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故乡记·之二

　　老家是个大村子——大到霸气十足的自然村，据权威人士透露人口已接近两万。于是，在当地就有了这样一种揶揄的说法——“××屯的笤帚疙瘩，出来也要蹦三蹦。”

　　正因为老家有这样的口碑，正因为老家人有这样的习性，在老家，就不难看到挥洒霸气，甚至霸道的事情。

　　从小处说，街坊邻居之间相处，如若其中有一家丁口兴旺，劳力众多，那么这一家子说话、做事就显得底气十足，颇有目空一切的味道；假如其中有的人家有做官掌权的，或者经商发财的，那派头就更不一般，说话牛气十足，做事横冲直撞；如果其中有一家子是个村官，那就非同一般了，周围所有的人说话、做事都要看他的脸色，甚至在他们家人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显得格外的谦恭——垂着手，顺着眼，伸着头，哈着腰。

　　这些现象，想必不是现在的产物，应该很早就有，只是我在家时尚为幼年，不省人事，没有多少感性的认识，但是，现在每每回到家乡，总能看到这样的事情，甚至还有几次要充当一下调解人，要和一下稀泥，要做一下裁判。于是，渐渐地才知道，印象中美妙无比，温馨无比，平静无比的老家与报章杂志、电视电台上披露的一些“问题村”一样并不太平。

　　“五一”长假回到老家，就听说了这样几件怪事。村长家是三代单传，所以对于唯一的儿媳能否生个男孩是格外的关注，作为村长的老公公，是眼睛整天盯着儿媳妇的肚子——看是否怀孕了，瞅怀的是男还是女（农村有种种从肚子的形态判断怀男怀女的说法）？然而，不知道是该村长操心还是其他别的原因，连续生了三个都是女孩，这急坏了村长，更难坏了镇里分管计划生育的副镇长——他一个人的工作做不好，弄得不光他一个村包括周围村子的工作都很难开展，于是，在做工作不奏效的情况下，镇里就派人到村长家里来硬的——将他儿媳妇拉到“计生办”去戴节育环儿。可是，村长早就把儿媳妇藏到了别的地方，无论怎么做思想工作，村长就是不吭声。最后实在挨不过去了，村长撩下这样一句话——我不张嘴，你们谁也别想戴上这环儿！说完，走了。还有一件事更是蹊跷。我村有一个痞子——无儿无女，只身一人。年前去祖坟上去烧纸，烧错了地方，在村长家的祖坟上烧了纸，放了鞭炮，且大哭了一场。别人知道他的事不能过问，否则是逮不着狐狸反而弄一身骚，因为在他身上“狗咬吕洞宾”的事是家常便饭，于是都装作没看见。可村长不乐意了，想问问怎么回事。这一问，可把这痞子的火给点起来了——不但不赔礼道歉，还拿了把刀找到村长门上去，硬要村长赔他火纸和鞭炮钱。最后，当然是村长不但赔了钱还要再道歉。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但是本质都是一样的——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谁的胳膊粗谁就是大爷，谁不讲理谁就吃稠的，否则就吃稀的，甚至连汤也喝不上。

　　本村内是这样，与外村更是离谱。要是我们村的羊啃了邻村的麦苗，邻村人不吭声啥事没有，人家要是说上一句什么，那么马上就恶语之后是恶拳。至于每年因为争水浇地引起的纠纷，那就更不用说了，好在邻村的人都识趣，知道我们村的人难缠，我们村不浇完地，人家宁肯花钱打井也不跟我们村的人争。农业税没有免除之前，镇里的领导一提到我们村征收税收就头皮子发麻，心里发憷，眼睛发蒙，宁肯扣一个月的奖金也不到我村去催收税款。前一段时间，原来放给私人经营的五路公共汽车线路，市交通局想收回去，有公交公司统一经营，并把原来的票价由2元降到1元，与全市的公交车票价一致起来。应该说这是好事，应该行得通，可最后市里硬是没有办到。原因很简单——原先经营5路公交车的大都是我们村的人，没有人敢惹，确切地说是——惹，没惹起。于是，全市的公交车票价都是1元，唯独5路车是2元，并且是由原来的经营者经营。

　　笔者罗嗦这些，即不是为我们村的恶人树碑立传，也不是认同这种霸道做法，更不是说只有我们村敢于这样做。只是想提醒人们——现在，我们的农村，占我们国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还是一块文明与法制都很稀有与淡漠的地方；我们的农民，占我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民，大都处在一种双重贫困与放纵自流的境地。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地为他们的生存与进步想一些办法，那么，这些难以统一与调教的民众一旦被生计集中、统一到一起，那将是无法抵御且十分可怕的一股力量！

　　2005.5.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