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来到阅览室一楼大厅时。我才重新对本市的气象台报以信心——据该台昨晚发布的天气预报称，今晚是“多云转阴，有时有雨”，出人意料的是，居然兑现了。
方婷像一种旋紧发条后突然放手的玩具车，倏地冲到出口处。望了望天，嘀咕了几句（具体表达了什么，由于信号不强，我的耳朵没能接收到），又重重地跺了跺脚——我认为至少表明两点：一，跺脚跟下不下雨确实不存在因果上的联系；二，本地出产的磁砖——质量并不差。
“现在怎么办？”她嘟着嘴，样子很着急，像香港电影中某个摩托车抛锚了的女演员。
“想试试雨中散步吗？”我粲然一笑，仪态我认为无懈可击。
“有毛病。”她白了我一眼――我发现我的笑容变得十分奇特了。
我们在大厅找了把沙发坐下。那儿堆放着各式书包、背包、手提包……不用说主人们都已进去利用阅览室的资源去了（这在前文中已有过交待了）。
而旁边墙壁上贴着“通告”一张：指出因为学生们在生活作风上的不拘小节，已经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小偷、扒手前来观光。建议学生们是不是考虑将各式皮包放入沙发右边的储存箱内。因为储存箱虽然比沙发高出近八十厘米，但生理学上已经证明，人体只需一个伸展运动就可将上述步骤完成。“通告”下面有某学生所注蓝色钢笔字一行，极为遒劲有力：“老子不吃这套”——十有八九是沙发上“放包一族”的形象代言人，我想。
我模仿阅览室内“运书”的操作程序，将两只背带上分别饰有卡通小猪和兔形吉祥物的书包，堆在另几只各有特色（其中一只书包由四十多种不同颜色的布料拼凑而成）的书包上。
先由我示范性地坐了下去。方婷有坐下来的趋势，但她更像是在推测我是否会有坐到地雷的可能，以便及时地调整行动。但我初步看来安然无恙，她这才从上衣的一个我从未发现过的口袋中掏出一叠纸巾（纸巾似乎永远用不完），动用了相当的精力，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保洁工作。
近五分钟，我们仿佛一组蜡制夫妻雕像，在大厅一角，充当某种象征性的点缀。
我让头部沿着东西方向的弧线来回转动（类似那种我们常见的“摇头电风扇”），故意装作对周围环境抱有极大兴趣，而实际上我却迫切想在两人的进一步交流上打开一个局面。
“你跟，你的——男朋友，近来还好吧？”
其实我根本不想问这个问题，但我不得不说话了。而一说完，我就像一个正在拆除某种引爆装置的排弹专家，暂时取消了呼吸系统的持续运行。
“别来刺激我。我很烦……很烦，知道吗？”
我原本以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会像琼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样一把揪住头发，然后把头摇个不停——但是没有，她表现了非同一般的镇定。只是把头发往后一甩（飘过一阵类似某种混合果汁的香味），并换了一种口气说道：
“等会儿，我想你或许能见到他了。”
“怎么，他也常来这儿吗？”
“不是，刚才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下课，知道我在这里，打算经过阅览室，顺路送我回去。”
“看来他对你很体贴嘛。”
“顺路而已。”
“顺路”的人终于来了。在我们还保持着一段我不至于像后来那样看清他青春痘长势的距离时，他已先向方婷这边投来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微笑，连我的皮带都看得出来，它非常勉强——当然，方婷供应的也是相同规格的笑容。
他们互相称对方为“喂”，我记得我昨天跟文具店老板也是这样打招呼的。
在他们的谈话开始后，“我”的存在被忽略了。但他们的所谈倒使我觉得亲切。因为我们平时在各地的公交车站、酒吧间、候车大厅，都能随时听到这一类的谈话。其特点是：什么东西离人类本身越远，他们就谈什么。
当这位“顺路的人”跟方婷谈完去年的一场台风是如何吹断男寝室楼前一株香樟树的其中一根树杈后，他总算注意到我了。我们同时警惕起来。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马洛，是方婷的——朋友。”
马洛？这名字好熟啊，但当时我并没想起来在哪儿看到过。
“哦，我叫龙川，”伸出右手，等待跟他来一个试探性的握手。但他却用双手握住了我，倒让我想起“新闻联播”中，国家领导人会面时的情形，“我是文学院的……”
“什么？”
“我说我是文学院的。”
“文学院？”神情像一个财大气粗的奴隶主正在掂量他想买的黑奴。潜台词是：到底值不值两先令啊。
我不免有点紧张了。况且我又在他的外套袖口上，新发现一个“√”形的“耐克”标记。这意味着他某方面的优势已经凸显出来，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青春痘给他带来的遗憾。而我的这套“彬彬”牌西服虽然很新，但毕竟多了两个“木”字。生产商要是知道他们这样做虽然避免了因侵权而引起的纠纷，但却给我的社交生活带来无比头疼的麻烦时，他们是会深表同情的。
“对，货真价实的文学院。如果你还想问是什么专业的话，我想说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这么说你不是新闻专业的？我在那儿有朋友。”
“完全可以想像。然而——我不是。”
“哦，其实——其实没什么，这个专业挺好，很轻松，一点没有压力，是吗？”
“专业本身的确不存在压力，”我用手指了指沙发，三人都坐了下去，“我们主要感受的是其他专业施加给我们的那部分压力，明白？”
他点了一下头，幅度很小——哪怕放在显微镜下。我不知道这是他出于礼貌，还是地球引力所致。
由于马洛强行抢占了有利地形，我是说他已想当然地居中而坐，造成我跟方婷隔海相望的局势（这表明马洛的主人翁意识很强），使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阅览室照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免为自身处境感到紧张。
马洛也开始像一台摇头电风扇那样的做起了头部运动。为了避免重复，我只能把头仰起，看着天花板上的一片污渍发呆。我把它想像成各种形状——海豹、烟灰缸、网球拍、手榴弹……最后在相扑手和起重机之间取舍不定。
我仍想用我的余光试着去获得方婷那边的信息，但视线却只搜索到马洛的两条粗腿。
“雨——下得很大。”马洛在头部运动告一段落后，对着前面的厕所说道。
“的确如此。”我搭了一句——每个字的发音都非常考究。
“你带伞了吗？”他问。
由于这新一轮的对话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废话的基调，因此，当这句问话向我袭来时，我毫不惊讶。
“没有，”我说，并索性陈上理由，“我没料到会下雨。”免得他再问“为什么不带”。
“我倒是早就知道今晚会下雨了，只是我不想带罢了。”
“原因是……”
“原因是我觉得带伞是一种累赘。”
“何以见得？”有不少女生说我有时讲话文绉绉的，是这样吗？
“你知道，心理学家善于从细节处来观察一个人的性格。我出门不喜欢带伞，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生活习惯，后来有一天看了一本心理学方面的著作，作者举例说不习惯带伞的人做事往往放得开手脚。我于是联想到自己，好像是有那么回事。”
我由此想到，非洲的许多部落目前还没有雨伞，我想给他们的酋长写封信，建议他们千万不要在部落生活中引进雨伞这种鬼东西，以便部落成员们在做事时，能永远像现在那样的放开手脚。
但是，这封给非洲酋长的信不妨慢慢来。当务之急，是我必须给这个自以为是的傻瓜来一针清醒剂了，否则说不定哪天他会在方婷面前放开他的手脚了。
“然而有趣的是，”我说，“我也有出门不带伞的习惯——非常抱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灵隐寺’的一个算命先生，对此却说我粗枝大叶，将来很可能一事无成。”
“你们读文科的就是缺少科学意识，懂吗？一个算命瞎子的话你也当真，我依据的可是大心理学家的权威著作。”
如果允许的话，我倒是想当面指出这个“放开手脚做事”的人——他所发出的声波已成功传至我的耳腔，没必要再另外以唾沫加以提醒，这虽然免费，但我并不喜欢。
“我说马洛，”这时方婷说话了，我感激涕零，“你的那把‘天堂伞’呢？就是你常带的那把，深蓝色的。”
“丢了。”
“丢了？什么时候？”
“昨——昨天。”
“怪不得今天做事就放得开手脚了，是吧，老兄？”我估计这句话对马洛的刺激不小，以至于后来我们每次想见，都会像两头发情期的公牛狭路相逢。但当时马洛却顺着我的思路，把眼睛望向了天花板上的那片污渍。这显然是想让我相信：刚才那句话在传播或接收上出了点问题——他根本没听到。
我想问他他是如何看待那片污渍的？他的观点是倾向于相扑手还是起重机？但随即我又根据初步的印象断定：马洛是不可能存在像我这样非凡的想像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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