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风暴

顶级风暴·序言

　　上海是“四人帮”的滋生地。早在1965年11月，江青（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合谋炮制的《评〈海瑞罢官〉》，就在《文汇报》上刊出。在文学艺术领域掀起了批判运动。拉帮结伙初具形态。1966年2月，受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形成“纪要”。揭开了10年内乱的序幕。同年11月，“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王洪文封为司令。马上得到张春桥的纵容和扶持。真所谓物以类聚，沆瀣相投。一时间，四个人翻掌为云，覆手成雨，汹汹猖狂。最终把矛头指向窥伺已久的上海市委、市人委，要取而代之。1967年初，发动“一月革命”，又很快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会”）。刮起了“夺权”歪风，迅速蔓延开来，使得各地的党组织领导全部瘫痪。此后，他们以上海为最重要的据点，上蹿下跳，恶性扩张，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所形成的黑暗势焰，令人发指。甚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上海的余党仍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所以，上海也就势必成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重灾区。

　　然而，上海的党组织、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同“四人帮”作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市委曾多次作出规定，制止粗暴打斗行为。工人们以《老工人讲话了》为题，致电毛主席、党中央。市委宣传部几个干部组成“共向东”群众组织。《解放日报》拒绝报道和发行有关造反消息。上钢五厂张贴《历史不容颠倒》和《坚决打倒两面派江青》的大字报。市六医院医生宋岚以死抗争，临终前用鲜血书写“打倒江青”。音乐家贺绿汀在批斗会上反批斗。汽车发动机厂抨击工总司。南汇县党代会等公开声称“本单位没有走资派”。市档案馆办公室副主任、越剧团某武功教师等连续多次上书。“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都有人向中央反映情况。许许多多干部和原地下党员，在残酷迫害面前坚强不屈。全市因反对“四人帮”而遭到镇压者有一万多人。无数工作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守生产岗位，没有停止创造。

　　反抗风起，波澜壮阔。大规模作战的有80多万干部、党团员、劳模、先进工作者、老工人、群众团结起来，成立“赤卫队”（即“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为维护市委、人委，而被“四人帮”豢养的工总司围攻追打，发生“康平路事件”及“昆山事件”。另外，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组”（简称“孙悟空”）、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文汇报》等，先后两次，针对张春桥的倒行逆施，发起“炮打”，予以重创。而影响最为深远的较量，当属上海柴油机厂联合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联司”），反对“四人帮”、市革会、工总司，所作出的勇敢的艰苦的拼命的努力。

　　要研究这些现象，首先涉及到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前提和内在要求的问题。长期以来，公众舆论普遍认为，联司、“支联站”（即“支持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络站”，还有“支联总站”）和上海人民，与“四人帮”、市革会、工总司，作为矛盾对立双方，根本利益相互冲突之所在，乃“四人帮”惟恐上海不乱，肆无忌惮，百般横行，火上浇油，加剧了本来就非常严峻的局势。而联司则在动荡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弘扬正气，奋起抵牾，竭尽全力多维护些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对具体过程进行具体分析，使我们不得不摒弃某些习惯倾向和主观偏见。从中提出新观点。确定所谓造反和老保之间，本质区别是一个要破坏，一个要捍卫；一个要削弱，一个要巩固；一个要黑暗，一个要光明。绝非为类似缺乏科学性的说法，即只因出自对掌控支配力量要求再分配，所以闹得不可开交云云。更需要予以匡正的还在于，至今仍有脑袋里面裝糨子糊涂得深沉。认为亏得“四人帮”剿灭了联司。否则工人阶级队伍行将出现分裂。此说很荒谬！联司被踏平了，等于障碍彻底消除。继而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益发有利于“四人帮”为所欲为。难道这才算步入正道？又是谁能够欢欢喜喜呢？

　　随着文化大革命旷日持久，人们越来越看清楚，这场运动的根本危害性。促动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观潮派等等，日益分化瓦解。纷纷参加到反对“四人帮”的行列中来。里面有个意识深化过程。再说革命从来不分先后早晚。思想水平存在着各种差别。甚至有时候会处于盲目状态。但只要心术正当，积极采取行动，就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规律。更何况众人拾柴聚薪后来者居上呢？所引申出来的道理非常明确。在抓得住老鼠方面，白猫、黄猫和黑猫获取最终效果是相同的。在这里，还不妨运用反证法。工总司就始终围着“四人帮”转，死心塌地地充当走狗帮凶。泾渭非常分明。不存在半点含糊。可见，不管什么派别，如果要论功过是非，主要看其是否反对过“四人帮”，检查有无抵牾过文化大革命。在总体上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大方向没有。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实践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体现。

　　联司成立不久，就要找张春桥论道理评是非。又很快支持炮司、孙悟空、红革会等炮打张春桥。并且积极地参加进去。翻印和散发了大量传单，诸如《警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政治扒手。警惕！警惕！！警惕！！！》。具有明显的队伍建设特点。即不属于什么帮派体系。同其他群众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67年初，曾经有过4次事变。上三司、二兵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简称“二兵团”）、红革会、大联委（“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等造反派，抢夺市委、市人委的权力。但联司均没有涉及牵连。也就是说，联司没有采取过任何有害地方领导机关的行动。历史很清白。独立作战能力非常强。思想比较深刻。胸怀相当的前瞻性。

　　我们说，联司斗争精神旷久弥新，长放光芒，是由非常时期的风吹雨打铸就的。实际情况是，联司的敌手“东方红”（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柴油机厂东方红总部”）属于工总司劲旅。而工总司又为“四人帮”所收编利用。因为打下人不看主人，而且后来直接攻击主人，双方形成了对立局面。联司本部成员并不多，却有遍及上海地区的许许多多单位的支联站，作为后盾，同船过渡，众志成城。形式上具备既广泛又松散的特点。大家团结在党旗和国旗下面，以思想看法为统领。所以虽然组织成分来源多样化，但大都赞成、注重和支持与“四人帮”唱反调。并且在具体行动中出资、尽力或予以附议。充分体现了促使社会前进的阶级、阶层及集团的成员的总体性，即人民性。大势趋向再明确不过了。是与派性绝缘无关的。有个最生动的例子，很能够证明此种说法。即赤卫队虽有80万人马，却很快土崩瓦解。因此可以推导出这样的命题，哪怕是特大型群众组织，活动能量仍然很有限。远非根深叶茂。相反，联司只有一二千人，还是浑身胆量，敢同“四人帮”公开抗衡。之所以冲击规模大，凸现出斗争力量强。并非因为个个三头六臂，而是上海的父老乡亲们都行动起来了。

　　在历史紧要关头，联司、支联站和广大干部群众奋起，针锋相对，全面出击，使匹敌达到步步白热化，动摇了“四人帮”妄想在沙滩上盖高楼，本来就不牢固的基础。两大阵营壁垒更加分明。使张春桥都深感震惊。在1967年9月初，他哀叹最近上海不太平。要张某人、姚某人靠边站的呼声高涨。说市革会执行反动路线，镇压了联司。张春桥还表示，联司的问题很复杂，涉及到厂党委到八机部党委。后来发展成所有反革命势力的聚集处。反对革命。反对市革会。分裂工人学生运动。蒙蔽广大干部群众。受到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拥护。还争取北京学生的支持。最为严重的是赢得了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喝采。可见联司带领群众进行起义，影响何等重大。真正是得道多助。已经达到一呼万应的程度。而“四人帮”又是多么孤立，心理变态，灰暗一片。

　　我们发现，张春桥在1967年底，曾经就“四人帮”受挫问题，有过总结。明确地指出，他们夺权以后，上海的风浪很大。许许多多人代表保守派，代表反动阶级，代表资本主义势力，一次次冲击革命造反派，破坏市革会。由此，可以从反面得到结论，联司、支联站和人民群众与“四人帮”作斗争，革命大方向应该肯定。是勿庸置疑的。但因为缺少研究，还是引发了失当的见解。多以“春秋无义战”之说作为出发点。在进行定性分析时，套用上“结帮伙”、“拉队伍”、“占山头”、“搞派性”等词语。看似公允，内里肤浅，很不客观。操作起来不分黑白好坏，要么轻描淡写，或者批评指责。结果只能混淆敌我，没有是非界限。造成错误断案。不管三七二十一，各打五十大板，掩盖了过程中应有的根本属性，把判别标准束之高阁。核心所在是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而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遵循实事求是规律来了解历史。文化大革命整个指导思想错了。但在当时试图公开进行反对，没有实在可行性。且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百舍重茧，大势所趋。只有旗鼓相当地以类似团体形式出现，兴师动众，先伪装自己，成为时代产物。再利用影响逐步扩展。才能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反击“四人帮”。如此迂回曲折，不断发展，努力向前。合理性显而易见。

　　冥思苦索此等特殊事件及派生出来诸多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提到《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撰写这部经典作品，主旨就在于澄清深度“历史性误解”。当时，负责顿河地方平暴的红军指挥员对“哥萨克气质”不甚了了；把因为远离十月革命风暴中心，所以产生恐慌心理和抵触情绪，等同于反动思想；并血腥镇压进行对抗反击者。而哥萨克人文化落后，粗野蛮横，自由自在惯了。加上忠君思想，很容易被反革命利用。谁要干预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即会使用武器，啸聚起事。双方在认识上的差错，随着疆场厮杀推移，变得越来越严重：一方面简单地把区域性当成阶级性；另一方面视是为非，革命性被看作外敌性。致使主人公格里哥利四进红军五入白军，仍无法确定自己所站方位，最终酿成罕有的悲剧。小说从客观存在出发，揭示出大趋势与哥萨克的矛盾——困惑迷茫，进行剖析，还其原始面目。从而帮助亿万读者，来正确理解史实。同样，我们也很有必要正本清源，使这段忘记不了的历史真相大白。剥离覆盖在联司、支联站和人民群众身上斑驳陆离的色彩。不能再局限于帮派倾轧或排挤异己的定说层面，而要承认联司、支联站和上海人民反对“四人帮”，曾经起到过引导事物发展先行者的作用。在客观上削弱了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进程。体现出社会主义民主正气得到伸张的大势趋向和客观规律。

　　至于“四人帮”、市革会、工总司，在上海是无恶不作的。工总司号称上海第一大造反组织。几乎所有头目都是“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多数成员则卖力地充当炮灰。跟着王洪文破坏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制造动乱，冲击机关，批斗干部，惩罚群众，酿成血案，刮起经济主义风，要钱要物，任意挥霍国家财产，使法制建设破坏殆尽。而王洪文之所以敢狗胆包天，变为名副其实的头号打手，工总司成了打手部队。实质上是因为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和指挥。工总司绝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群众团体了。它如此高规格高层次高级别，是直接通过市革会，作为纽带形式，同“四人帮”紧密勾搭起来。从而形成工总司操办“官方化”，即中央文革小组化，“四人帮”化。在结构建立、思想意识和政治野心上，完全融合无间。“四人帮”是工总司实际操纵者。工总司则成为“四人帮”的“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战略机动力量。蜕化为令人畏惧和震慑的势焰。

　　“四人帮”横行霸道，张牙舞爪。谁与他们的政见、立场、观点、对重大问题的态度等不同，及至分歧矛盾对抗，他们就彻底灭掉谁。为此，张春桥在许多场合下，大造舆论，说是在走资派挑动下，联司把所有的力量集结起来，甚至还联系了大量的农民、学生，公开反对市革会和工总司。加上手下喽啰，一批所谓“工运领袖”式人物，王秀珍、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汪湘君、程琳等，原工作单位都离开上柴厂不远。同在杨浦区。因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打手们当然频频出动，再三攻击联司，却很难降伏奏效。要知道，团结起来力量大啊。因此，“四人帮”在根本上，是搞不过上海人民的。

　　1967年7月22日，江青丧心病狂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掀起了武斗恶浪。一时间，“打倒刘少奇，打倒陈丕显。打倒臭联司，砸烂支联站”叫喊甚嚣尘上。张春桥、姚文元早已密谋策划的实施加快了。7月31日，王洪文找到杨浦区公革会（“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头头宋桂生，并调动上体司（“上海市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人马，于当日抓捕关押了出席全市支联站会议成员二三十人，先行解决外部问题。再使出吃奶的力气，来个大范围总动员，组织了10多万人马，又说有数十万乌合之众。于8月3日，分水陆两路，实施钳形合围。再从8月4日早晨6时开始，动用石头、木棍、铁块、标枪、木材、吊车、铲车、云梯、灭火器、消防车、高压水龙头等，猛攻穷打坚持生产，而没有设置什么工事结构的联司成员。到晚上6时结束。造成联司方面120多人受伤，重伤30多人，有1000多人被捕。但另有材料报称，此次武斗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拘押663人。连王洪文后来被审判时，也不得不承认“伤亡几百人”。“四人帮”就是这样鼓起“文攻武卫”的战火狼烟，血洗了联司。

　　新华社在9月24日发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2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共同署名，联合出版，套红印发了这个电讯号外。文章指出，毛泽东对这场大武斗是持明确否定态度的。批评意思溢于言表。如此说来，使得忐忑不安的张春桥、沾沾自喜的王洪文，一度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0年12月6日，严正指控王洪文指挥围攻联司的罪行，并进行调查。宣读了张宝林、王承龙、叶昌明、徐潘清等证词。使“八•四”惨案进入了司法审判程序。

　　硝烟惨雾升起处，从表面来看，似乎与其他地区的武斗大同小异。然而，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能找到确凿无疑的答案。即从状态到内涵及后来发展变化的倾向，都无不深刻地表明了，是不同生物间，对占有或控制共处生态环境，而发生的你死我活的相互干扰。反革命集团要镇压大规模革命行动，人民群众则必须同“四人帮”及其爪牙，展开短兵相接。因此客观上，这场斗争个性特征十分鲜明。在兵戈相向不断的年代里，等次是超常的，最高的；概念判断方面，则属于进步力量抗击反动派的性质。

　　回顾这段往事，有许多原因可以总结。但最重要的关节绝对是在缺乏强大的思想武器上面。与鸦片战争后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任何革命都难以成功，归结为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的历史很相像。形势发展到1957年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主观主义及唯意志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主要表现为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左”倾错误泛滥，意识形态拘泥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说法，所以只能着力争辩清楚，如何扩大比较准确，应该扩大到什么程度，怎样防止由扩大造成的后果等，出发点虽然不错，但盲目性颇大。联司在理性认识上，也就很难战胜“四人帮”。要想赢得立足之地就更不实际了。真空的出现，有力地证实了所谓“危机”，确实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契机”。其客观性、决定性和逻辑性彰明昭著。1977年，邓小平重新复出，首先抓住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关键环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阐述，是建国以来，党在理论探索上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当然，也就千真万确地回答了人们在同“四人帮”作斗争时，所思考和求证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从实践上看，1967年夏天，联司、支联站和上海人民的反抗，应该认定为是“四人帮”被送上历史审判台的前哨战。“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妄想一步登天，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早已触犯了四面八方。积怨甚深。因此，时至1976年10月，决定性的较量最终爆发。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是非常伟大、英明、正确的，定将彪炳千古。完整地显示出这场争衡的起源、发展和变化，及进行彻底解决的现实必要性。而中心要点还在于，党采取行动的战略策划的立足基础，是一切以人民喜欢不喜欢、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高兴不高兴为转移的，尊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意愿和首创精神。再次说明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反映客观存在的典范运用。

　　马克思指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历史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人自己的活动。这就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特点。推出《顶级风暴》（又名《惊天动地大武斗》），目的是想表现好，在峥嵘岁月里，上海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反对“四人帮”，在前沿要冲摔打的大无畏气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品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主题。

　　对事件进行深入反思，并用艺术形式再现出来，碰到最棘手的问题是，既以实际存在过作为根底，但又不可能拿报告文学、历史小说、纪实作品等体裁来处理。这样的话，故事中人物和地点，需要真实怎么办？所面对的并非是可以或不可以的课题，而具有一定得如此进行操作的明确性。首先，“四人帮”只能以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来称呼。否则的话，政治上认识上影响上会产生很大的歧义，甚至造成混乱。而“四人帮”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徐景贤（18年）、马天水（出于精神病原因，未定刑）、王秀珍（17年）、陈阿大（16年）、马振龙（16年）、叶昌明（15年）、黄金海（15年）、戴立清（15年）、游雪涛（15年）等，既然属于纸老虎，应该是没有理由不直叫其名。但因为属于文学作品中脚色，其所作所为，就不可能像量刑审判时那样，做到确凿无疑。当然是有改变有虚构有夸张成分的。所以只好略作改动。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地名使用上海的事情。像其他地方一样，在当代篇什里，正面表述的东西一般不予回避。倘若属于有争议的类型，为了防止“对号入座”，从避免麻烦的角度出发，会用上臆造的名号冠之。于是乎，沈阳成为“风阳”，淮南变作“淮江”，太仓则是“大仓”，表面相似，实际不是。上海多被叫做S市、申城、浦江市、东海市等，“别称”繁富。然而，中国虽幅员辽阔，世界也无奇不有，却很难找得到前面叙说的地方。最要紧的还在于，即使严格地遵循只反映一般，而现象真实并不涉及到具体情况确凿性的原则，也必须区别此物不同于他物。换句话说，广大干部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普遍存在。但每次行动，形式、内容、过程及结局都不会雷同。尤其为了说明此次事件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因此只能定点在上海。以上海为历史活动大舞台。主框架落成，小枝节不计。包括区、单位、街道、里弄、新村等，亦爽快地直唤其号，以强化昭示个性特征。

　　再有，在广为流传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一些领导同志。当时，他们都是普通群众，却以强干的政治敏感和成熟独到的见地，从不同侧面扫除“四人帮”的流毒，力图阻止有害事物泛滥污秽，很有描写记述的价值。但因为没有仔细地核对过，所以生怕出差错。为慎重起见，便在姓氏上稍加改动。例如，把“旭”变成“序”，既能说明问题，也不会张冠李戴。七八不离十就蛮好了。

　　与此同时，模模糊糊方面，即虚构编排的情况始终存在。表现为主要角色老工人项锅子及其大儿子项大力、二儿子项劳动、三女儿项解放，党委书记袁重民，资本家康鼎利，东方红“司令”董纲达、“参谋长”许文才，还有羊角辫、丁占勇、吴长年、查林根、大刀疤、程毛毛等等，如果想找出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人物，要完整的比较困难，部分的还可以。例如，联司主要负责人叫杨仲池。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是厂里技术骨干。领导抵抗失败被捕，身陷囹圄8年。出狱后，仍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四人帮”倒台后，才得到英雄式平反。并升迁至机械部当部门领导。因此，只能把塑造这些人物形象作为手段，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突出他们对待事物的稳定态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了的行为方式，他们的心理活动在强度、速度、稳定性、灵活性方面的特征。从而反映好客观现实，完成长篇创作。

　　所以，读者阅看后可以作如是观：小说的骨架结构与不少片段具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但多数人物、情节、场面、插曲、氛围等，只能求其形似神切，重在把握住那个时代的灵魂实质，而很难达到眼睛有多大、眉毛是几根的精确程度。毕竟事实和创作，如果都被看作是液体物质，肯定有相通之处。但要区别属性的话，就会井水河水界限分明了。好在这方面，蔚为壮观的名著巨制，早已带头前面，形成了规律。我们步后尘，也是有根儿有襻儿的事情。

　　在写作过程中，本人翻阅、参考和引用了以下有关资料：《毛泽东思想概论》（罗正楷等）、《刘少奇年谱》（刘崇文等）、《特记“文化大革命”纪略》（中共上海党志编委会）、《杨浦区志》（杨浦区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工运志》（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王洪文传》（叶永烈）、《张春桥传》（叶永烈）、《姚文元传》（叶永烈）、《陈丕显回忆录》（陈丕显）、《全国武斗掠影》（吴过）、《文革武斗中的军事学问题》（倪乐雄）、《女儿心中的父亲》（刘亭亭）、《上官云珠》（陈复观）、《江青叶群的一次合作》（孟东）、《江青的四次婚姻》（申力雯）、《张春桥秘密离婚记》（舒云）、《刘海粟的回忆：江青的裸体画》（郁宏达）、《王洪武谈家事》（郁雯）、《王洪文被捕前还在闹离婚》（王文正等）、《陈老头子的集藏博客》、《张春桥关于农民进城问题的讲话》等。值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说到酝酿“大武斗”，时间经历相当长久。只是苦于没有适当的切入处，慢慢地几乎成为悬案。近期，再度温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心揣摩后，眼界大开，重新整理了自己的谋划深想。认识到作品的哲理精髓，应该是以老工人项锅子为代表的上海人民，把矛头指向“四人帮”，实际上已经萌动出希望，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然后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而党委书记袁重民在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方面，早早地就初具典型意义了。

　　小说首次全面描述反对“四人帮”。使文学创作不再停留在揭露层次，即所谓“伤痕”范围，仅仅表现亿万干部群众怎样深受迫害。而是事繁任重，转折到党如何领导人民，从二月逆流、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及张志新、林昭、宋岚、周千俭、钱西平、王世明等，英勇奋起抵制。把“四人帮”塑造成邪乎血腥的恶魔。以便更深刻地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使得主要方向能够提升到，讴歌冲突成效的高度上。作为某类出口通道，起到清除疏浚宣泄的作用。形成涵盖认识和实践的“抗衡”趋势。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性。

　　构思过程开始阴转少云，继而晴朗，阳光明媚。其他事情便好办了许多。只感到文思泉涌，又揉进新近采风材料，内容更加充分。洋洋洒洒写将出来，也有30万字。集鲜少开掘的题材、厚实凝重的史感、深入透彻的思想、惊心动魄的情节、恢宏壮阔的场面、精彩纷呈的打斗、淋漓尽致的色欲、纯真浓郁的风俗于一身，以飨读者。今后，如果再改编为剧本，拍成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话，艺术效果相信会更好。

　　徐均赛

　　2006年3月18日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