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你小子真鬼呀！”

　　“怎啦？”“幸亏你那么写了，要不，班长就丢了党藉啦。”我再问询，老大哥大概是因为党内机密？不肯多说了。后来从别人嘴里听到，孙主任在党内会议上，说甄志无组织、无纪律，将调查的结果不向组织上汇报，竟私自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目的是挑动学生们起来闹事，制造事端，向党进攻，已经丧失了立场，变成了反党分子，建议开除出党藉，让大家讨论通过。要不是老大哥带头反对，把事情闹到党委会上，据理力争，党委才没有批准，只是给了班长个警告处分。由此可见，当中间派的想法也不是处世之道，而是自己脱离现实的幻想——此路不通。

　　从此之后，下决心再不过问班里的事了，差不多每天晚夕，都要到传达室问有没有我的信，总想着从刘瑞英的回信中得到肯定的回答。此时此刻，更希望得到她的爱，慰藉我这颗折磨得憔悴了的身心。这天还没进门，老张就把信递了过来，一看信封，正是她来的，心脏不禁砰砰乱跳，急忙走到校外，看看无人，抖抖索索地拆开一看，哎呀！我的老天！这不是要我登天吗？她说她早已看出我的心思了，假期中和父母商量，大人们挺尊重她的选择，但有个先决条件：女婿必须是党员，因为妈妈在机要室工作，爷爷、父亲和姐姐也都是党员。所以是否党员至关重要。她一再解释入党得经过长期考验，得需要时间，等以后一定劝我入党。父母说，那现在至少也应当是个团员，否则的话，就不要登刘家的门。因此，希望我尽快地解决团藉问题。

　　别的都好办，惟有这个问题，在医学院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首先团支书许大杰这一关就通不过，到了团委冯书记那里更不会批准，至于孙主任那里，岂能让一个“下游”入团？哪不是梦想？这个条件，对我来说岂不是比登天也难！

　　但我仍不死心，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说明情况，请她体谅苦衷，请求宽限三、二年，到了新的单位一定争取早日加入团、党组织，满足父母的要求。同时，抱着碰运气的想法，硬着头皮写了一封申请入团的报告，双手呈送给了许大杰。

　　许大杰接报告时，那浮泡的上眼皮里，眼珠子斜扫了我一眼，嘴唇沟一撇，喉咙里圪咕一响，差点儿忍不住笑出声来。那意思是说：你小子也不拿镜子照照嘴脸？真是异想天开——开甚的玩笑！哼着鼻子说：“研究研究再说吧。”我的心顿时冰凉，只好耷拉着脑袋红着脸离开了他，只好把希望放在刘瑞英的回信上，盼她能够等我几年。走出教室正好碰上闫芝兰，看我面色不好，全身蔫溜溜的，惊讶地问：“怎啦？”我将申请的事说了，她忍不住扑哧地笑了：“他通过我的申请，还后悔得不的了呢，又跑到冯书记那里说了好多的不是，想阻止团委批准。”说着向我乜斜地望了一眼：“哪还能让你通过？别瞎想了。”我瞪了她一眼：都是你这个妖精害的，要是没你，哪会落到这个地步？算我倒了八辈子大霉，遇上了你这个扫帚星。回到宿舍，老大哥听了，也忍不住笑了：“开甚的玩笑？我说你得了精神分裂症了，净干些想都不敢想的，言行不一的事，你还不承认哩。啊——你以为写了那么一张大字报，有了功啦，就可以解决了？实话告诉你吧，孙主任嫌你泼冷水，把贴大字报的高潮泼了下去，达不到想把甄志打成反党分子的目的，恨死你了，还想入团？我说你呀，别做梦了！”

　　看来入团的事是彻底没希望了，然而在爱情上还不死心，听人说：一个人要是打心里面爱上了一个人，就甚也不嫌了，死活都要跟上你走，有的连父母都不认，弃家私奔。何况，我还不是不愿入党、团的？只不过是暂时情况不允许罢了。她要是真心的话，相信她会等我二、三年的。老大哥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瞎想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学好功课，掌握技术，等毕业分派了工作再考虑吧。”这样看来还是老大哥实在，说的是肺腑之言。

　　晚上，又写了一封信给刘瑞英，说明情况，望她能够理解我的处境、苦衷，能够等三、二年。这学期几乎所有的临床课都开讲了，大家对从省城医学院下放的李教授讲的内科学挺重视，而且很快地产生了兴趣，老大哥买了本《实用内科学》作为参考。等到他复习其他课时，我就借来看，因而收获不小。可是发现其他课的老师，自从写了那张走中间路的大字报以后，似乎比先番打成“下游”时，不那么关心我了。好像是看出我表里不一，为人投机取巧的缘故？因此对班里的事情，除了有关学习的事，都很冷淡，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免得惹事生非。一到晚夕就到球场，可是队员们因为消耗体力太大，吃不到足够的粮食都不愿比赛，只是在蓝下练习练习定位投蓝而已。偶尔有比赛任务，我们就要求霍老师发给补助粮，而事务长老是叫苦连天，说上级没有额外的补助，弄得霍老师挺伤脑筋，也不再像先番一句一个霍老师，强调他的尊严了，只好央求大家勒紧裤腰带完成比赛任务。在练习定位投蓝时，由不的就说起前年童书记带领大家到省城赛球时，受到招待或是住宾馆吃得佳珍美味，谈得津津有味，肚子好像有了记忆力，竟咕咕地叫了起来，饿得连球也投不高了。霍老师的两条腿也不像先番那样上下弹跳了，因而严禁我们搞这种“精神会餐”，不过那双眼睛仍旧在漂亮的女生脸上溜来溜去。可是他越禁止，我们越馋，由不得又“会馋”起来了，不得已，他只好提前结束训练。

　　在这样的“精神会餐”中，我常常想起和刘瑞英在一起的那些甜蜜日子，联想到眼下在班里的处境，勾起心病来，胸口内就憋得慌，好像置身在广袤的，望不到边际，层层波纹的大沙漠里，感到无比的荒凉、孤独、绝望，真想放声痛哭一场。

　　不久，接到了她的回信，表示愿意等我三、二年，希望我读读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积极参加班里的各种活动，为早日加入团组织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要努力学习，据她这些天在医院实习的体会，当一个大夫必需枝术过硬，否则就会遭人小看，在医院里站不住脚。要求我一定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这封信好比是一剂兴奋剂，使我激动得心都快跳出胸膛来了，高兴得直流眼泪。就好似在节日的晚上观看焰火，在那幽蓝、宁静的夜空，突然出现无数的火星爆炸，放出五彩光华，晶芒四射，耀眼生辉，流照在人们脸上的惊喜，那样的激动、欢欣、快乐，真想举起信跑回去大声告给老大哥、班长和要好的同学们。

　　五一节前夕，学生会要求各班至少出一个节目，准备在节日与附属医院联欢。班长的心情一直不好，让张秀英负责组织人，搞一个歌舞节目。我一反常态，立即主动找张秀英。她说正想找我商量，演啥内容的歌舞？要我帮助她设计动作。我马上表态：一定为咱们班里增光。

　　因为有好多同学，以前在高中演过《花儿与少年》，因此以此为基础，改编了一个新歌舞《山坡上的花儿》，曲调是用西北地区的“花儿”，歌词由张秀英创作，有齐唱、对唱，舞蹈动作根据歌词由我来设计。大家很快就演熟了，就是闫芝兰没有基础，唱得尽走调儿，动作更不协调。以我的意见，重调一位同学，可是张秀英不同意，知道她俩关系好，只得一边拍着巴掌唱着歌，一边做示范动作，一句一句地教。她可能是看到我嫌她笨，心情更紧张了，唱的唱的就手忙脚乱，就乱了套了。

　　我们是在教室里排练的，有好多同学不去运动场，坐在座位上观看。许大杰常绷着脸冷眼瞧我指导闫芝兰，有时看到我伸手纠正闫芝兰的动作，手把手地耐心教，就不住地冷笑。笑得我也心慌了——本来自已是为加入团组织而参加的，想给他个好的印像，不料他多心，反倒加深了嫉恨。弄得我也手忙脚乱了。好多同学产生了误会，以为我和她有意，彼此感情冲动，因而动作慌乱，有的竟哈哈大笑。许大杰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咬牙切齿。

　　其实，我打心里也怪闫芝兰“滑头”，还能在团支部通过之后，不再积极靠近支部书记了？今番他看得有气，焉能同意我入团？这个闫芝兰啊，真是命里的克星，害得我好苦！后来我有意躲闫芝兰，可她反倒缠得紧紧的，问了这个手势，又问那个步法——唉，算倒了八辈子霉啦！演出时，闫芝兰和我有一段对唱，她很动感情，乜斜着眼睛，甩着手腕，围着我转，舞得婀娜多姿。唱得也温柔、甜蜜，立即得到观众喝彩。我心里发慌，一眼瞧见冯书记在台下，正冲着我皱眉头，眼里不断地射出嫉恨的光芒。心里想：完了！

　　在后台卸装时，闫芝兰笑盈盈地走到我跟前，娇声哆气地说：“志诚，”伸起胳膊：“来呀，给我解开这死扣子。”

　　我心里正咒她：妖精，祸水！狠狠地白了她一眼：“找女同学解去。”扭头就走。心想在班里参加各种活动，只要有她在，对我来说，绝对没有好结果。

　　为了早日入团，我仔细阅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想从改造世界观上着眼，读了第一遍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光为自已，性情不能放纵，得约束自已，尊重别人。再读时认为：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对我的启发很大，做为一个学医的人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学好医，将来才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于是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功课中去，连球场也懒得去了，只是在霍老师召集时才去练习练习定位投蓝。

　　到期终考试时，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可以说是全班第一。

　　那年放了假，决定绕道省城去刘瑞英实习的医院。她们再有十来天就毕业了，要在假期中等候分派工作。我在本地花高价买了二斤本地的特产沙果，在火车上用粮票买了一斤列车上供应的饼干——不敢排长队去买议价点心。（那一斤要花掉比平价的高出十倍的钱哩，差不多等于一个工人十天的工资）便兴冲冲地找到了日日夜夜想念的她。正赶上她歇班，看到我，顽皮地眨巴眼睛笑着说：“咣，还带了这么好的礼品？”她倒挺大方，当着她们班好多同学，一点儿也不羞涩，就好像我已是她的未婚夫，提起礼品说：“走，咱们逛公园去。”正当盛夏，骄阳似火，她身穿一件花布连衣裙，丰腴的乳房、细腰、颀长的身材，全呈现出来了。一手挎着我的胳膊，一手抡着装礼品的网兜，又说又笑，说她有时还代表医院赛球哩，说她勾蓝板球、盖帽的动作，很受医院领导的赏识。我挨着她那肩膀，嗅着她身上散发出温馨的体香，感到陶醉，仿佛在梦中。

　　公园里游人很少，显得很寂静，偶尔可以听到街上汽车传来嘀嘀的喇叭声。穿过湖心的白石桥，顺着草坪边的甬道，来到一片树林里。只见浓荫匝地，眼前尽是一株株苍木粼皮的树干，有时还可以看到斜射进来的一缕阳光，挺晃眼的，显得周围阴阴沉沉，更加致静。我俩坐在一株盘根错节的树下，一边吃着沙果、饼干，一边谈心。我将演歌舞的事如实告给了她，并说了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感受，说明等到了新的单位一定解决团藉问题，希望她一定等我。

　　她眯着眼皮，望着前方，听得十分认真，长长地吐了口气说：“好吧，”神情很严肃：“我尽量说服我爸、我妈。”我很激动，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禁不住转过身搂住她的脖子，笨拙地吻她的脸蛋儿。她并不拒绝，抬头送上微张的嘴唇——我俩接了一个深深的吻，一直到彼此出不上气来。她眨巴眼皮笑眯眯地看着我的眼睛：“你——一点儿也不老实。”我红着脸呐呐吭吭地说：“见了你——就控制不住了。”她脸儿通红，猛地搂住我，将脸儿偎在我的肩头上。我立刻感觉到她也渴望爱抚。我很冲动，紧紧抱着她的细腰，将她抱了起来，感觉到她那微微隆起而又有弹性的乳房，紧贴在我的胸膛上，享受到一种贴心的饱满，醉心的舒服。狂吻之后，她仰起头，掠着散乱的头发，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儿悄声说：“盼你早日解决了——咱们好——”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她惊得捩过脸，看到有人走来，才慌里慌张的松手分开。这个假期，村里的情况更糟了，好多老人得了浮肿病，有的临咽气，还嚷着吃个干馍馍，不愿做饿死鬼。父母由于有姐姐给济，又寄钱又寄粮票，还没浮肿，但也成天的嚷饿，让人看得心烦。在家住了几天，想着刘瑞英的话，忽然想到城里公社医院病人也少不了，何不回医院找到老院长，应用已掌握的知识，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帮着处理病人，给医院留下个好的印像，将来毕业要求回来时，也好及早地解决团藉问题。

　　果然，公社医院里住满了浮肿病人，可是营养药品早用光了，没办法，我和老院长上山刨了好多黄精、何首鸟，配合上一些其他的草药，竟救活了不少病危的患者，临开学时带着公社医院的好评和好多患者的感谢信，满怀希望地交给了我们的孙主任。传达室老张递给我一封信，说是刘瑞英留的。急忙拆开看，说她因为蓝球打得好，承蒙实习医院院长与校方联系，已经留在省人民医院了。在校分派时，本想即时去信，又怕你们大队弄丢了，故托老张转交。望见信后回音。

　　读完以后，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她留在了大医院里；忧的是恐怕明年自已毕业分派工作，去不了省人民医院，因为这些年这样的医院要的都是本科生，很少有大专生去的。看来，只好要求分派时，请求分派到省城的郊区，方能和她经常在一起。可是这几年大专生大多是分派在县城医院。很少有分派到省城的。一般地说来，女同志是不愿意跟上男人到县城的。而她是不是会放弃城市生活呢？不禁产生了忧虑，感到困难重重。想来想去，不敢多想了，只好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态度，到那时候再看吧！眼下，先学好功课再说。在回信中我不敢提这些忧虑。一是恭贺；二是表决心，争取早日解决团藉问题；三是望她好好工作。我们再上一学期课，就要去医院实习了，也就是说要当实习大夫了。可是过去的二年学了些甚呢？够不够当实习大夫的资格呢？想起先番讲得那些“跃进课”，心腹空空，不禁心慌。眼前，只有抓紧时间，回头按照基础课详细补习，赶上现在的课程，学好临床课，才好去实习。要不去了，两眼沤黑，一问三不知，面对病人和上级大夫下不了诊断，哪不是去出洋相？去丢人败兴？因此上大家都很焦急，开始珍惜时间，一早一晚增加一个小时，补习功课。

　　这样一来，消耗得能量就多了，那点仅能维持基础代谢的口粮，哪能经得住这样超负荷的折腾？加上饥饿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经常不知不觉地“精神会餐”，经常弄得是饥肠漉漉，一个个就像饿狼似的——

　　有一次我们去帮助附近大队“起葫萝卜”，队长放了话：只许吃不准往回带。大家都晓得葫萝卜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于是就放开肚量吃开了，以至往村里抬运时，撑得连路也走不动，到了晚上全班的人都跑开厕所。第二天，看到我们像饿狼似的，吓得那位队长再也不敢唤我们去帮忙了。

　　收秋之后，一到星期天，我们只好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相跟上到地里“溜秋”，寻找社员们没有收净的粮食。上坡地刨马铃薯，大秋庄稼地里找嫩玉米棒子，到边山一带，爬上树摘小枣——要是在树上探不到就用石子儿瞄准打，常常是打得浑身大汗，那消耗掉的热能往往比收获到的多——得不偿失啊，可是为了填饱肚皮也就在所不计了。有时碰上好运气，竟能省下一顿饭，然后将两顿饭并在一块儿，美美地饱餐一顿，那可真是在这个世上最满足、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刻了。

　　女同学也不甘落后，她们心细，常常钻进玉米地里，爬在谷子田里，道路旁边，一颗一粒地检，真是精打细收，真正做到了颗粒返家了。起初我还纳闷儿，宿舍现在还没生火炉，这些生粮怎的下口？有一次去张秀英、闫芝兰她们宿舍，看到她们人人个个都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笑着问：“吃甚的美食？”闫芝兰俏皮地歪着头瞟了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不告你，这是我们的专利。”我转身便走，张秀英拦住说：“别外传，你看。”她提起暖水瓶将开水先倒了出来，然后瓶口朝下一抖动，便倒出许多的熟玉米粒来了。

　　啊？！明白了，这真是伟大的创举！只要将捡回来的生玉米装进瓶内，拿到荼炉房用开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闷上一夜，不就是一顿可口的熟食吗？看来，要想喝小米细粥也不成问题了。我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高！高明！难为你们能想出来，了不起！”

　　她们抿着嘴儿，还在细嚼慢咽，品尝美味哩。

　　后来老师们也看得眼红了，不过他们不合伙，而是单独行动，大概是师道尊严的思想作祟？不好意思和学生争食？可他们寻食的本领又远远不如学生，后来也就找我们合伙了。有一次那位主讲外科学的副教授，在我们用石子儿挥汗打枣儿的劳动下，竟然也拾到半口兜小枣，那高兴的样子呀，不亚于小孩子吃饱奶那样的喜眉笑眼。

　　我们的“溜秋”活动，一直延续到下了大雪，地里、山坡上再也看不到土壤了，方才停止。

　　小雪以后的一天，是礼拜天。按照这学期的习惯，不是去“溜秋”，就是在教室里补习以前的功课，今天却意外地发现老大哥又在陪班长下棋，我凑在跟前观阵，发现老大哥要走横车立马，立即指着棋子说：“小心！他要——”“不要多嘴。”班长不动声色地说。老大哥语重心长地说：“你这个毛病得改了。要不，要吃大亏哩。”班长一边下棋一边说：“我原来也好说，可是经过”反右“，一下子就改了。”“听见了吗？”老大哥看了我一眼：“这是教训。”“听见了。”我看到班长走“炮”，不由得说：“当头炮马来照。”老大哥扫了我一眼说：“你听见甚了？刚说你不要多嘴，到时候就管不住嘴巴了。我说你呀，等弄清楚对方的意图，和肚皮商量好对策了，再说也不迟。你这个毛病改不掉呀，小心吃家伙——后面还有”车“哩，准备杀你，置于死地。与人处世，也应当如此，懂吗？”“懂。”“就怕你不懂哩——张志勇是怎样被捕的？”这天晚上，躺在床上想：杀棋嘛，讲那么多干啥？好像我是三岁的孩子，一再拎住耳朵嘱咐——难道言外还有甚的意思？莫不是在警告？想到逮捕张志勇前他俩下棋的情景，猛地吃了一惊——啊！肯定有，神情顿时紧张，愁得一宿没睡好觉，尽做恶梦。第二天晚夕，孙主任来到教室——她有好久没来了，自从班长发现她借粮的事，就没有登过教室的门。此时召集开会，神情严肃，绷着面孔，绷得鼻唇沟上的纹络像刀裁似的那样又直又深，进门就狠狠地扫了我一眼。心想是不是捉住甚的把柄了？像收拾张志勇那样要下毒手？顿时，吓得心头砰砰乱跳，不过想起班长和老大哥的话，心里有了底儿，反正我不发言，看你怎样下手？她说：“根据校党委的安排意见，还有，我们班里出现的情况，嗯——好多人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完全违犯（背）了咱们医学院办院的方针，因此上，要组织大家讨论，希望大家多发言，要勇敢（踊跃）些嘛——”我看着她戴上黑框眼镜的那尊严面孔，听着她尽说些不达辞意的字眼儿，忍不住又想笑，可是想到老大哥的话，又偷眼看到同学一个个都咬着嘴唇，憋起鼓鼓的腮帮子，吓得出了身冷汗，哪里还有笑意？

　　尽管她做了好多的启发，可是人们想到“反右”斗争时，起初不也是动员帮助党整风，开展“交心”运动的？可是到后来就抓住把柄，打成了右派。因而谁也不肯发言，惟恐旧戏重演。后来许大杰带头发言（已经转正，成了正式党员了），大家仍然不敢作声。孙主任突然唤：“程志诚，谈谈你的看法吧。”吓了我一跳，心想这是有目的，可能是看到我的功课，差不多门门五分，要抓典型？战战竞竞地站了起来，连连摇头，说没有甚的看法。她皱着眉头问：“说说你得五分的经过嘛，嗯——还能没想法？”看来，不发言是不行了，考虑了片刻，从课桌里面取出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低头说道：“这本著作对我的教育很大，觉得人活着就应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应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作为一个学医的学生来说，就应该学好医疗知识，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因此上，我首先用党员的修养要求自已，上学期写了入团的申请，也就是想在”红“的基础上起步，努力钻研功课，同时尽量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利用假期到我先番工作的医院给病人看病，为人民服务，检验所学的知识，与”专“相结合，以便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我说的是读后感，确实也有这样的认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想满足刘瑞英父母的要求。再说，努力学习也是来学医的初衷，不过，这样的心里话，吓死我也不敢说出来。此时此刻，实在是孙主任逼得没办法了，方才来了这么一段官冕堂皇的发言。

　　不说老实话，还真顶事，她没有听出甚的问题，不好抓把柄，只得让大家就我的想法发表意见，结果除了许大杰说我只专不红外，大家都认为所说的情况与事实一样，老大哥还补充说我经常在宿舍里阅读《修养》。班长说在水库表现也不错。闫芝兰说我申请入团的愿望非常迫切。孙主任只好又指名让别的同学发言。

　　她不甘心，还要坚决完成校党委的任务，在班里一直召开了六次会议，几乎将学习成绩在四、五分的同学都叫了起来发言，想从中听出只“专”的言论，进行批判。后来，要不是上面发了文件：强调大型建筑立即停工，陡有虚名的院校立即下马，提出休养生息，不搞运动了——还不知要搞到甚时候哩。

　　大家表面上屈于孙主任的权威，好似尊敬，实际上打心里恨死她了。看到她高兴而来扫兴而去，都长长地出了口气。

　　老大哥在宿舍悄悄地说：“你小子还真有点儿急才，做了那么个发言，要不，非把你拨了”白旗“不可，那比”下游“也罪大，那你的档案里面可就有了”正经货“啦。因为这是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问题，这辈子别想翻身。”我好后怕，想到会影响入团，我的婚姻，连忙说：“多亏了你和班长的警告、指点。”

　　“当时我也不知内情，是班长透露的，你小子是内定了的”白旗“。只好在杀棋时借题劝告。”他笑了笑：“算你小子走运气，上面又发了哪些文件。”“照这情况来看，咱们医学院的牌子挂不成了？”“从五八年以来的情况看，”老大哥不满地说：“好不容易吹牛皮挂上了，哪还能轻易下掉？这些人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说你的，他干他的。听说，童书记又带上资料上省城吹牛去了。”摘掉医学院的牌子，那就等于将书记、校长的级别降了级，出门就不能坐小汽车了。那时的干部大多能上不能下，哪会自动退了下来？过了不久，在上级的追查下，本科班只好恢复成专科班，可是那块醒目的医学院的牌子，还是舍不得摘掉，一直到我们离校时还挂在大门旁边。至于浮夸假报的劲头，因为吹牛皮擂大鼓有上级赏识——能显示出上级领导下的辉煌的成绩，那样，你好我好，彼此都好，也很光彩，岂能改掉？后来竟发展成为升官的阶梯，向上爬的法宝，至今是有增无减。大概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缘故吧？这些老师培养出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吹牛的水平比当年的老师还要高明，花样儿翻新，千奇百怪，真是世上罕见！以至屡禁不止，成为当今政界上的一大公害。

　　我本来就神经衰弱，经过这件事就更衰弱了，总结出的教训是：运动时期，一是不说话；二是硬要让发言，要少说话；三是这少说话是要说假话；四是最好说官冕堂皇的套子话。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用来读《人民日报》的社论，做为我开口说话的本钱，同时，也是为了表现，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写一份入团申请报告书，尽管遭到许大杰的冷眼，卑夷的相待，但我还是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百厌不烦，一直到毕业。有时也为这种思想与言行不一致的行为，感到可笑，觉得悲哀，怀疑自已得的神经衰弱症已经发展到精神分裂症了，可是好多同学都夸赞我比先番好的多了，也进步的多了——说这就对了，和大家差不多一样就正常了。如此看来，众人也和我一样患上精神分裂症，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于是，也就心安理得地带上这个“病症”处世为人了。

　　至于学习嘛，也不像先番那样刻苦用功了，得分多少无所谓，只要不是二分就行。按时上、下课学习，大家说甚我说甚，大家做啥我做啥——这倒也省心——用不着再怄心沥血了。因此上一点儿也不累，在众人面前也不扎眼，连在评上、下游时嫉恨我的同学也说我进步了，完完全全走得是一条群众路线，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正常学生了。不知不觉的，一学期就安然无恙地度过去了。

　　最后的一学期是实习，也就是说，要去当“实习大夫”了。这可是检验我们二年半学习的理论，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医生的重要关口，是铁还是钢通过这个实习的熔炉就能见分晓了。

　　我们这个实习小组由许大杰领导，有闫芝兰和我，一共是十五个人，留在附属医院里实习。带我们实习的大多是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对于我们的学习情况，不敢说是了如指掌，也差不多是心中有底。

　　那时我们年青，好多人都对眼科、外科感兴趣。当时流行的行话是：金眼科、银外科凑凑敷敷干内科。因而许大杰安排实习表时，他留在眼科，将闫芝兰安排到了外科（据说冯书记曾请孙主任做介绍人，向闫芝兰征求过意见。闫芝兰怕父母不同意离过婚的人，推说暂不考虑婚姻问题。因此许大杰对闫芝兰还不死心，尽量照顾她的要求），而将我独自打发到皮肤科。心想：反正迟早都要轮流去各科，无所谓，皮肤科就皮肤科，悉听尊便。

　　一天晚夕，皮肤科老师有事外出，我正在宿舍写实习日记——突然看到窗外闫芝兰哭得两眼红肿，独自踉踉跄跄地回来，好生奇怪，连忙追到她们宿舍问询。只见她将白大褂摔在床上，伏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连忙问：“怎了？”她听到我的声音，哭得更惨了，又问：“是不是有人欺侮你了？”她摇了摇头。又问：“哪倒底发生了甚事？”仍然不回答，哭得更伤心了。看看屋子里就有我们两个，怕同学回来看见这场面多心，以为我行为不规，不敢久在，急忙走了出来。一直到晚上开饭时，悄悄地问那两个在外科实习的同学，方才知道情况。原来闫芝兰到外科病房实习时，起初跟着大夫查房，只是看、听，没碰到甚的难题。她心直口快，跟女病人关系搞得还挺好，很快就羸得了病人的信任，听到称她闫大夫时，常常是面带笑容，显出一副和霭可亲的大夫样子。这几天，她看管的是一位植了头皮的病人，是位纺织女工。因为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章，没戴白帽子，在机器旁边甩辫子时，一不小心，辫子绞进了机器里面，豁力一挣扎竟将头发和头皮一同扯了下来，当时就休克过去了。送到医院经过抢救，方才从死亡边缘上爬了回来。但一直出血，难以愈合，不得已，主治大夫给植了鸡皮，病情方有好转。不料前三天病人。突然悲观失望，痛不欲生，竟将这些天给的安眠药暗暗地积攒起来，一次吞服下去——

　　第二天查房时，发现昏迷不醒，濒于死亡。多亏主治大夫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大夫。一看瞳孔便知是服药自杀，经过抡救后，主治大夫仔细询问原因，病人哭着说：“让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怎的？”“你想想，头上长出了鸡毛，不成了妖精了，让我怎的见人呀——”“谁说的，要长鸡毛？”“闫大夫。”主治大夫气得脸色都青了，马上火爆喧天地把闫芝兰唤到办公室，当众责问：“你懂不懂医疗保护制？你从哪里学的，要长鸡毛？要是病人死了，让谁负责？”闫芝兰生得漂亮，对人心里从不存芥蒂，又善于交际，所以从来就是受人捧、受人爱的风流人物，哪里让人这样当众斥责过，当时是又惊怕又害羞，顿时就哭了。“真给人找麻烦！回去做检查，听候处理。”唉，植鸡皮本来是为了剌激伤口促进愈合，怎能长出鸡毛呢？真是不学无术，不懂装懂，差点儿弄出人命案件来。我听着，不禁为她的无知脸红。

　　许大杰闻知后，赶来安慰、劝导，一直到冯书记来了才怏怏离去。后来，可能是经过冯书记出面和附属医院联系？闫芝兰也没写甚的检查就又去实习去了。

　　我们班的这位团支部书记，自从入了党，很是得意。前些日子去实习时，穿上白大褂，挂上听诊器，看到一大群实习大夫跟在身后，听他号令，踌躇满志，觉得前途无限。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还真有点儿“领导人”的风度哩。他在内科实习时，自以为学得比我们强，在病人面前派头十足，下诊断时十分的武断。看到一位长期咳嗽的病人，竟然诊断为儿科特有的病：百日咳。代他实习的大夫听得好笑，可又不好意思当着病人的面多说，提醒他：“你这是在内科实习哩。”他一向在我们面前骄横惯了，居然说：“这个病人咳嗽，早够一百天了。”旁边的护士听了，咬着嘴唇咕咕着笑。

　　那位大夫瞥了他一眼问：“照这么说来，长期咳嗽的，就应当诊断为”千日咳“了？”后来，这位内科大夫对他同事们说起这事，逗得众人哈哈大笑。有位大夫绷着面孔说：“这有甚好笑的？跃进出来的大学生嘛，敢想敢干嘛，内科就怎了——照样能跃进出个百日咳来。”惹得好多大夫捧着肚子笑出了眼泪。从那时起，一提起我们这一届的，便被戏谑为：“跃进牌的大学生”。他的这些表现，给大夫们留下极坏的印象。从而看出我们的水平，比估计得还要低，连基本的要求也达不到，生怕出了事故负责任，就不允许同学们上手术台当助手了。

　　这样，我们只好站在窗外踮起脚尖向里瞧，就算是在手术室实习了。

　　然而最可悲的是素质高的专一班，专人民医院的大夫对她们的评价是：根本就不够当实习大夫的资格。而她们又不谦虚、谨慎，常在实习中提出些不着边际的尖端问题，以示渊博，弄得代她们实习的大夫打心里讨厌她们，向医院领导反映说自已水平低，带不了实习课。而她们的政治素质高，目光尖锐，说人家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否定大跃进的新人新事物，提出来要跟人家进行辩论，结果让院长也看出她们是头上长角的人，恐怕时间长了闹事，便借口医院病人多大夫少，没有时间带实习生，通知校方，另找地方实习——毫不客气地便将她们打发回来了。

　　我在外科实习，一来是因为在赛球时结识了不少打球的外科大夫；二来是搞过中医的临床工作，见到疑难病症时能够虚心请教；三来是在功课上曾下过苦功，心中有数。因而实习得比较顺利，尤其是那位跟上我们“溜秋”的外科副教授，待我特别好，他做胃大半切除术时还让我做第一助手哩，惹得许大杰那些人又眼红了，传出好多的流言蜚语，说我拍大夫们的马屁，云云。

　　就在我们实习的关键时刻，上级通知学校，立即下乡消灭三大疾病（营养不良性浮肿、小儿佝偻病、月经不调）。我仅仅在三个科室实习了，还有六、七个科没去，只得服从，遗憾地离开了实习的医院。回到宿舍，看不到最信赖、崇敬的老大哥，心里空朗朗的。听说他们那一组要回来了，立即跑到火车站迎接，一见面老大哥就问：“你小子面带喜色，实习好了吧？”

　　我从他背上取下行李，扛在肩膀上说：“还可以，你们呢？”“看来还是在自已医院实习好，”老大哥边走边说：“去了外院，问得多了，人家嫌烦；问得少了，咱不懂。咱们同学提的问题，又都是外行话，尽出洋相，弄得老师们哭笑不得，直摇脑袋。有些手术、操作不敢让同学们做，生怕出了事故交待不病人……唉！与其说这些天是去实习，还不如说是去参观哩。”回顾身后的同学，一个个垂头丧气，满脸的忧虑，李富贵唉声叹气：“将来，怎的给人看病呀？”“还将来呢？眼看就毕业了，马上就得给人看病哪！”“这不是让咱们拿人家的性命，当儿戏吗？”

　　“弄不好，还得蹲监狱哩。”

　　“甚的医专？培养出的专科生看不了病，还不如以前的中专生哩！”

　　“像许大杰在内科闹得笑话儿，中专生听了也会笑掉牙的。”听着同学们的议论，想到在附属医院实习的情况，心里苦凄凄的，真为前途担忧啊！班长带回的那个组，情况还比较好些，张秀英和几位女同学为了前途着想，跟带实习的大夫搞起恋爱，得到了实惠。看来，还是这个能歌善舞的张秀英有心计，毕竟在干疗院工作了几年，看透了人世，不抱幻想，从实际出发，经过认真的调查，相中了一位相貌平常的大夫——对方为了讨得她的欢心，竟放手让同学们操作，可是因为平时没学好功课，还是出了不少的洋相，闹出好多笑话。大夫们看得可怜，只好手把手地教。据说，张秀英还跟上那个未来的丈夫做了剖腹产手术哩。

　　我们回来以后，经过学习“三大疾病”的短期的培训，从内部资料得知：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出生率已经降低到0.04%以下了，也就是说死亡的人口大大地超过了出生的人口，如果再降低，就快到灭绝种族的地步了。因此抡救三大疾病的患者是降低死亡率，提高出生率，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既然上级把这样的重担交给我们来挑，那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也是最大光荣，至于实习的事嘛，那是小事一椿！于是我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培训，掌握三大疾病的知识，组成好多的巡回医疗小分队，背上行李，打着专区的旗号，又奔赴到各个县份去了。大概学校领导心里也清楚我们的低细，恐怕出事故担责任，分队时将应届毕业的同学打乱班次，与在校的编在了一起。我们这一组有专一（原本科班）、专二、专三和护士班的人。临出发时童书记鼓励我们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们四个人就应该超过诸葛亮了。”强调遇到危急病人，一定要共同商量处治，由专一班的同学领导，不准单独处置——我们去的是山区的一个大县份，据县委书记介绍：这个县的灾情比平川小，死得人不算太多。可是我们所到的大队，看到的是：年纪大的差不多都有浮肿，小孩子绝大多数有佝偻病，妇女们好多都患有月经不调，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不论大村还是小庄，天天都有抬出村外的死人，让人看得心酸掉泪。

　　开始治疗时还有糠肤粉，是用米糠、玉米棒子粉和少量的维生素混合制成的药品，虽然效果不怎样好，可到后来也用完了。看到这三种病人有增无减，急得我们这些“超诸葛亮的小分队”，干瞪眼没辨法。尤其是眼巴巴看着病人咽气，真是心如刀绞，常常拉住病人的手喊：“快醒醒！”仿佛能将病人从死亡边缘上拉了回来，然而可悲的是，病人白了我们一眼，还是去了。

　　我曾建议去深山老林里面去找黄精、何首鸟，可是去了，发现早被人挖走了，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将我们按社员标准吃食堂剩下的粮票，申请县粮食局批准买点儿白面，用水打成糊糊，喂给濒临死亡的患者喝上几口，延缓几天——

　　这种悲惨的局面，一直到来年地里长出草，树上爆出芽长出嫩叶，大队组织人刨野菜，捋树叶，才稍有好转。那一年上面已经允许刨小块儿荒地，号召在路旁、地边种植疏菜了，一直到夏天才大有好转。当我们回到学校时，发现人人个个面带饥色。仔细询问，好多同学都是将自已随社员标准吃食堂剩下的粮票，换成粮食。全给了危重病人了。

　　这次下乡巡回抢救三大疾病的患者，给我们感触最深刻的是：当医生的责任非同小可，瞬息间关系到生死存亡，如果没有渊博的医学知识，精湛的技术，那是绝对担负不了的。因而想到这三年所学得东西，从内心里感到愧疚，然而这能怨我们吗？想到即将走上医疗工作的岗位，面对危急的病人时，大家是又发愁又痛心，还有点儿愤懑，真想放声痛哭一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孙主任做了个动员报告。她还是那样盛气凌人，说今年医学院校的毕业生，除了护士专业的同学，大多可以分派到大医院外，其他的一律面向农村、山区、边防，希望大家坚决响应党委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立即行动起来，表明态度，写出决心书，贴到校党委的门口。

　　以往听她讲话都不敢提问，可是这次关系到切身利害，又考虑到她管理我们也没有几天了，好多人都举手提问。她眉头一皱，两眼阴沉，好似她那至高无尚的权力受到冲击，满脸的愠怒，哼着鼻子：“说吧。”

　　“我是从卫生部门内部招生考来的，我们单位希望我能够回去，学校能不能照顾这个要求？”“我家在农村，也是山区，能不能分派我回家乡工作？”“我爱人在城市工作，能不能照顾夫妻生活，分派回城市？或者是分派到离城市近点的地方？”“我在水库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这次下乡巡回到了山区，爬坡就疼得两眼生泪，能不能照顾到平川县份去？”“我父母就生我一个，年纪都大了，能不能照顾回去？”她听的不耐烦说：“我希望同学们要听话，个人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要听从党的安排——要保证（持）我们红旗班的荣誉，党团员要坚决地起带头作用，要坚决地行动起来，把服从分派的决心书，马上给我贴到党委去。”说完便气鼓鼓地走了。我早已料到向她提问，等于白说，看到好多同学瞪大眼睛冲着她的背影张嘴吐舌头，不禁苦笑。心想去刘瑞英那里工作的希望已成了泡影，只盼能回到故乡也就不错了。看到许大杰贴出了带头的第一份决心书，也照猫划虎地跟着写出：听从党的分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到山区、农村去！

　　我所以这样快就跟着党员贴出去，还想给孙主任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能够在档案袋里装进“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评语，到了新的单位能够早日解决团藉问题。唉！说起来也真够惭愧的，已快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了，还在梦寐以求地要求入团哩。老大哥和班长也相继表了态，知道写出要求来也是对牛弹琴，只好听天由命吧。没几天，党委门口的墙壁上便让决心书裱满了，红红绿绿的，那阵势真是气贯长虹威震山河！

　　大家朝夕相处了三年，眼看即将离别，还不知去到何方，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聚？因而那些平素要好的同学，聚在树荫下面挥泪话别，赠像片，写留言，语重心长，恋恋不舍。那些平时互相爱慕的男女同学，因为有校规约束，孙主任的监管，不敢表白，今番眼看就要分手，都急不可待地表明心思，或写出情书，或当面倾诉，也公开谈情说爱了。他们双双在树林下倾吐心声，直到深夜也不回宿舍。

　　就在这时，校园里突然爆出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目呆口张的新闻，我们的那位上课时经常偷眼瞟女生的体育霍老师，宣布要结婚了。对象竟然是我们女蓝的明星，被人们誉为全校拨尖的、素质高的专一班的同学。我知道她和男队的中铎要好，暗中相爱已有二年了，不久前还曾当着我的面对中铎说过：“霍先生是天下最讨人厌，最自负的家伙，一看到那颗大金牙，就觉得庸俗不堪。”而今竟然要嫁给他了，而且是像闪电似的，回校才不几天，就要举办婚礼？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男蓝的人凑在一起，商量贺喜的礼品时，好多人说：“真是日了怪啦，平时训练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怎就一下子就结起婚来了？”“这有甚大惊小怪的？这叫”各有所求“嘛。”“所求？”我问：“求甚哪？”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看看当前的形势？要是嫁给咱们中铎，还不钻山沟，当一辈子乡村医生？”

　　“是——吗？”

　　“谁还哄你？要不，急赶着结婚哩。”他凑近我的耳朵悄声：“今番结了婚，做分派方案时，咱们霍先生就可以要求照顾夫妻关系。她不就留在附属医院了。”啊！？我不由得想起和刘瑞英的关系，心里头立刻罩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

　　这天晚夕，心烦得很，回到宿舍，见老大哥和班长一边杀棋，一边聊天，听得老大哥说：“——你就别想了，人已死，想也没用，只能增加痛苦。我劝你，还是振作起来，将来到了农村，找个知心的农村闺女，比甚也强。你看我老婆，人虽长得不怎样，可是心好、实在，常惦着我——找对象嘛，心好是主要的，至于貌嘛，只要自已看着顺眼就行了。那人人都看着好的，心高意大，未必能和你白头到老——将军！”老大哥说得倒是实在话，心中一动，何必心烦？如果和刘瑞英搞不成，这倒是条路子，便搬了凳子观阵。刚看出点意思来，忽见闫芝兰大大方方地走进门，向我招手：“志诚，”说着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来一下，我有要事和你商量。”看她神色严肃便跟着出门，来到水塔下面的斜影下，她看看左右无人，从兜里掏出两封信问：“你看，该怎办？”

　　是许大杰和冯书记求爱的信，一时竟作起难来，不知如何回答，抬头问：“这事——看你喜欢谁？”“我拿不定主意，才来问你——志诚，”她低下头红着脸垂下眼皮悄声问：“你和刘瑞英的关系确定了没有？”

　　“基本上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