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

第一章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家庭，家家一样，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同”。许多年过去了，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题记

　　在我家兄妹四人中，姐姐排行老大。自然在这个家庭中她是最苦、最累的。姐姐出生在五十年代后期，可以说她的一生是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工作在调整时期，苦难、折磨、劳累，使她过早地衰老了。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由于父亲被定为“老弱病残，退休退职”，我们一家七口人，跟随父亲疏散下放来到了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那年姐姐十岁，我七岁。

　　山村坐落在红土高原哀牢山脉的一个山凹里，这里青山绿水，依山而下流淌着一条江，叫做南盘江。那时的山村极为落后，没有公路、没有电灯，生活在这里的山民们世世代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许是这里的山和水的缘故，山民们个个纯朴、憨厚、老实、勇敢。我们一家刚到小村的时候，没的住处，生产队腾出一间用土木结构的仓库，让我们一家七口人有了安身之地，没有做饭的，村民们七手八脚，在土基房的右侧给我们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厨房。谁家有困难，全村老百姓都来帮忙，谁家有婚丧嫁娶，男女老少都来凑个热闹。

　　那时的山村，可以说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什么机械都没有，一切都靠拼苦力，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山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在这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度日。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没有强壮的体力劳动是无法生存的。当时我们一家七口人，父亲和母亲下地干活，父亲由于不懂农活，尽管身体力壮每天仅得4分工分，母亲由于带有严重的眼病（高度近视），出入田间高步低步、东倒西歪，仅得2.5分工分。那时一个工分仅为0.11元，这样一年下来全家的年收入仅有280元，要养活一家七口人，显然是不够的。

　　一次，母亲与社员们一同下地栽秧，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塘里，母亲艰难地跋涉着。好一半天也只种了一小片，而且东一棵西一棵。一些社员并讥讽地说：“像你这样干什么活？还不如回家带小孩去。看她细皮嫩肉的，还戴上一付眼镜，像个知识分子，真是个臭老九。”母亲仍强忍着，艰难地度日。

　　看着父母每天疲惫的样子，看着母亲被人讥讽和嘲笑的情景，为了生活，年仅10岁的姐姐主动放弃了学业，充当了家庭的一个主要劳动力，白天她和大人们一样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把我的课本翻来学习。姐姐的学习非常好，常常我不懂的她都耐心地给我讲解，可惜的是她不能像我一样正常地读书了。

　　姐姐除了和大人们一样下地劳动外，还要找猪草、领妹妹，总有忙不完的事，有时动作稍慢了一点，还遭大人的打骂。一次，姐姐背着年仅半岁的妹妹去找猪草，一不小心摔倒在秧田里，瞬间妹妹的口鼻眼灌满了泥浆，当大人赶来时，不是安慰姐姐，而是一边给妹妹清洗脸上的泥浆、一边责怪、打骂姐姐，年幼的姐姐不知是妹妹满脸的泥浆吓坏了，还是怕父母的打骂，一股风地往山的那边跑去了，这一夜姐姐一直没有回来。

　　写到这里，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年仅10岁的小女孩，就承担了这样大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她还是个孩子，还需要大人的关心和抚爱，可环境的恶劣和社会的责任却催逼着她过早地成熟了。

　　不知过了多少年，我们一家七口人，又从那个充满艰辛和苦难的山村迁到了父亲原单位的矿区生活。按理说来，环境变了，条件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会随之带来变化。然而，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和母亲又无奈加入到了依托矿山而分娩出来的附属单位——“五七”公社，其工作性质，不是挖荒、挑荒，就是修路、填路。父母风里来，雨里去，每月辛辛苦苦下来，父亲30元，母亲27元，还不能有休息，必须30天出满勤、干满点。在那个什么东西都紧缺、什么都靠“票证”的年代，全家人每月才有不足60元的生活费又怎能够度日呢？

　　回到矿区后，姐姐虽然又回到了学校，但看着父母每天疲惫不堪和满脸忧虑的样子，早早懂事的姐姐，看在眼里却想不出其它办法来。每月的粮食不到半个的时间就完了，剩下半个月拿什么维持生活，吃饭要钱、读书要钱、穿衣要钱。于是在姐姐的带动下，我们在矿区的山坡上开垦了荒地，什么洋芋、金豆、苦菜、白菜、丰收瓜，只要能吃的什么都种，之后又养起了猪、鸡，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就这样诞生了，靠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

　　每天4点钟放学，姐姐都要挑着粪桶到厕所里打粪，然后吃力地挑上山给庄稼施肥，果真在她的精心照料之下，我们家的蔬菜比别家的长得旺盛。那时，象我们这样家境的人家也比较多，因此，厕所里的大粪就成了宝贝，大家都去争抢大粪。一天，姐姐象往常一样挑着粪桶来到厕所里打粪，几个男生故意占着粪坑不让姐姐去打，只要姐姐伸瓢过去，他们就拼命地挤，一男生干脆把大粪故意泼在姐姐身上，姐姐没有和他们争吵，含着眼泪硬是把大粪挑上了山。

　　到了每年的暑假和寒假，姐姐便是忙里忙外的人了，不是上山砍柴，就是去山凹割草买，不是去敲石头，就是去挖草乌买，大帮小补总算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丝丝的温暖。每缝春节或节假日，别家的孩子欢天喜地过大年，而我们的春节却大部份在山上度过，渴了喝点原质的“山泉”，饿了吃点自带的“饭团”，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就把一天的希望背回了家。

　　那时由于家庭的贫困，我们兄妹四人穿的都很破烂，比起那些富家子弟来，我们确实有些寒酸和抬不起头来，可姐姐却常常安慰我们，穿的陈旧点不要怕，关键的是要清洁整齐，雷锋叔叔的一双袜子都补了好几次还穿着呢。姐姐做事向来都很清洁，几乎我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姐姐一个人包揽了，到了奶奶病重瘫痪在床上时，整个的洗涮抬尿倒屎几乎都是姐姐一个干。

　　一到星期天，姐姐就带我们去矿区的碴子坡上、垃圾堆里捡破烂，什么牙膏皮、废铜烂铁，只要有价值的都捡来，然后再将这些“胜利品”拿到市场上，交换成现金，一分两分、一角两角握在手里，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高兴。那时因为穷交不起学费，母亲总是想办法去单位开证为我们免交学费，这样一年两年过去了，同学们就当我们叫“小免费”。我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为了不让“小免费”的“雅号”流传下去，我就和姐姐上山去敲石头、挖草乌买，然后偷偷地把自已劳动而来积赞起来的“小钱”，背着母亲把“免费证明”撕了拿去交了学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徒劳了，“小免费”的绰号依然没有制止下来，直到如今，老同学相见了，仍然还是那句：“你就是那个叫‘小免费’！”，这就是历史的痕迹，苦难的烙印，永远记载了人们的心头。

　　日子就这样平平谈谈地过着，不知不觉姐姐已经初中毕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知识青年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姐姐又告别了亲人、告别了这个既使她留念、又使无奈的家庭，第二次踏上了远去的农村路上。

　　姐姐的走，无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正当我们一家忧虑着怎样打发日子的时候，春雷一声震天响，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粉碎了“四人帮”。可以说，这一年是我们家开天劈地的大转折，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恢复了公职，姐姐已从农村召来当了工人，分在红河州的一个林场工作，我也光荣地入了伍，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