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米

第一章 生不逢时

　　还有半个月就是1943年的春节了，可战乱中的县城仍显不出一点过年的气氛，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践踏了半个湖南，正在逼近边远的茶陵。

　　就在12月14日的子时，正是月黑风高的深夜时分，在远远传来的大炮轰鸣声中，一个婴孩大声啼哭着，极不情愿地在黑暗中来到了人世间。这就是我，时任湘东醴陵、浏阳、茶陵、攸县、平江五县税务局长谢海芳家中的第十一个孩子。

　　要说我们这谢家，倒还很有点根基，按族谱上的记载，是东晋宰相谢安的后代。还在谢安出任当朝宰相之前，已有他的从兄谢尚任尚书仆射、镇西将军、豫州刺史。谢尚去世后，他的职位全由其兄谢奕继任。谢奕之后，其职分别为两个弟弟谢万和谢石担任。谢安指挥淝水之战大胜后，东晋朝庭为表彰谢家的功勋，同时封谢安为庐陵郡公、谢石为南康公、谢玄为康乐公、谢琰为望蔡公。谢氏一门四公，鼎贵无比，成为仅次于琅邪王氏的高峻门第。谢安、谢奕、谢万兄弟之女儿先后嫁给琅邪大族王珣、王珉兄弟和王羲之子王凝之。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形象地概述了谢姓老祖宗的辉煌。

　　到了元朝，四十世传人谢新（扑六，字汉卿，号江南居士）出任梅州县令，徙家梅县，死后葬于丙村金盘堡，成为谢姓广东梅州派开基祖。其后裔又扩展到白渡、文社、文沙、程江、以及潮州、江西等地。

　　我听老人们说，后世的谢氏家族可就没有了老祖宗的雄风。到了我的曾祖辈，几乎家产散尽，沦为布衣。我成年后，曾写了首“梦游乌衣巷”，感叹谢氏家族的衰败：

　　断垣叠几重，

　　石巷九曲通，

　　画粱蛛结网，

　　彩栋蚁镂空。

　　残菊抱幽露，

　　败荷留香风，

　　燕子再飞来，

　　可识东山翁。

　　我的祖父谢开荣，出生在梅县丙村雁洋，由于家境贫寒，他的童年没进过学堂，就在拣柴、放牛、种地、耕田中度过。才十六岁时他就离开家乡，到汕头一家铁工厂当学徒，挣钱养家。他很勤奋，脑瓜子也很灵活，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发迹了，一跃而成为汕头市的首富。他不但拥有了汕头最长的一条街棗镇安街，开了当地最大的百货公司，还买了据说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条远洋轮船。他的生意做到了南洋一带，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拥有大量的橡胶园。

　　祖父和缅甸出生的南洋富豪胡文虎曾是师兄弟，同时拜一个江湖术士为师，学得配制八卦丹、万金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药物的方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万金油。胡文虎生产的是“虎标”万金油，我祖父出品的万金油则叫的是“象标”。

　　胡文虎仗着他是师兄，不让我祖父生产万金油，祖父自然不答应。于是，胡文虎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把我祖父告到了法院，说什么：“老虎是四条腿，他的大象也是四条腿，而且大象比老虎个子大得多，这不是有意压住我吗，这可不行，不能让他再生产。”

　　他就和我祖父打起官司来了。那个时候打官司哪有什么法律条文，哪讲什么公理、规矩，就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不讲原告、被告，不管有理无理，谁出的钱多就该谁赢。

　　要论当时的经济实力，谢、胡两家是旗鼓相当，双方就比着出钱往下拼，官司持续了三年多仍不见输赢。据说胡文虎见势不妙，花重金搬动了一个当大官的亲戚出面干预，我的祖父最终输掉了这场官司。

　　老人家惨败之后悟出一个教训：朝中无官莫经商，耿耿于怀地期望子孙辈出一个当官的。不多时，机会来了，孙中山举起了三民主义的大旗，搞起了同盟会，发动了辛亥革命。祖父就让家中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二伯父谢作民（潮芳）参加了同盟会。根据孙中山的安排，二伯父从我祖父那里拿了一大笔钱先后到了印尼的雅加达和泗水，创办了《印尼申报》，积极鼓吹三民主义和辛亥革命，鼓动南洋华侨捐款支持辛亥革命。他还拿出很多钱，资助内地学生南洋留学，曲线报国。

　　我的祖父更是热切地期望辛亥革命成功。他捐给孙中山的钱是怎么给的呢，据我四叔所说，祖父每次运送大洋给孙中山买军火的时候，一请就是二十几个人的挑夫队，一个挑夫少说也要挑一百几十斤吧，就这样运过好几次，那个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的大洋是个什么价值呐，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县长一个月的薪水才五个大洋。所以说，能让我们这个家族自豪的是，祖父曾为辛亥革命出过很多钱，出过很大力，有着一定贡献。因为我的二伯父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和他关系恶劣，老蒋怀恨在心，从来就不提谢家捐款这笔事。

　　祖父的晚年却犯了一个大错，走上了彻底破产的绝路。事情是这样的，祖父六十五岁那年，我的祖母因病去世了。经人家撮合，祖父娶回一个姓杨的十八岁女孩当老婆，又为他生了三个女儿。

　　这个“小祖母”很厉害，她一进谢家的门，就不知道用什么“迷魂汤”把祖父灌得神魂颠倒，一步步地逼着他把南洋的所有生意停下来，把资金全都收缩回汕头。她还勾结主管公司业务大权的总经理，也就是我的大伯父谢深芳，偷偷把所有的资金转移出去，购买了德国和俄罗斯等银行的很多债券。怎么个多法呢？我小时候曾经拿着玩过一张票面为四十万马克的债券，四叔对我说，这个女人真是胆大，就是这么高面额的债券，她也是一沓一沓地买进来。

　　后来，时局越来越乱，这些债券一贬再贬，到祖父八十五岁去世时，他千辛万苦垒起的家业已经变成了六箱花纸片。等到战后，德国债券可以兑现时，价值几亿元的债券有的被日本人抢走，有的被自家的亲戚搞走，连四叔都拿了不少，受用一辈子。

　　有懂风水的人说，我祖父的破产是犯了天忌。他们的理由是，祖辈的人是决不能给孙辈取名号的，否则，要么短命，要么破产。我的祖父不信这一套，孙辈十一个人的名字全都是他事先取好，生下来就入座对号。所以，他老人家虽然高寿，但落得个破产告终。尽管老人家去世后，就葬在他生前找的几个风水先生挑选的“金鹅孵蛋”的好墓地，也未能挽救家族的厄运。

　　于是，谢家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家道破落，名门望族早已名不副实，接着就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母亲后来对我说：“你的八字不好，还在吃奶的时候，就跟着一家人奔波逃难。”

　　母亲告诉我，日本鬼子逼近时，政府安排了汽车运送有头面的官员和家眷南撤，父亲当着五县税务局长，也算是地方上的大员，自然能享受这个待遇。可他念在兄弟情深，担心路途危险，把派给他的汽车让给了四叔一家人。

　　父亲是个大男子主义，他坐着一乘两人抬的轻轿，缠过小脚的母亲则呼前看后地带着儿女们步行，向着八百里之外的梅县老家跋涉。才两个月的我坐在请人挑着的箩筐里，担子另一头的箩筐里坐着我的小姐姐。

　　负责保护我们一家人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班，他们保护了几天后却打起了歪算盘，竟想抢劫了财产就散伙各自回家，一路上都在窥测着时机。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我那二哥人很机灵，又是军校毕业的优等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双手都能开枪，而且枪法很好。他随身就带着手枪。这些当兵的一打鬼主意，就让他察觉到了。二哥悄悄地把情况告诉父亲，劝父亲赶快把这伙人辞掉。可父亲不以为然，他说这些兵的官长都得过他的照应，和他关系很好，动身前还反反复复嘱咐过他们，不会有问题。二哥只能暗中作好准备，时时密切地监视着那些士兵的一举一动。

　　来到湘粤边界的三江口已是正午时分，正要翻越南岭大山的时候，那些当兵的突然停下脚步发难了。他们一个个端起枪，枪口对着我的父亲和母亲，为首的班长开口说：“只要把钱交出来，就不伤你们全家性命。”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随着一声枪响，一根树枝被打断掉了下来。几乎是枪声响起的同时，一支手枪顶在了那班长的背后，二哥大声喝道：“让他们都放下枪，不要命你就试试。”

　　那些士兵吓得魂飞魄散，还不等班长命令都丢下了手中的枪。二哥诚恳地对他们说：“我父亲一直待你们不薄，更与你们无怨无仇。大家都是难中之人，何苦干这种叛逆不道的蠢事，就是按江湖规矩也说不过去吧。你们谁没有父母姐弟，就是枉杀十几条性命，抢点财物回家，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你们就不怕结下血海深仇吗？”

　　见他们都低着脑袋不吭声，二哥缓和了口气说：“你们有难处，可以好好商量，我们会尽量帮助你们。”

　　那班长就说：“这个世道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我们被拉丁在外，也着急家中亲人，实在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我父亲说：“你们有难处，想回家，这些都可以体谅，但不能干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成为天地不容的坏人。”

　　那班长当即带着士兵们赌咒发誓，说有了钱，回家一定好好种田，改恶从善作个好人。

　　于是，我父亲答应，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半分给他们。那班长得到了他的一份却并不满足，他硬是死缠硬磨地要走了我父亲的一支美国派克钢笔才算了事。

　　这班警卫散掉后，就靠二哥一支枪护着，一家人日夜兼程回到了梅县丙村镇。我懂事后，每当听到哥哥姐姐说起这段经历，我都会下意识地看看母亲的缠过的脚，不由得深深感叹，近千里的路程，凭这双小脚是怎么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