长知道我在帮助他们，非常支持，并没有因我是魏朝才的弟弟而有意刁难，说明曾局长是很有气量之人。

　　所以这次他女儿求到我，我也畅快答应，

　　一，我非常欣赏求上进的孩子，我没有上成大学的愿望，我希望我的学生能为我实现；

　　二，我想通过帮助曾跃，让曾局长知道，我们在为三哥以前不友好的言行道歉了。

　　9月份一天，元村在街上碰到伍子贤背着背兜在街上卖菜，便喊住他说：

　　“周春、曾跃都在请魏老师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你怎么还在街上卖菜？”

　　伍子贤一下呆住了，紧张地问：

　　“去哪儿考大学，什么时候考？”

　　原来他还不知道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78年初考试的消息，元村仔细向他说明了中央恢复高考的决定，并要他马上从乡里回来，来我家和周春他们一起复习。

　　77年国庆节前，伍子贤和他一位高中的好友王明一起来到我家，参加了我们的复习小组。

　　（七）

　　我家已从胜利路学校搬到民中教师宿舍去住。

　　有两间房，一间大一间小。

　　我们已有第二个孩子，是女儿文玲，我们全家四口挤在一间大房子里住，把小间空出来做复习室。

　　我明天去学校上班，晚上回来给他们讲课，除语文外，数学、物理、化学全讲。

　　他们的基础很差，在学校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学，高中毕业生，连小学的四则运算法则都搞不懂，

　　那时传出的笑话说：

　　“推荐去读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生，连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都不会，运算时是分子加分子，分母加分母，竟然等四分之二！”

　　所以给他们复习，纯属是在上新课，因时间紧，离考试只有三个多月时间，不分节假日，必须每个晚上都上课，有时要上到半夜12点才能讲完当天的内容。

　　无教材，我将我以前考大学用的复习资料找出来重新编写，并用复写纸抄录，发给每人一份。

　　我不知道哪儿冒出来如此大的热情和干劲，光用手编写抄录的数理化三科资料就有厚厚的三大本。

　　因高考大纲里规定，考题除考中学知识外，参考题还要涉及大学基础知识，所以我还必须自学大学课程，然后再向他们讲解。

　　另外我大姐女儿晓月已进入初中三年级，也要我给她补习数理化，准备考高中。

　　摘录我1977年12月19日日记：

　　任务：

　　（a）帮助晓月完成初中数学课程，其中包括给周春、曾跃、伍子贤的初中数学补课，时间一月左右，即78年1月20日左右结束。

　　（b）寒假期（约25天），对周春、伍子贤等人要加深复习，完成时初中数学知识的归类总结，同时开始对数学、物理、化学高中知识的补习。

　　（c）编写完中学物理复习提纲，争取在寒假期中付印。

　　（d）完成高等数学基础部份的备课，在春节后开始给周春、伍子贤等授课。

　　（e）自已马上开始对俄语的复习。

　　（f）对学校的教学工作，应抓好这学期末统考工作，高中初中课程要在18周前结束，然后集中时间抓好复习迎接全县统考。

　　六大任务，非常繁重。

　　具体时间安排，步骤和措施：

　　（1）12月以前搞完“应用数学”的微积分部分，主要是编写好提纲，了解阐明微积分运算的基本规律。78年1月底搞完高等数学基础部份。时间以晚上为主，9点至11点。

　　（2）物理复习提纲的编写工作，是在给周春、伍子贤复习时所整理的复习资料基础上，编写完整个中学部份的复习提纲。主要利用每天在学校上班的时间编写，如请示学校同意后，可以组织一部份在校学生（物理科代表）帮忙，学生主要任务是抄录，帮助改作业。

　　（3）早晨我学习俄语，晚在7点至9点给学生补课，放假后上午8：30至12点；下午2：30至5点；晚上7至9点均为补习时间，高中数、理、化知识应全部补习完。

　　从我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我的学习工作任务是何等的繁重，每天都在打仗，根本无休整时间。

　　对周春、伍子贤等我无任何需求，也不用他们付报酬，全是白干，对他们每一点进步，如能正确完成当天作业，我会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有些问题他们一时听不懂，第二天上班空暇时间我也在捉摸晚上如何讲解清楚，能让他们懂……

　　这些忘我工作的劲头，至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学雷锋做好人好事？

　　我没有那种觉悟！

　　施恩图报？

　　我想都没有想过！

　　到底为什么？

　　是我没有上大学，想出这口怨气吧？！

　　第一次高考结束，找我复习的五个学生中，伍子贤考上了科技大学水利系本科生，另一个专门我请辅导物理的代课教师屈昆，考上了师院，这是当年了不起的大事。

　　文庙中学四个班近200人，才考上七，八个，全县不到十三人。

　　我的复习班五人就考中二个，全县都震动了，

　　78年找我复习的有七，八个人，又考上了两个本科生，两名中专生，伍子贤的好朋友王明经我一年多辅导复习考上农学院的本科生，屈昆堂弟屈非请我辅导物理，考上师院物理系。

　　魏朝宏的名字再一次在全县教育界响起。

　　两届高考，让我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知名人物，成了全县顶呱呱的优秀教师。

　　是时代需要造就了我。

　　是形势逼迫我去适应，去迎合。

　　（八）

　　78年老三届知青很多都去参加高考，

　　元村也去考了，没有考上。

　　78年我看许多知青都想圆了大学梦。

　　78年我也想去考，去教育局报名，没报上，原因是我不属于老三届，我也没有很好去争取，当时政策很松动，可能积极争取一下应该是有希望，

　　我有点三心二意，因国家己经决79年举行第一届研究生考试，我想去考研究生。

　　就当时的水平来看，我报考研究生是好高鹜远，我连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的书也没有自学完，何况外语更是一窍不通，英语只是依照电大教教材，听了几次电视讲课。

　　如能报考大学，我的把握很大。

　　思想上深一层的意思，是我爱面子：

　　“不愿跟我的学生进同一考室，万一考差了怎么办？我不应该跟学生们处了同一起跑线，他们考大学，我应该考研究生才正常！”

　　79年2月的一天晚上听了中央广播电台关于今年招收研究生消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考与不考，年龄己限制到35岁（我刚好满35岁），再不考就没有机会了，但自己的外语根本过不了关，时间还有3个月，要考如何准备？

　　考！决定考，做好考不起的心理准备，抓紧一切时间，迎接考试。

　　在时间安排上要想办法挤：

　　每天除上班时间外至少要保证六小时的自学时间。

　　79年3月县第三中校来人要我帮忙给他们上高二物理的复习课，

　　老同学毛昌云叔叔的人情，推不脱！……

　　时间太紧张了，任务重，没有人来分担我的工作，

　　每天下班后还得煮饭，很耽误时间，总完不成当天的学习任务，但爱人和孩子们放学要回家吃饭， 饭不能不做， 只能坚持……

　　79年4月12日考研究生开始报名，心里没底，只有硬着头皮去碰运气了！

　　79年6月2日接研究生考试成绩通知单，考得一塌糊涂，主科考了40多分，英语考了11分，结果明确， 没有被录取。

　　（九）

　　我校77年招收的第一个高中班，79年毕业， 但到78年底上级决定我校取消高中戴帽， 79级高中班停办。只差半年，该高中班就要毕业参加高考了，让这批学生合并到县四中去，还需要一段适应过程，对升学影响很大，广大老师、学生、家长都不愿意就此离开，都希望在我校读到毕业，或者能合并到全县最好的中学──-文庙中学去。

　　但文庙中学担心我校第一届高中的教学质量不好，合并到他校后，会影响他们学校的升学率，不愿接收。

　　上级又下了死命令，必须78年底，完成高中撤消合并工作，

　　没有办法，大部份学生去了县四中，少数学生通过关系转到教学质量较好的水电局子弟校。

　　79年开学后一个月，学生们纷纷来学校找我说：

　　“在新学校的物理课，总听不懂，请给我们补补。”

　　我本来就喜欢这批学生，忽然让他们离去，我真舍不得，现在看到他们学习上遇困难，那有不帮忙的道理。

　　于是我每天晚上就在我校的一个大教室里讲课，下面黑压压坐满了学生，有五六十人，大大起超过了我原班学生人数，听说是文庙中校高中毕业班的一些学生，知道我补习物理，放弃了自已学校的补习，跑来傍听的。

　　补课是全义务， 不收取任何费用。

　　79年初，县第三中学知道我校高中班撤消了，便通过学校领导请我去三中，给该校高中毕业班上复习课。

　　巨源中学在县三中附近，知道我在给三中补习后，又请我顺便去巨源中校，给他们学校初中毕业班补习物理课。

　　我在我校，除上一个高中班的物理外，还教两个初中毕业班的物理，

　　这两年， 我校初中物理成绩一直在全县领先，超过文庙中学初中班。

　　78年，在一次全县初中物理研讨会上，我的发言，被教育局整理后发给全县各中学，着为毕业班各科总复习的参考。

　　巨源中校请我去帮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县三中和巨源中学事后都给我每节一课2元钱的补课费。

　　这是我文革后，第一次有赏劳动，帮别人补课拿报酬，在江口县属首例。

　　以后教育局知道我给外学校补课拿钱的事，教育局沈局长派人过问了一下，调查的结果是：

　　“是学校主动给魏朝宏上课的辛苦费，魏朝宏没有向对方要过钱。另外魏朝宏家庭本身困难，两口子都是低工资，还得拖两个孩子！”

　　“拿了就拿了吧！”

　　局上默认了。

　　79年上学期是我最忙的年头。

　　白天，我给本校两个初中毕生班上课，还要去20多里外的三中和巨源中学上课，晚上给我校原79级高中班的学生补课。

　　一天讲七、八节课，嗓子都讲哑了，常言道：

　　“说话伤神”

　　有时我走下课堂直冒虚汗，像虚脱，脸苍白，没有神气，只想喝水，不想吃饭，看此情况，同学们总是心疼地围着我，问长问短，端茶送水，

　　一举一动，一点一滴都浸透着了师生间的深情厚意。

　　79年高考结果，我校原79高中班升学率超过全县所以学校，和文庙中学基本持平，

　　如果最后一学期不是被分出去，教学上闪了火，一定会超过文庙中学。

　　这一切，使我在教育界的名气如日冲天，

　　为79年底调到文庙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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