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病

　　太阳暖烘烘地照着。我举着一瓶据说是能治癌症的药拼命奔跑，终于在村里旧居前的街上望见了父亲。他正在和一位已逝去多年的本家爷爷说话。我边跑边喊：“爹——爹——，你看这药，说能治你的病呢！”父亲扭过头来说：“我这算啥病？明天就好了，没事儿的。”口气很轻松。他又问：“中午吃啥饭哩？”我说不知道。突然，我一惊：父亲不是已经死了吗？再一想，啊，我明白了，可能过去是做了个梦，在梦里父亲死了，实际上父亲虽然有病但并没有死，心下便释然了。有了这药，父亲的病肯定能治好！我想。

　　突然看见窗上白亮亮的，月挂西天。妻子呼吸微微，孩子还在说着听不真切的梦话。原来又做了个梦！其实，父亲早在十几年前就因食道癌不治而去了。十多年来，他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依旧是有病的样子。我一直不相信父亲去了，直到现在，总觉得他好像出远门了，或者生活在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也许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公元1989年夏，我高考名落孙山，补习成为我最迫切的梦想。谁知我偏又害了严重的胃病，因此父母不同意我再上学。我哭着责问父母：“你们是为我好呢还是为我坏呢！”当时我觉得，读书是世上最好的事情，让我离开书本真的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他们最终没拗过我。父亲托了关系让我到县中补习。这关系是父亲在隔山东边井店镇干活时的东家，镇上初中的一位体育老师，姓杨，他找了县中的一位体育老师。杨老师说他联系好了，我和父亲直接到县中找那位体育老师就行了。记得那人好像姓李，矮个。初次见面在他的办公室。那人说需要杨老师写个条子才好说话。于是父亲让我在县中门口等着，他骑车子蹬了十六七里坡路到杨老师家。人没在，父亲只好又回到县中，李老师咬定不行，说没有条子谁知道是谁呢？父亲只得再次去找杨老师，一直等到他回来才拿到条子。体育老师看了条子才点了点头，说还要多少钱，得一次交清。父亲希望能看在熟人的面子上减免一些。农民的希望总是如此地卑微，但又总是难以满足！李老师说这是学校规定，他也没办法，孩子能来上就不错了，有多少孩子想出钱来上还来不了呢。你们考虑考虑吧。父亲出来后迟疑了会儿说，我再去找找杨老师，让他给说说。时已近中午，他给了我几块钱让我去吃饭，他去去就来，说乘杨老师中午在家。我在县粮站的门面食堂买了两个馒头吃了，又去给父亲买了几根油条等着。一点多，父亲下来。杨老师不来，只是让父亲转告那人看能否通融一下。父亲不吃饭，说：“三十来里路，一会儿就回了。别看你比我年轻，恐怕还没我耐饿呢。你快吃吧。”一口没吃。挨到下午上班，我们又去找李老师，说考虑好了，不能便宜就算了，学还要上的。他才上下打量着我说：“别看你个子高，还不是搞体育的料。”问我体育上有何特长，我说乒乓球。他说这样吧，你后天报到。来时带上250块钱和被褥来找我就行了，就说你有体育特长，按特长生对待。（写到这里时，我的手机响了。可惜那时在县城打电话都很难，如果当时通信如现在这么发达，也许，父亲就不用为了一句话饿着肚子往返几十里了。）

　　出来学校，父亲长长嘘了口气：“这下你该满意了，不过我就是不放心你的身体。”他还疼着我的身体！现在想来，其实当时他的身体里癌细胞可能已经在秘谋着恶毒的计划了。

　　第三天我并没去报到。父母担心我的身体，一直劝我别去了，说：“身体不行上学有啥用？”我是主意已决，置之不理，他们也无可奈何。在报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在再次劝我无效后无奈地说：“你看吧，你要实在想去，俺也不强拦你。我现在就去借钱。”他话音刚落，我心里突然一痛。当时家里刚盖完房，很困难，看到父母在灯下绞尽脑汁商量去借谁的钱有可能借到的难为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而且我也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辗转一夜，次日我改变了主意。也许，我的命运就是从那一刻发生了改变。但是，父母除了关心我的身体外，心底里还是希望我的命运有某种改变，所以尽量让我少干活，多在家学习，甚至秋天摘花椒也不让我去。父亲不久也就到井店那边干木工活了，论日工，有时也小包工，都管吃管住管抽烟。

　　第二年春，跟父亲学木工的姐夫回来拿东西时说，父亲饭后老是烧心。父亲有胃寒的老毛病，每到秋天就开始呕心，偶尔吐酸水，不多。每年冬天母亲都给他炒些核桃仁拌红糖，暖胃，所以我们都没在意。东家送了父亲一盒附子理中丸，吃了感觉不错，就连着吃了几盒。他回来拿东西时说这药效果不错，应该批发点冬天吃。姐夫后来回来说，父亲有时吃饭感觉噎。父亲因而吃饭慢。吃饭时姐夫他们尽量放慢，想等父亲一起吃完，但给人家干活不可能老端着碗。父亲一顿吃不了多少，但活不能停下，他只好半饿着肚子抡锛抡斧。我们都认为他是着凉了或者气不顺了，因为父亲前半生除了兄弟姐妹不和外，村里也有人欺负我们，父亲一时想不开肚里窝了气也有可能。母亲让姐夫给父亲捎话，叫他回来歇几天。父亲给姐夫说：“没事，抗抗就过去了。当年那么大的病都没把我命要了，这算啥？我要一走，活儿不就给人家耽误了？你们谁带？”当时姐夫、弟弟和其他两个徒弟都还没学成。父亲说的病是指他在20多岁时脖子下生了个很大的恶疮，差点要了命。父亲大难不死，但因为打链霉素过多坏了耳朵，听力不好，和人说话时就习惯性地用手向前拢起耳廓。

　　拗不过父亲，只得由他。父亲吃不上饭，体力跟不上了，就只管量量尺寸，划划线，在旁边指点徒弟们干。再后来，父亲一天的进食很少了，甚至连喝水都困难了，他才坚持着带弟弟、姐夫干完了一家的活儿回来。走时还给东家说：“过几天病好了我就过来了。你要是想做那两张椅子，到时候我在谁家干活你扔那儿就行了，抽空就给你们做了。”父亲经常在空闲时顺手给人做个椅子板凳什么的而不收工钱，再加上他干活不惜力气，做的家具结实，所以在那一带很吃香，许多人家宁愿推迟也要把活留给父亲做。井店在我县是个大镇，村子稠且大，临近天津在我县办的一个大铁厂，靠山吃山，家家都提前奔了小康。那镇周围几个村子凡提起那个大高个子木匠，无不竖起拇指。所以得知父亲要回来，许多人都问父亲啥时候还来。父亲满怀希望地说：“过几天就来了。”谁知，这一回来，他再也没能走出去。

　　父亲回来后，一个邻居盖了新房找他做门窗。当时都以为父亲没大病，而且父亲也抹不开面子，就去了。除做门窗外，还给他们伐了一棵大树，截成一截一截的。那人后来说，你爹吃饭时噎得厉害，好半天吃不完一碗饭。那人就叫我父亲说：“不行就别吃了，倒了吧。”父亲说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怎么就能好了呢？在人家家里吃饭又怎么能随便把饭倒掉？匠人有匠人的规矩。那人见父亲实在难受，就夺下碗说：“看你，吃不了倒掉就是了，受这罪弄啥！”把饭倒进泔水桶。父亲倒很不好意思，惋惜地说：“你看这，白花花的面条！”即使这样，父亲还是坚持做完了活。现在那人谈起来，总说：“你爹那人真是个好人，就是不长寿啊！”我想，父亲不是不知道累，不是嗜钱如命，而是家里需要钱，因为父亲的手艺是当时我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当时我们刚盖主房不久，还没收拾整齐，父亲还盼着能攒够了钱早日整好房子，好给两个儿子娶媳妇儿呢！

　　可怜的父亲！

　　父亲吃饭时好时坏，有时吃着吃着就放下碗指着胸口说：“这儿划得疼，可能是吃啥划破了，一直不好。”然后吐出大口大口的粘液。不懂医术的我们只能往好里猜测，但许多“吃不下病”的说法还是让我们心里有些没来由的紧张。

　　在我们的坚持下，父亲终于答应去做胃镜。

　　先是姐夫陪着去的，当天没做成，只挂了号排了个队，让下周四去。姐夫回来悄悄说：“医生怀疑是癌症。”当时我们缺乏对癌症症状的了解，根本不信，但还是一阵紧张。做胃镜时我陪着去的。那天早上父亲因检查不能吃饭。我说我用车子带你去吧。父亲说：“呀，啥病吗！我好好的，能动能吃的还用你带我？”说着他还曲着胳膊左右摇了摇，以示他的体力不错。离县城三十二里地，到医院才九点多，可一直到下班都没轮到。医生说下午来吧，门就砰地关上了，接着是哗啦哗啦的链子锁的声音。中午我简单吃了点，父亲没吃没喝，我们就坐在走廊排椅上等，一直等到两点半。后来才知道，想要先检查也得有熟人，否则来得再早也白搭。现在想起父亲拖着病体挨饿的情景，我都说不出的酸楚。

　　父亲中午滴水未进，在空空的走廊上终于盼到了医生喊自己的名字。我拉上父亲进去，悄悄对医生说：“大夫，你看看我爹到底是不是癌症。”他问我做过啥检查没有，云云，完了示意父亲侧躺在一张硬板床上，床边一条蛇一般的黑管子泛着光。父亲听力不好，医生做好准备交待了注意事项，我再传达给父亲，父亲点点头。纤维管使父亲不断恶心，眼泪从眼角流下。看着父亲的痛苦，我泪水不由地涌了上来。我怕被父亲看见，忙转过身去。忽然医生示意我。他悄声问：“病人听力好不好？”我说不好。他才说：“是的，你看。那里面的黄点点就是病灶。”他伸过来镜头。我其实什么也不懂，只看见镜片上除了一圈圈红色一闪一闪外，中间散布着几个小米大小的黄点点。他又问：“病人识字不？”我说识字。他没再说话，拉出纤维管写报告去了。我帮父亲擦了脸和嘴，扶他下床来。我拿了报告单子向他晃了一下说：“没事儿，医生说有点炎症。”他问：“这贲门Ca是啥意思？”我说我也不知道，医生说是慢性胃炎的简写。他似乎信了。从医院出来，父亲坚持不吃饭，只找点水喝了。他说一会儿就回去了，回去再吃吧。父亲是那天最后一个做检查的。

　　我欲哭无泪，天塌地陷一般。

　　那晚村里难得演电影，我无心思去看，心里空劳劳地说不出什么滋味儿。怕父亲发现异常，我就出去散心，并借以调整自己的情绪。迷迷瞪瞪地在露天电影场的最后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脑子嗡嗡响，不知是电影还是其他声音。向左看，心里难受，坐卧不宁，向右看，心里难受，坐卧不宁，心里象什么抓着一样，一个镜头也没看进去，一句台词没听进去，现在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电影名都忘了。我没看完就回去了，躺在床上泪流不止。夜，似乎更黑，更重！

　　父亲得病之前，在那位杨体育老师的提议下，我和他儿子拜了兄弟，结了干亲。杨老师（严格地说应称干爹）对父亲也比较关心。他在位于他们镇上的县肿瘤医院有熟人，父亲还在那边做活时，可能医生就怀疑，但杨老师瞒着我们。父亲查出病后，他帮着联系了让父亲去“烤电”。据说是用电将病灶杀死，是一种比较先进、经济的治疗方法。开始他陪着，后来熟路了，父亲就自己去。父亲那时体力还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自己骑车五六十里过去。姐夫在那边干活，有时陪他去。我问父亲怎么个烤法，父亲说是站在一个机器后边，一个东西对住心窝。我问疼不，他说不疼，只感觉有点温乎乎的。每周烤一次，每次几十元，回来时常常带了99元一瓶的“天仙胶囊”和一瓶“氟尿嘧啶”，那上面就写了治疗肿瘤的作用。我还问父亲，会不会皮肤烤焦，父亲说看不出来。现在想来，那“烤电”可能就是放疗。

　　杨老师也给父亲说是炎症，我们也不愿相信，不相信曾经从母亲口中听说过的“吃不下病”会降临到父亲身上！治疗效果不明显，我们宁愿相信是治疗不对症。其实人在这个时候是最易自己欺骗自己的，在潜意识里甚至宁愿相信是误诊。我镇卫生院有一个很有名的杨姓中医，曾经给弟弟看过肝炎，治过我的胃病，比较熟，对我印象颇好，一直想收我为徒。他把了父亲的脉后向我点点头，低低地说：“是！”说已经到了晚期。我问有没有手术的希望，他未置可否，只说贲门这地方做手术很危险，即使做了手术也是一年半载的。他大声对父亲也说是炎症，气不太不顺，没事儿的，坚持吃药就行。所有的人都对父亲保密，这种善意的欺骗究竟对不对我无法判断，因为，谁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不知道父亲是否从药物的说明上推知了自己的病，反正他总是说自己没事儿的，还在安慰我们。

　　急病乱投医。有一天来了个游方郎中，自称邯郸码头人，在邻村陈家庄给一个食道癌病人看病，主要是扎针。据说看得很好，那病人竟渐渐好起来，能吃东西了，那家人还专门为此演了场电影庆贺。于是我们也去请了那人来给父亲扎针，每天一次。还顺便给我在胃上扎过。那人说他不要钱，完全是义务，只管饭就行了，好了的话给扬扬名，别无所求。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喜事，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扎了两次后，我们出于感激请他在家吃饭，虽是家常小米粥、烙饼等，却是我们平时很少而且只是在改善生活或谁生日时才吃的。那人似是无意地说，他在别的地方扎针，不吃别的，早上只冲两个鸡蛋一袋牛奶，中午炒两个菜云云，说你们这里的条件还是不行。这远远不是我们能承受得了的。我们便对他的“义务”产生了怀疑。正好陈庄那人的病急转直下，而那人还一天要求冲鸡蛋。那家人也产生了怀疑，把他赶走了。

　　母亲说许多年前，曾经有位二十多岁的医生在姥姥那个村庄开药铺治过病，医术很好。母亲说那时她还小，只记得人们都叫他“小医生”，现在可能老了。不知父亲从那里打听到这人姓常，时在山西黎城县清泉乡卫生院坐诊，相距三四十里。我们决定去那里看看。家有病人钱是头等大事，为了省下车费，我陪父亲骑自行车去。路上我明显感到他骑得慢，我也慢慢骑。我问父亲：“累不累？要不我带你吧。”父亲说：“累倒不累，就是觉得身上没劲儿。不要紧，慢慢走吧。”快到青泉时，路在半山腰，路内是三五里长直立的刀削般的几十米的悬崖，上边有的地方露出漳北渠。父亲说，他那时还来开凿过漳北渠的，还讲了一些故事。路南长长的坡下深沟里绿树掩映着曲曲折折的清漳河，隐隐有哗哗水声，河面荷叶青萍。河对岸奇峰高耸，青翠欲滴。骑了近四十里，终于打听到了那位医生，一个秃顶的矮个子老头儿，圆圆的脸，鹤发童颜。他把了脉问了情况后，说是气滞，是不是癌症还不敢确定，开了几副理气的药让先吃吃看。我们走的那条路是我县通往山西的唯一要道——涉左公路，往县城东边天津铁厂拉煤的车很多，路两边烧焦炭的窑一簇一簇的，路上不时有掉的焦炭块儿。回去的路上，我骑着骑着突然听不到身后父亲的声音了，一扭头，看见他正在捡几块焦炭。我说赶紧回去熬药吧，你早上也没吃多少。他说：“这又不费劲儿不花钱，回去熬药、熬小米粥火好得很哩，又没烟。”我和父亲走一路拾一路，最后不得不找了一条破蛇皮袋子来装了。回去按医生开的方子抓了几次药，又去看过一次，自然都是白搭，但后来父亲还是独自去看过。

　　转眼进入冬季。不知从哪儿得来的信儿，说本县城东冯岗头村有位妇女懂得奇门术，能破解和治疗许多医生都束手无措的怪病。于是我和姐姐骑自行车去给父亲问病。路过县城买了两袋饼干和一斤油条提了，以示虔诚。曲里拐弯，经人指点，来到了两扇一高一低合不严的破旧灰色大门前。推开来，迎面主房是一座七间的土、砖混平房，院子有半亩大。一个女的蓬松着花白头发，四方大脸上皱纹纵横，坐着和几个人说闲话，那几个人似乎也是来问病的。她问我们干啥，我和姐说是为父亲问病的。在当地，找医生才说看病，让带有巫术的人看病就说问而不说看。她说：“你爹的病没治，是贲门癌。这病哪儿都治不了的。”她又说，你家是靠山为主，方向不大正，坐东北向西南。院里陪房很低，主房很高。你爹得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主房太高了。我说我们还准备起楼呢。她说，要是盖楼你一家人都完了。她建议留大门的方位与我一位本家爷爷说得一样。说了房子又说坟。说你们的坟紧靠一座山，坟里有人动过但不碍大事云云，方位也大致不差的。我们就不能不惊奇于她的神算了。我们问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她说，有，你爸死时，他在哪个屋子咽了气，就锯断哪个屋子的门槛。但这只能防止再伤后人，对你爸是没用的了，太迟了。此外她也没能开出一个拯救父亲的仙方来。至于她说的坟里有人动过，我们便想起当年一位本家老奶奶死后，他阴阳怪气的孙子（我叫叔）就在老奶奶的棺材四周摆了好多青砖，弄得人心里老是疙疙瘩瘩的。回去后我们给父亲说：“人家说你气不顺。今年是你的一个关口，有点小灾小难，很快就过去的。”父亲就信了，开心地说：“我就说吗，我还想活八十岁呢。”从这话看，他当时似乎是而且也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得的什么病。

　　下了一场雪，阴坡处雪还很厚。好心人说在县城东边有座吕祖爷庙，不仅抽签灵验，而且签上的药方也很有效。于是我和姐夫骑车从城东一路打听过去，爬了几个坡，踩着雪曲曲折折在个小山坳里找到一座小庙。只记得庙不大，仅一间，庙眉上一块儿金字木匾：吕祖爷庙，其他都记不清了。点香上供磕头，然后抽签。签是上上签，大吉，还有四句谶语，也记不得了。下附一个药方：川木香×克，沉香×克，等几味，无非是理气的。我们像得了宝贝似的抄了。不管药方如何，那大吉的“上上签”本身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下来东奔西跑地配药，而川木香则不好找，药店也没有，最后还是一个邻居不知从哪儿搞来拇指大的一块儿，只是一截朽木的样子。服用后效果就不用说了。

　　父亲总之是不见好转，先前还可吃点，有时噎住了歇会儿再吃，后来一顿饭就要吃好长时间。渐渐的只能喝米汤，那就一天三顿小米粥，面条也煮得像稀饭。

　　我补习不成就开始自学医生，希望谋口省力饭。卫生院的杨医生想收我为徒，但每年要收80元的学费——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只好望洋兴叹，买了些医书自己揣摸。父亲经常看着医书猜测自己可能是什么病。有一次他说：“我可能是胃痉挛（他读这两个字为pang jing，当地口语中这个音也是痉挛的意思）”。他指着书上说：“你看，这症状和我的一样，也是吃饭噎，呕吐粘液等。”我说那两个字念jing luan 。他说：“我也没见过这俩字，只是猜。我又学了俩字。”我还是安慰他说气不顺了，别多想。父亲病后，我买了一本《怎样自我判断癌症》，其中也有一些防治癌症的方法。他就放在手边经常翻看，估计他对自己的病早已有数了，说：“没啥大不了的，不要紧，你们放宽心好了。”反而还在安慰我们。现在想来，那时我们都是在善意地演戏给他看，而他，也在演戏给我们看。

　　本来家里就拮据，父亲一病又断了财源，经济日渐紧张起来，只有靠借钱来给父亲看病。亲戚们不时拿点面条什么的来看望，也常给凑点钱。但他们都是穷亲戚，都是土里刨食的泥腿子，爱莫能助，只能安慰几句，陪着流几滴点泪。父亲让把借的和别人送的钱一笔笔记上，说：“等我好了后，一分一分都要还上的。”大姨的二女婿，我表姐夫，高中毕业后也务农了，和我一样，书生气十足。他劝我说：“这种病不是光俺姨夫一个人得，你大姨父（他的岳父）不就是那病？古书上记载说：咽食不顺，最后吐黑血数升而死。恐怕就是这病了。说明从古到今这病就没治，你也不必难过，人活再大最终还是难免一死，迟早谁也要走这条路。咱只要尽到做子女的责任就行了。当然，病该看还得看。”

　　弟弟跟着父亲木工手艺只学了八成，姐夫也没有完全出徒，但家里的状况迫使弟弟不得不出去挣钱了，当时弟弟才十八岁。可是，弟弟还没出师，一个人挑大活儿有点吃力。这种情况按常理一般人都不愿意带，不收学费吧，你还没出师；收吧，你又基本上能独立了，而且父亲又病成那样，家里正急需钱，即使想收学费又抹不开面子，所以索性都不吭气。父亲也知道这种尴尬，不想为难谁，只给弟弟鼓劲儿。这时，父亲本村的一个徒弟，叫花太，主动来说要带弟弟。按规矩，徒弟只能挣一半的钱，另一半归师父的，但花太说：“俺师父治病我还不应该出点钱？我还要师弟的钱？那我还是人吗？”其实父亲并没带他多久，他原来已自学了半个木匠了，只是跟了父亲一段时间。父亲认为自己没教他多少，也就没收他学徒费。但他一直把父亲当师父，说：“那怕是教我一天哩，那也算是教过我，就是俺师父。”父亲死后，他逢年过节还一直来看母亲。母亲劝他说：“你师父都不在了，这礼就免了吧。”他说：“俺师父不在了可你还在，俺觉得你和俺师父一样！”这规矩他坚持了七八年，直到母亲改嫁。父亲的药锅一天到晚不断，弟弟一天十来块钱的工资只是杯水车薪。我又没手艺，一直上了十来年学身子骨又单薄，重体力活干不了，外出打工行不通。而且，我的学习成绩一向不错，父母一直希望我能有机会谋个代课老师或什么公家单位的差事，也算人尽其才，不枉他们十几年来的希冀和我的艰辛，当然也能添补一下家里。可祖辈都是地里刨食的，哪有吃公家饭的血统和裙带？但父母不死心，认为我的水平当个代课老师完全可以，不止一次求当老师的人给看看。姐有干爸在县师范学校当副校长，父亲自然首先会想到他，母亲还我当面跟邻村一位我初中的语文老师说过。但所有的答复都是象征性地说打听打听，有机会一定给争取争取云云。现在想来，我当初听了父母的话突然改变主意没去补习，可能是天意。人有时确实也得学会放弃，放弃并不一定都是坏事。

　　父亲的木工手艺虽是自学的，但精湛老道，加之他干活舍得出力，口碑颇好，很多人希望拜到父亲门下学个糊口之道，父亲又好说话，对学费不太在意，所以他的徒弟很多。有的木匠在井店那边找不下活，而父亲不仅有干不完的活，当地还有好几个徒弟主动找到父亲要拜师。父亲病后，一位叫海庆的徒弟和他的父亲来看望。那位叔叔似乎也懂得点阴阳之术，站在我家院子主房前的大石台上东瞅西瞅，末了指着说：“看见了吧？隔河对面的那几筒窑正对着你们的院子和主房，按书上说的那是魔嘴，要吃人的。不敢说老哥的病与那有关，但对着房子肯定不好。咱是自己人，我也不说诳话。”我们问怎么办。他说必须把院墙加高到在这里看不见窑为止，要么在墙上放置两件宝物：一是一块儿石头，刻上“泰山石敢当”，正对着窑；另一个是口小肚大的大瓷瓶之类，名为“吸魂瓶”，对住窑口，越大越好。这样以毒攻毒，就可解魔法了。按他说的，院墙至少要垒高近两米，而当时既没现成的土坯，又没钱买砖，在父亲病成那样的情况下，再破土垒墙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宝物”了。石头好找，院里就是。我找来一块稍平点的凿平凿上“泰山石敢当”五个字，朝外对准窑口放在墙头上。而“吸魂瓶”不好找，农村人没有雅兴保留那种不适用的东西，找遍所有的亲戚，还是没有，最后在大表姐夫土生家找来个棕色的粗沙陶胆瓶，口张脖细肩粗肚狭底尖，半尺多高，可能是个花瓶。口朝外平放，左右砖支好，上边用瓦盖了，权且充当了法宝。管不管用，总之心里踏实了不少。

　　父亲问那人院内厕所、厨房、大门的位置如何。他看了一圈说，大门位置不好，偏南了，基本上可算是南门了。按照书上讲的，南门是“寡妇门”，必是要折男主人的，正确的位置应该是东门，和主房紧靠。我们家靠山半个院是一块整石头，高出旧院基两米多，主房就坐在上面。石头宽出房基近两米。鉴于这种情况，他说，这个院子大门的最好位置就只有挨住主房下的大石板了。母亲也说：“当年咱二爷爷在世时也说过，咱这院子的大门必须靠紧石板才好。”但是，房子依山而建，那整块的大青石斩不下去才把主房盖在石板上，大门和大青石板间还有很大一堆石头，要改大门非得动大工不可。所以这大门也就成了家人共同的一块儿心病。直到父亲去世几年后才稍稍改动了一下，但并没能移到正东。因此，现在本家们说起我兄弟俩身体不大好，总会提及这大门。而就在此时，村里正大盖房屋，许多耕地都被占了，地基平盖房也省事，那像我家这院子，父亲平整了半辈子都没弄好！我们批房时还在生产队，就为这个地基，父母求爷爷告奶奶的还费了不少劲。谁知道生产队一解散，大家好像都比着盖房，产粮地都会被盖了房呢？以至现在家家户户粮食都不够吃，只能靠到外打工挣钱买粮度日。这么看来，父亲也确实生不逢时，或者说我们出生的太早了。如果晚一些，爷爷分给的几间房子应该够父母俩人住到生产队解散的。

　　父亲一边吃中药，一边输液进行西医治疗。中医就是在镇上卫生院的杨医生那儿看，输液有时在镇卫生院，有时在镇医院，没钱住院，输完就走。从医生那里知道，输液配的药有丝裂霉素，说是日本进口的，一支十几块，还有氟尿嘧啶什么的，大概都是抗肿瘤药物，外加Vc、Kcl之类补充体液。但医院药贵，几次下来就吃不消了，母亲常在晚上出去借钱。靠父亲在村里的威望借钱还不算难，但农村人不象城里人每月都有工资，他们的经济来源十分有限，所以每次能借三百五百的就几乎算天文数字了，三十二十的也有。渐渐地，村里就借遍了，有的甚至已经去借了两三次，再不好向人家开口的。亲戚全是穷亲戚，多多少少凑些，无奈都是杯水车薪，心有余而力不足，干着急帮不上。为了省钱，就不再到医院输液，只让医生开了药方，在镇卫生院买了药在家里输。那里医疗条件有限，也没有什么特殊药，无非是青霉素、Vc之类，个别药到医院买。到后来就只用些常用药了。卫生院的杨医生说：“卫生院药也贵，你到那边医药公司批发部去批发，便宜，我给你写个条子。”拿着条子去，我才知道，这里的药确实很便宜，卫生院的药也大都是从这里取的。熟人不熟人都一样按批发价卖，熟人有时能少再便宜点。这里的主管竟是我初中一位语文老师的哥哥，面熟，有时也能让三分二分。于是去批发药就成了常事。每次至少批发一箱盐水一箱葡萄糖，够用好几天。批了药就在家里输。一次性针管一支五毛，我们用了第一次后，把针尖扎进液体瓶口的塑料盖，下次再用。一支针管要用好几次，有时还用锅蒸一下再用算消毒。家里没有消毒的酒精等，注射时就用棉球醮了开水来代替。

　　在家里输液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扎针。我们开始是找村里的一个医生给扎针，每次来时他开玩笑说下次得出钱云云。虽是玩笑，也不能说没有真戏假做的成分。人穷志短，我们就当玩笑听了。但老是找人家又不给钱也觉得不好意思，父亲就让我给他扎。父亲这一决定还有另一原因，就是希望我能够学医，好歹不用在黄土里刨食，那么就从他身上开始实习。没学过医生也没干过护理，而且又是在父亲身上扎，我开始时手老哆哆嗦嗦的，生怕扎不好。父亲本来不胖，病后更瘦了，手上血管如条条蚯蚓暴突，应该很好扎的，但我总是扎不好。每次扎完后我总抱歉而心疼地问：“疼不？”父亲说：“不疼，像蚂蚁咬一下一样。”慢慢熟练起来，基本都是一针见血，但有一次竟两次没扎好，父亲鼓励我说：“别紧张，慢慢来。”结果也不知咋了，扎了五次才扎好，每扎一次我的心都在哆嗦。看得出，当时父亲也对我有点生气了。就从父亲身上，我不仅学会了打肌肉针，也学会了熟练地配药、扎吊针，并能左手捏五六支针剂，用剪刀一下齐刷刷地敲去针剂上的尖头儿。

　　钱越来越难借，我被迫出去挣钱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母亲从亲戚口中得知镇上一位老老姑（姥姥的姑姑）的儿子（母亲叫舅，我叫老舅）在县民政局什么部门，于是托老姑给儿子说。老舅在县第三建筑公司为我找了个当小工的活，一天五块，不管吃住。于是，好歹我也终于混进了“上班族”。那是公元1990年夏末秋初。但毕竟是临时的建筑工，离真正意义上的“上班”还很遥远，所以一听到同事说“上班了”三个字，就有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当村里人问“在县城上班哩？”开始我羞于启齿“上班”二字，不说干什么，后来只说：“建筑队上呢。”建筑队也为路远的工人在县城郊滩里村一个学校楼上安排了宿舍，据说四面透风，蚊子成群。我没去住，先是和老舅住一起，后来老舅退房搬家，我就搬到了二大姨嫁到城郊的女儿即我表妹家。公司规定，平时不准请假。虽然我一直担心父亲，但是不得不遵守规定，以免失掉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我每天起早贪黑，有时晚上加班到十二点多，但我咬着牙和别人一起推车推砖。身体单薄的我拉砖推料常常力不从心，加之口齿木呐，常遭来一个长脸尖下巴的家伙的耻笑。大家在食堂吃饭，我总是多吃主食少吃菜，节省一分是一分，加上有胃病吃的也不多，那家伙就说：“对，舍不得吃就有劲儿了。”有时还挑逗性地当众来捏捏我麻秆般的细胳膊，嘿嘿嘿笑几声。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作为一个农民和被看不起的处境，有意无意地就在践行着“弱肉强食”的规律。于是，对其恨过之后就有一种深深的悲哀。某日饭后，我去锅里舀面汤，忽然看见案板上四个盘子，里面四条尺把长的剩鱼张着口瞪着眼乍者鳞。我长那么大，还没见过那么大的鱼，也没吃过鱼。我一下子想起了“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这些歌词来。那一刻，我愤愤地想：我一定要挣钱！后来我还就此写过一篇名为《吃鱼》的随笔短文。

　　自认为我的字还不错，所以有闲时就在地上随意写划。看似无意，实是希望我的“才华”被人发现并赏识，然后我可以搞些记工、画图之类的轻活儿，我就可以一直干下去，家里好歹就有了个固定的经济来源，父亲看病就可以基本保证。可惜，未能如愿。

　　转眼半个多月，玉米缨子黑了叶子黄了，许多人请假要回去忙秋，公司就放了半月假。通知农历8月16日去领工资。这一天，我终于领到了平生第一次挣来的85元钱，心花怒放。回到镇上，我迟疑一阵后，给当时创刊不久，在《中国青年报》上登了招聘通联员的《深圳青年》杂志社寄了40元，打算参加他们的学习培训后做通联员，好多少有些收入。余下45元钱我给父亲批发了药品。因为活儿太累，忙完秋后我就没再去建筑队。

　　父亲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脸色由苍白逐渐变成蜡黄，每天除了打针吃药就是坐在院子里喝小米粥，吃一口可能打半天嗝，吐好几口粘痰，噎着吃不下去。但父亲百折不挠，一顿饭半天半天地吃，那只三条腿的黑色小铁锅就在小火炉上放着。父亲有时一生气就不吃了，母亲说：“你看你，跟个孩子似的。”父亲就又端起碗来。为了熬药做饭方便，父亲专门用泥做了个小火炉，正好放得下家里那只刚好盛三碗饭的小黑铁锅。火炉基本上一天不灭，熬完药就给父亲做饭，父亲吃完饭又该喝药。有时候母亲做饭，他就半躺在旁边的柴草里，捂着胸口和母亲说话，有时疼得厉害了就不说话，只是死死抿着嘴。母亲说：“去炕上躺会儿吧。”他不去，说过一会儿就好了。有时母亲做针线活儿他也总是坐在旁边。母亲有时开玩笑说：“老是跟着我干啥？”父亲说：“给你说说话不好么？怕你一个人胡思乱想。”现在想来，大概“少是夫妻老来伴儿”这话是确有道理的。实际上，父亲那时在情感上可依恋的就惟有母亲了！

　　对父亲的病我们无能为力，而且在所有的希望都破灭后，只有在现有条件下一边作着最大努力的抗争，一边就任其自生自灭了。因镇卫生院那位杨医生医术不错，而且花销又少，是我们唯一有能力和愿意去看病的地方，也可以这么说，杨医生几乎就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了。后来听说镇医院来了个姓窦的，看病“有一套”，父亲就到镇医院去看了一阵。看中医他总是独自去，说我能骑车子能啥的，陪我做啥？该忙啥忙啥去吧。田地活儿还得去忙，我们那时也只好让他一个人去。因为经济的缘故，他总是十天半月才去看一次，一副药总是熬了三遍再熬第四遍第五遍，直到熬得汤里只有一点淡淡的颜色才作罢。父亲说：“就当喝水呢。还不比喝水强？”有一天父亲回来跟我说：“今天我借了交太5块钱，你记上。”他说在半路上碰见交太去卖香，就顺口向他借钱，谁知交太身上只有五块中午的饭钱。交太是我大姑家的大女婿。

　　农村人，不，似乎是中国人的传统，总是希望早日抱到孙子。病中的父亲同样也有这种渴盼，甚至因病而使他这种渴盼更加强烈。二十岁，不少同龄人已谈婚论嫁了，但因家境不好，我一直未能订下，弟十八岁了婚事也没一点眉目。当时，虽拿不出一点财礼，但父亲为了我的婚事还是到处托人，一来怕我年龄越来越大更不好找，二来也不排除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我成家，看到下辈人的愿望。由此可以想见父亲当时的心情。为此，父母曾托人去问本村一个眼睛先天有点残疾的女子。我们在第三生产队时，其父亲曾经是排挤父亲的干将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父亲抱病为之做活的那家。提亲在前，为之干活时正在商谈，父亲因此在算工资时给他们让步不少。女儿似乎没意见，她哥哥常和我一起玩儿，觉得我这人不错，也极力支持，但其父母坚决不同意把女儿往穷坑里送。后来父母也做过多方努力，都没结果。原想只要有人同意嫁我，就尽早结婚，能让父亲在有生之年看到，好稍稍安一下他的心，可也只能是白日梦了。唯一使父亲欣慰的是，我姐有了儿子，三岁多，几乎每天在我家在脚下跑来跑去，一会儿被父亲责骂，一会儿又被父亲抱在怀里。姐夫家里情况说起来也令人心酸，所以父母待他与儿子无异，外甥基本上是在我家长那么大的，如父母的掌上明珠。有时候父亲去镇上看病，回来时总要挤出几块钱给外甥买几根麻花。

　　我不去建筑队就断了挣钱门路，但心依旧不死。往《深圳青年》杂志社寄钱不久，对方寄来了一套油印的学习资料和一张函授试卷，学完后答题，考试合格即可成为杂志社的通联员，享受多少多少的提成。父亲看我吃饭时都斜着眼看资料，就劝我吃完再看，那样对胃不好。其实父亲一生也是爱吃饭时看书。秋天忙，我没多的空余时间学习，只有挤时间，所以父亲的话是听不进去的。我用了近两个月学完并答了题寄去。但是，当对方寄来一个烫金的绿皮通联员证时，我已经到部队去了。父亲给我寄到了部队，并写信说：“今去伩（信）不为别事，只因在元月30下午收到深圳社报给你寄来的通联员证。我看后，对以前来的那两封材料联想起来有一种看法，我看通联员的事不为长事，这件事不好，希你好好想一想，最好把这件事丢掉，不要为这事缠的（得）没办法，这事做不得。”但是，母亲说当时父亲看到那证件时笑了，是一个父亲为儿子的“成功”而自豪的笑。但仅仅一个证件，没有底薪，我在部队又没时间采访，所以它也就仅仅除了一点精神作用外无任何的实际意义了。

　　我是父母一辈子的希望，但我又无可奈何地使他们失望了。但我知道，他们，尤其是父亲，和我一样并没有绝望，总是向往能有一丝的机会来使这个家庭得以有一点点的改观。父亲曾经想让我学木匠，又说你这身体恐怕受不了；说要不给你买一套家具（当地口语，工具的意思）跟你三叔你学石匠吧，又说看你的身板儿也恐怕不行。总之我的“前途”，或者说未来的糊口问题，成为父亲最大的一块儿心病。

　　公元1990年底征兵开始，父亲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因为部队可以转自愿兵，可以考军校。虽然那是十分遥远而渺茫的事情，父亲还是觉得机不可失。其实在我心底也是希望当兵，可我怎么能丢下他不管？究竟是按父亲的愿望奔“前程”呢还是守在膝下尽孝？我陷入两难境地。所有的亲朋也仅仅是帮着分析一下利弊而已，并不能拿出一个两全的方案来。记不清哪位亲戚说了，大意是：其实去当兵只要能混出个样子来，也算是圆了你爹的愿望，就算是尽了孝心了。你爹并不觉得子女在身边就是孝顺啊！父亲也一直鼓励我去，他劝我说：“我的病就是这样了，你在家也好不了，反而把你也耽误了。去吧，碰碰运气，或许能有出息！”最后我咬了咬牙，作出了痛苦也许是正确的选择——去！

　　当然，部队不是旅店，不是我们想去就能去的。我镇辖十几个村，年年轮流走兵，那年只有八个名额，我村又正好轮不上，没出兵名额。而且，即使轮到我村，当时村支书的儿子也想去，我自然是竞争不过的。作为预备和候补，我村符合条件的也去体检了，但我深知去的希望是很渺茫的。记得在县城一家招待所吃饭时，邻村的一位民兵连长想让他侄子去，对镇武装部长说：“这次我侄子能去也得去，不能去也得去！”我那时听了从头一直凉到脚。要是有人也这么地来为我说话该多好啊！父亲给村里的民兵连长说，又多次去找镇武装部姓索的部长说，还带我一起去县武装部找带兵的说。最后，我被定为候补的候补（候补是支书的儿子）。就是说，从其他村招不够，或者体检合格者又其他方面的问题，才考虑候补，若候补的也不合格，才轮到考虑我。我们几乎是绝望了！可以这么认为，被定为候补的候补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台阶和安慰。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分子，我们的努力能得到这么一个聊胜于无的承诺，也算是上苍对我们的最大恩赐了。巧的是，作为候补的支书的儿子体检不合格，我意外地升为候补；镇上一个小伙儿虽体检合格但形容猥琐又初中没毕业，接兵的看不上；另一个村的有一个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而我是铁了心要去的，接兵的就倾向了我。于是，命运之神向我们打开了希望之门，我终于如愿以偿。家访那天，我们没什么招待接兵的，只好拿出了当地的特产柿饼，而那柿饼还是卖了好的剩下的，又干又硬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烟就是当地一毛多钱的“官厅”。多少年后，我成了干部，与两位接兵的熟了才知道，我当时肝功化验转氨酶有点高，处于可行可不行之间，严格说来是不符合要求的。他们感动于我们的执著，才担着一定的责任带了我。于是想到一句话：求天不如求地，求人不如求己。若不是我们的执著，若不是我们的抗争，若不是接兵者心善……。而我的命运，就在他们的一念间发生了改变。多少年后说起入伍事，都说现在要想当兵得给接兵的送什么什么，有人问我入伍时给接兵的送什么没，我说没有，他们连我家水都没喝一口。所以，我对两位接兵者永远心存感激，永世不忘！这件事也给了我不小的启发，后来若有贫苦普通如当年的我们者求我，只要不丧大原则，我总要尽力给他们提供方便，因为在某个时候，你的一闪念你感觉不到什么，但对别人可能就是命运的转折。

　　走的前一天晚上，父母为我整理好高中课本——这是我当兵走时包里自带的最重要的物品，此外就是钱。当时家里只有借来的40来块钱，父亲要我都带了，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那药还能再熬几茬支几天。我和母亲都说，那药都熬几茬了，都成白水了，怎么能不抓药呢？我只拿了20元。离家那天，叔、姐夫和姐送我，父母只送我到大门口，然后目送我出了村过了桥。当我过了桥拐过弯儿走到河对岸陈家庄村口与家隔河相望，并将要进村庄时，我忍不住扭头来看，父母仍并肩站在大门口。忽然，父亲喊：“明儿，你的胃药！”右手朝我晃动着，左手习惯地捂在左耳上。我知道那是半瓶复方胃友片，他当时也吃着。我大声说：“不拿了！”父亲耳朵不好，可能是母亲告诉他的，他喊到：“那你到外边再买一瓶！”我说知道了。然后向他们挥挥手……。谁知，这一别竟是永别！父亲站在大门口摆手的姿势成为我永恒的记忆，如一张底儿片！

　　从镇政府吃过午饭戴着红花出来，在锣鼓声走到镇东街口，我发现舅舅和舅母也来为我送行。他们骑了自行车跟在后边。我们一行人先被用拖拉机拉到县武装部换了衣服，领了被装，被命令排成两队出来。只见街两侧人山人海，中间给我们让出一条道。我忽然看见人群中的舅舅、姐夫和姐姐向我挥手，接着就被人流淹没了。哭喊声和人群的吵闹声沸沸腾腾，真有种“爷娘妻子走相送，噪声震断咸阳桥”的氛围。那一刻，我多么盼望父母能突然出现！在县城梨园酒家招待所门前我才看到了舅舅、姐夫和姐姐，换下的衣服只留了一件蓝色球衣，其余全交给他们带回，听说部队不让穿便装的。所以，我离家时带的东西就是一包高中课本，一件球衣，20元钱。那天晚上，当过兵的姐夫被特允进入招待所。他教我如何打背包，到了部队如何与领导和同事相处等等，嘱咐殷殷切切。

　　在梨园酒家招待所住了一晚。次日一早，天才朦朦亮，我们就起来。我个子高，排在第一个出来。打开招待所木门时，舅舅、姐夫和姐站在铁栅栏门外最前面，正扶着门向里张望。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住了一晚，估计就在外面蹲了一夜，而当时正是冬天。我们出去就上车。汽车开动后，我看见他们还是跟着车跑在最前面。我知道，他们是怕我难过，是想给我更多的关心和温暖。许多人喊他们的父母，向父母招手，而我，只爬在车窗上含泪对他们默默地挥了挥手。很快，他们就没在朦胧的晨色里。我走后村里人都说：“木全这人心真硬，病成那样了还让儿子去当兵！”其实不是父亲心硬，而是父亲面对死亡的坦然和一种对儿女命运的高度负责！仅此一点，普通的父亲即不再普通。多少年来，回去探家每次走时我都习惯于回头望望大门口，渴望看见父亲的影子，可是，每次都只有母亲的白发飘动，象条条鞭子抽打着我的心！

　　到部队不久，父亲用牛皮纸自己糊的信封给我转来了《深圳青年》杂志社寄的一本样刊。现在，我只保存下了父亲给我的六封信，有四封基本上都是因为我应聘《深圳青年》杂志社通联员之事写的。这本样刊是我为了便于工作索要的。父亲每次在信中都要对此事发表看法，开始是鼓励我要认真给人家工作，他写道：“希你接到伩（信）件后，千万不要丢了，因要好好学习，好好保官（管）。对于考试通知单要多加考虑，好好动动脑筋，怎样才能对这事迈开步，怎样得到他们的伩（信）用，怎样能做好工作。如要事（是）能用上家里人的话，你的负担就轻了。家里人要事（是）能帮你的忙，你速回伩（信）说明。”后来他可能觉得这事会影响我在部队的工作，又劝我放弃，而安心部队，极认真地写道“我看通联员的事不为长事，这件事不好，希你好好想一想，最好把这件事丢掉，不要为这事缠的（得）没办法，这事做不得。不过这是家的健仪（建议），你看着办吧。也不要为那40元放不下这事，下决心不干，决心在部队做出成绩。不过这是我们所想，能不能做出前途大业，这在自己的命运吧。”还说，如果在部队没钱了就给家写信，家里怎么也比在外边方便。他一直建议我买只手表，在信中也两次提到此事，说：“最重要的是保养身体为要，如没什么开支，买块手表。买表要细心，小心假货。”在我们那里，那时腕上能戴块表，是很时尚很令人羡慕的事。父亲在以前曾给我买过一块“上海”牌手表，金色表带。当时父亲很高兴了一阵，后来表出了问题修了好几次，才知道是假“上海”。但这块表父亲后来一直带着，直到病重了才给母亲。母亲不戴，父亲说：“你一天给我做饭要知道时间，自己戴上，也不用一直问我几点了。我现在出不去，戴着也没用。”所以父亲在信中特地嘱咐我要小心假货。我一直没买。

　　刚到部队去军人服务社买日用品时，见有卖大头棉鞋的，50元。我知道父亲冬天怕冷，而且能有一双部队的大头棉鞋也是当地很多人的愿望。我给父亲写信说给你买一双吧？他说你刚到部队没钱买那干啥？“因为家里我还有4双棉鞋，包括你走时丢下的那一双。我劝你切不可买，因为我要是病好了以后，穿上那大头棉鞋干活大（太）笨，用处不大。希你好好想一想。确不可开支那一笔款，确不可买。”他说我冬天也不出去，守着炉子也不冷。你身体不好，怕冷，自己买双吧。后边的“确不可买”四个字是后来用圆珠笔写上的，可以看出父亲当时是真的不愿意我给他买，我也就没买。父亲去逝我回去后才听母亲说，当时父亲已经很少出外走动了，也自知病不好。对母亲说：“买那干啥？买了我也穿不了了，光白花钱呢。”这是在新兵连的事情。那年元旦，我所在的新兵班得知我的情况后，新兵班长，甘肃籍老兵陆万桢建议班里瞒着我给我捐钱。全班11人，除了我和陆还有9人，捐了有80多元。此事在新兵连解散后很久才听说。但家里没收到，我的同批老乡们怀疑其中有问题。可我们还是新兵蛋子，那有勇气和胆量去查问一个老兵？陆班长1991年底就退伍回甘肃了，也再无法查证此事。

　　新兵的训练是比较艰苦的，胃病未愈的我身体素质差，但再苦再累我都咬牙挺着。副班长是一位姓马的西安回民，对我很关心，长途拉练时总要帮我提背包。但我坚信，只要别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而且要最好。那时我十分渴望得到领导的表扬，渴望有个嘉奖什么的，然后寄回家让父亲高兴高兴。不幸的是，我又得了左下部胸膜炎，怕被退回去，那样对父母会是多大的打击！所以我一边坚持训练，一边在卫生队打肌肉针。觉得疼了就休息会儿。坚持了六天，再透视时医生说好了。其实那时部队有把我退回去的意向，考虑到我家庭情况后就作罢。这是后来听说的。也许就是那时治疗不彻底留下了病根，在以后的几年里，先是左下部支气管扩张多次咳血，后来又变成了慢性气管炎迁延至今，一年四季咳嗽不断。

　　不久我们授衔了，这是每个新兵渴盼已久的事。那一刻，我的泪水都要流下来了。一戴上军衔，大家都急着照相。我也扎着武装带，军容严整地照了一张寄了回去。新兵连一结束，我就把从每月（共四个月）21.5元的津贴中攒下的50元钱寄了回去，希望给父亲能买点药。

　　分到老连队时，大队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领导和同事们都很关心。有位叫孟继东的西安干部主动找我谈心，劝我要想开些，并积极介绍他父亲的抗癌经验，帮我出主意想办法。他父亲患过十二指肠癌，做了切除手术，后来又练专门治癌症的郭林气功，恢复得很好（现在还健在），建议不妨让我父亲也练练试试。他父亲也很关心我，主动传授经验和体会。我买了本《郭林气功》的小册子给父亲寄了回去。可惜那时父亲在老家，而且病已经很重了，床都起不了了，那里有条件练气功！

　　在新兵连解散前后有天晚上，我梦见父亲从老家来看我，说了些什么我忘了，父亲在梦中的情景也不大清晰。我感到一丝的不详，忙给家写信问父亲的情况。又给舅舅写信，内容大都记不清了，主要是说，若父亲有个三长两短而不告诉我，我会悔恨一辈子，也会恨他们一辈子。求他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瞒我，只记得有一句是：“我只有一位父亲，父亲也只有一个叫常明的儿子！”我回去后舅舅说起此事，说他当时还拿着信到我家里去征求父母的意见，还集合了所有本家人来商量是不是给我说实情，因为当时父亲的情况确实已经很不好了。那天晚上，屋子里坐了一圈人，都静静地听舅舅念我的信。完了后还是没人发表意见，最后舅舅说：“这主意我拿了，应该叫他知道的还是叫孩子知道。”我并不相信迷信，但是我总觉得当时梦见父亲，似乎真的有某种暗示，因为不好的消息很快就来了。

　　1991年阳历3月初，农历二月初三，我从新兵连分到老连队不到两周，这天早上天阴着，刚飘起鹅毛大雪。上班号响不久，我们正在楼前集合准备去兵器阵地。忽然值班员在楼上喊我，说营门收发室老乡打电话找我。我一惊，一丝不祥的预感包围了我，因为这老乡平时从不给我打电话的。忙跑上楼去。他在电话中说：“你的电报。”我问啥内容，他说你来了就知道了。此刻电报还能代表什么？我含着泪跑下楼向领导请了假向收发室跑去。二三百米的路感觉象五公里，我泪眼模糊，泪水和着雪已从脸上淌下来。电报上赫然写着：父病故，速归！老乡安慰我的话我全听不到了，一口气跑回连队把电报给中队长看。中队和大队很重视，一边向上级给我请假，一边安排正要回家办事的孟继东送我到西安火车站。或许因心情的缘故，我一上车就晕车了，吐得一塌糊涂。到西安后，孟给我买了车票又让我在他家吃了晚饭，然后夫妻俩骑自行车送我到火车站。街上高楼林立，霓虹灯五颜六色。那一刻我想，这就是父亲或者说黄土地上的人们梦寐以求的、为之做出无限努力的、而最终又难以挤进去的城市么？何以别人一生出来就在城市？

　　一路颠簸，第二天下午，当桔色的夕阳洒满大地的时刻，我回到了熟悉的又似久别的村庄。在村外干活的本家爷爷远远望见我回来，忙丢下手里活跑过来。我到家门口时他们正好赶上，一手接过我的包一手拉着我。门上白纸飞扬，院内黑幛肃穆。“爹——！”我的泪水哗地流下来。但这一声后我再没能哭出来，直觉得胸内发堵，嗓子酸困，想哭却哭不出来。本家一位叔叔说：“你要哭就哭出来，别这样一气一气的，伤身体呢。”待我情绪稳定并答应只看不动时，他们才掀开了棺盖。暮色中，父亲拥在厚厚的被褥中，面色未变，只是略显瘦了些，安详地闭着眼好象睡着了，好象还在轻微地呼吸。多年后想起来，仍觉得当时父亲确实是还在呼吸的。之后他们砰砰磅磅将棺盖钉上了。按风俗，死了当天就要钉棺的，只是要等我回来才没钉，而如果我那晚还回不去的话也要钉，因为三天了不能老开着棺盖。从此，我和父亲永远隔到了两个世界。这是我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姐弟仨和母亲睡床上，父亲的棺材就在地下，一点也不觉得害怕。没事时就在棺材边点柱香坐一会儿说一会儿，而不觉得怎么伤心，好象父亲并没有去逝，依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多年以来，人们不断给我讲起我父亲，于是，我从母亲和姐姐以及外人口中知道了父亲在我走后的那段日子里的大致情形。

　　我当兵离家那天走后，父亲的一位朋友到我家串门。对父亲说：“在前边那个村，一个女的因为儿子去当兵在街上痛哭流涕，要死要活的，拉都拉不回，围了黑压压一群人。你咋跟没事一样？”父亲说：“哭啥哭？当兵又不是坏事。我那时没当成兵，现在俺孩子能去，我高兴还来不及哩。咋能因为咱耽误了孩子的大事。你看，我都不在乎。”那人后来一提起父亲来就摇头，就叹息：“木全那人真行！”

　　我走后，父亲仍然坚持自己到镇卫生院或镇医院看病，也常批发些药品回来输液。后来他体力越来越差，回来时十来里路又几乎全是上坡，他往往要歇好几次。有一天，路上碰到了他一直称为老师而且关系很不错的一个旧交（当时已不当老师了），俩人在路边蹲下说话。父亲说：“我这病恐怕不行……。”说着说着眼里便含了泪。那位老师便安慰他想开些，谁没个病呢？父亲说：“唉，我知道，我的病和别人的病不一样。”这位老师其实也只能称为半个老师，父亲学木匠时跟过他几天，父亲的木匠几乎全是自学的。父亲一直尊他为师，我想原因可能还有一个，就是那人曾经当过村中的小学民办教师。他是父亲生前村里最信任的人。舅舅和母亲都给我说过父亲在病重后反复嘱咐过的一件事。父亲说，他活到现在才活明白，最信任的人未必靠得住！我以前跟一个人那么好，我病成这样了去跟他借钱，他一分钱没借，生怕我还不了！想来那人恐怕不是别人。父亲一再嘱咐舅舅：“人一辈子交朋友可要小心，千万要记住，对人好是好，但不能完全实心实意呢。”可见那人对父亲伤害之深。从这点上，可以说父亲活得不明白，甚至很可怜！

　　父亲知道自己病情不济，就让我弟弟买了棺材板来，说免得我倒在地下了再做手忙脚乱的。我看着做也放心，也能给你教教。当地称棺材又为喜材，家里人为了减轻他的思想压力，就说先做了也行，说不定冲冲喜就好了。当时家里经济很紧张，只好赊了我姨表哥一副梧桐木板，400块钱，这是棺材板中最次的一种。辛辛苦苦做了一辈子木工的父亲，给人做过各种木料的棺材，没想到自己最后用的竟是这样的板！我至今想来都心里滴血，都于心不甘！父亲就坐在旁边看着并指点，偶尔帮着划划线，一边告诉弟弟怎么做以及注意事项。做棺材就象写长篇小说，是一个木匠真正实力的体现，也是木匠的绝技之一。父亲还没来得及传给弟弟就病了，正好借此机会传了。

　　父亲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中药也就基本上停止了，吃饭也很少了，主要靠输液维持，母亲或姐姐依然去批发了药来。我走后母亲和姐就开始给父亲扎吊针。开始还好扎，后来父亲因吃不上饭血管很细，手上胳膊上又布满了针眼，血管发硬，只得扎脚和腿。父亲总是咬牙忍着。肌肉针也就是平常的青霉素等。这对于家人无非只是一种心理的作用，而对于父亲则除了肉体上的痛苦外无任何意义。明知无用还要用，都希望或许能有奇迹发生。我不敢想象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夜，父亲每天要打一针那将是多大的痛苦。但父亲总是说不痛，不痛！

　　父亲收到我像片时已起不了身。他把像片放在枕下，想起来就看，左侧躺一会儿右侧躺一会儿，看着看着泪水就流了下来。有一天，母亲一进门发现他流泪，就说：“你看你，跟个小孩子一样。见了儿子的像片该高兴才是，哭啥？”父亲揩揩泪说：“就是，你看我出啥洋相呢。儿子当兵了该是好事，我哭啥哩？”又把像片压在枕下。母亲说，那时父亲经常把像片拿出来看，默默地不说话。后来让我弟弟做了个像夹子夹了相片放在他床头。

　　父亲动不了身，而母亲也不可能一直坐在他身边。母亲有时在平房上干活，时间一长，他就在床上喊。母亲以为他要解手，忙从房上下来，父亲却没事。母亲说：“没事你叫我弄啥？睡你的就行了吧。”父亲说：“一天老躺着，哪有那么多瞌睡，就是想叫你。”母亲刚出去不久父亲就又喊她。说着说着母亲就流下泪来。现在想来，一生闲不住的父亲那时是多么孤独，是多么需要人来陪！谁又知道父亲心中的苦楚呢？

　　家里一忙，总有时候父亲床前没人，有时候偶尔母亲出外，便只剩父亲一个人在床上，此时四岁的外甥便派上了用场。父亲叫：“国政，给姥爷把尿盆端来。”外甥便应到：“嗯，姥爷。”父亲解完手儿，便叫：“国政，给姥爷把尿倒了。”外甥便端了尿盆磕磕绊绊地去厕所倒了，再模仿母亲涮了拿回来放在床下。因此，母亲只要出去时屋里再没别人，就嘱咐外甥：“国政，你别到处乱跑，听着你姥爷叫你。”孩子就在屋里呆着，推板凳翻破鞋，过一会儿问：“姥爷，尿不？”父亲对母亲说：“我一直说养俺国政没用，没用，唉，养俺国政这么大，可有了用了！”又叹口气说：“唉，姥姥养外甥儿，坷垃地里撵旋风儿，不顶用啊！”听得我心里一揪一揪的。

　　父亲后来总是感到胸口烧灼疼痛得厉害，就想喝冷水。母亲从院里水缸中打开冰舀了水给他，他说这水就根本不凉。实在忍不往了娘就给他打一支杜冷丁。姑父来看望时见了，就说他去村后弄些泉水。大姑父村后几里的深山里，有股筷子粗细的山泉从山脚流出，一到冬季，那里便一片白花花的冰茬子。没有大的容器装水，姑父就用绳子绑上两串玻璃瓶或塑料瓶，胸前后背搭了去山上背了送来，一天一次。有一次下了大雪，雪深达半尺，姑父依旧踩着积雪去背水。姑父身体也不好，胃病和气管炎折磨得他黑瘦黑瘦的，每来回一趟都气喘半天。再后来父亲的病进一步恶化，那泉水已不再能使父亲的烧灼有任何缓解了才不去背水。虽然姑父现已做古，但想起那事依旧常常让我感动不已，并对姑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大姑以前和父亲有过矛盾，但随年龄的增加，往事就随风而逝了，水落石出，亲情就凸现了出来。姑姑每次去看父亲都不愿走，总想住下来陪父亲说说话。姑姑胃不好，怕到我家吃饭合不了大家胃口，就自带了几个发面馍，等大家吃完饭后她再把馍煮一下。睡时她也非要陪着父亲，蜷在父亲脚下，不到别屋。晚上她的呼噜山响，吵得人睡不着，父亲就长吁短叹地说：“明天没事让她回去吧。在这儿她睡不好别人也睡不好。”姑姑没事时就坐在父亲床前，俯在弟弟耳朵上问：“牛儿，牛儿（父亲的小名），你想吃点啥？”过一会儿一问过一会儿一问。连原来一向不和的叔叔也常守在床前默默垂泪，或者跑前跑后。大概人到了这个时候，才感到亲情的可贵。父亲去逝后的几年里，姑姑见我就哭，每次都是如是此。说，你爹才四十多岁，苦了俺牛儿啊……！

　　病痛使父亲痛不欲生，他给母亲多次说，弄点安眠药叫我一吃算了。要么就给母亲要绳子。母亲总是狠他说：“你看你，人家想活还活不成呢，你还想死！”为了避免父亲寻短见，母亲把剪刀、绳子之类的东西拿得远远的，也嘱咐外甥不给他。有一天母亲从邻家借东西回来，前后十几分钟，父亲不知怎的摸着了一条布带子，一端已系在脖子上。亏得母亲回来及时，也亏得他连动的力气都少了！母亲夺过绳子抱着父亲哭了：“你一天吓人倒活的。病是病，可谁也没有嫌弃你啊！”父亲说好好好，我再也不了。但有一次他还是乘母亲熟睡时，用带子束在脖子上两端用力拽，母亲突然醒来才阻止了。父亲对母亲说：“你还年轻，我走了以后你再找个可靠的。我是照看不上你了！”母亲哭得说不出话来。母亲又细心地搜了一遍床上，直到再没有发现危险的东西。

　　父亲连执笔都费劲儿了，但他还是要坚持给我写信。母亲说他给我写最后一封信时，左侧躺着写几句，又仰躺着写几句，再右侧躺着写几句。一封信短短的多半页，写了一天。当时接到那信时我还在新兵连，没想到父亲的病变化得那么快。多年后再看那字迹时才发现，那哪里是写的，而是象划线一样一下下划上去的，笔画如蚯蚓般柔弱弯曲,笔力根本不用说了。父亲在最后的一封信中写到：“家里一切都好。希你把心放开，以后不官（管）遇見（见）什么大事，也不可焦急，不可烦恼，要冷静，要多思考，要看自己的前途大业。你想人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前途而想。为前途而奋斗吧，确不可为了某种事担忧，确不可为了某种事缠身把你的前途失掉。再大的事也要冷静，不可乱了头脑。我做咐（嘱咐）你的言语，一定要永记心间。胸宽大量，不可为某一事做难。做事要果断，不可三心二意。”他对母亲说：“儿子在部队要是能吃透信中的意思，就知道他爹病重了，要是吃不透就算了。”对父亲的暗示，我当时根本没想那么些多，连父亲的字迹也没有注意，我一直相信家人说的“父亲很好”的话。谁知道这竟是父亲的绝笔！父亲嘱咐的“胸宽大量，不可为某一事做难。做事要果断，不可三心二意”的话，可能是有意在安排他的后事，告诉我，他去后要我能够理智对待。现在看来，倒更象是父亲一生的感悟。

　　闲着没事，母亲问父亲还有啥要交待的，父亲说没有了。闺女出嫁了，明儿当兵了，老二（我弟弟）的木匠手艺也学出来顾了自己了，我还有啥牵挂的？没了，没了，就是明儿身体不好……。舅舅说，万一你走了明儿回不来，你也不给孩子留点话？你对着录音机把给明儿想说的话说说，等孩子回来听见了，就当是你亲口对他说的。那时舅家有台婚后买的录音机，还算比较现代化的一件东西。父亲说：“唉——，说那干啥？光叫孩子听了难受呢。不说了不说了，我也没啥说的。该说的我在信里都说了。”这成为我永远的遗憾！父亲的最后几封信就成为我最珍贵的财产，珍藏至今。其实在父亲心里，最牵挂的还是身在异国他乡孤单无依的我。他有一天叫我弟弟到床前拉着手嘱咐道：“老二，你哥在外边需要啥，你就是讨着吃要着喝也要给他寄去。他干的是正事，是大事，千万不能耽误了他！”弟弟哭着说：“爹，你放心，只要他需要，我就是自卖本身也决不会叫俺哥在外边受罪！”

　　就在我回家前不久，姐来信说父亲过年时还吃了几个油糕，不噎，很顺当地吃下去了。一家人似乎看到了希望，都高兴起来，姐就马上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也着实使我高兴了一阵。但回来后听说，父亲自吃了那几个油糕后，就再也吃不下一口东西了，全靠输液维持了一个来月。到农历的二月初一见了危状。那天母亲见父亲不好，就忙上房子上喊家在前面的姐姐。姐闻声跑来，很快本家们也来了许多，然后又让人去通知了亲戚们。父亲那时头脑还清醒，只是不说话，也不做什么交待了。初一一天大家就在担惊受怕中过去了，直到半夜见他没事才散去。大家商量是否通知我，因为父亲曾一直嘱咐：“我死后千万别告诉明儿，他在外边干的是大事，别因为我影响了他的工作！”

　　初二那天情况很糟，一位本家叔急忙骑车子到镇上给我拍了电报——当时要是有电话该多好啊——而我回来时，父亲已经去逝第三天了！

　　母亲说，初二那天，她在床上抱着父亲，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扶着父亲的头。父亲两腮深陷，气息微弱，躺在母亲怀里，头枕着母亲的腿，闭着眼不说话也不动。大家都在地下看着父亲默不作声。姐姐在地下哭成了泪人。突然，父亲睁开眼看了看地下的人，又四周扫了一眼屋顶，身子一软，头向母亲怀里轻轻一歪……。父亲至死都没闭上眼睛！母亲用手在他脸上轻轻抹过，才合了眼。

　　他怎么能瞑目呢？我和弟弟都还没成上家，房子还没有盖好……。

　　这一天是农历一九九一年二月初二。父亲时年44周岁。

　　父亲死在我家最初盖的五间坯房里。那房子盖好十几年了，风吹雨淋已经有些破旧，而父亲后来盖的七间砖木新挑檐房刚盖了三两年，因为经济原因也没有完全收拾好。父亲病重得说话都很微弱了，但依然惦着房子。一天一位会泥瓦匠的本家爷爷去看望，父亲躺在床上拉着爷爷手想说什么。爷爷问他想说啥，父亲看看出厦的挑檐。爷爷说：“你爹的意思是说房子出厦的顶还没有吊。他还没病时就给我说瞅个时间吊一下的，光说了说话。一直到他快不行了还记着呢。”爷爷在父亲耳边说：“没事，你放心吧，我咋也要给孩子们弄好。”父亲去逝后，这位爷爷帮着弟弟把挑檐顶吊了。在父亲去逝十多年后回去探亲，爷爷还常常对我提起此事，感叹不已。

　　父亲开始病时住在新七间主房中间的三间屋里，病重后想住到旧屋。母亲说：“盖了一辈子房，好不容易有了新房还住那干啥？”父亲说：“行了，新房我已经住过了还不行？新房以后孩子们还要住，我死在里边了，孩子们以后不格隐（心里不舒服的意思）得慌？对孩子们也不好。”他坚持要住到旧屋去，说趁我还有点劲儿，挪动时你们不用费劲，要是我动不了了，你们再搬动就费劲了。母亲不同意，他就生气。最后还是搬到了五间旧屋靠主房的三间屋里，直到死。我和弟弟就是在这间屋子睡大的，直到1986、1987年七间主房盖起来。父亲咽气时门槛并没按照那人说的锯断。我回家时父亲的棺木就放在那屋子的地下，每天晚上我们姐弟仨和母亲守灵到深夜，然后挤在父亲曾经睡过的床上睡去。父亲就睡在棺材里，虽然已是阴阳两隔，但仍觉得很亲近，有时觉得父亲就在棺材里轻轻地打鼾呢。

　　父亲排七（即去逝的第七天）埋的，就是我回去的第四天。那时刚下过雪不久，街上、阳坡雪化了些，阴面的雪还很厚，太阳一出来就化成了雪水，路上稀哩哗啦的。我和叔叔早早起来扫了通往坟地的路上的雪。别人家埋人的仪式一般都要用上两场娱乐班，演上几场电影，因为条件所限，我们只用了本村的一个娱乐班，演了一场电影。电影名字是《元帅之死》，讲述徐向前元帅的，记得当时有人说：“元帅之死，这是他当兵的儿子演给他爹的。”听起来没什么，而当时充满戏谑的语气使我永远而且深深地记住了他。在简单的吹吹打打的仪式中，父亲被抬到了祖坟——他曾经多少次来烧香磕头的地方。墓已经打好了。简单的仪式后，帮忙的人把棺材用绳吊着放下推进了墓穴，然后谁说了一声：“来吧，咱埋吧！”让我和姐姐、弟弟先往坑里扔了几锹土，他们就接过铁锨动手了。一位父亲的同龄人边扔土边说：“以后咱再也见不着牛的了！”

　　我直觉得一阵天昏地暗！

　　我忽然想起父亲生前曾经带过的表，问母亲是否给父亲戴走了。母亲说没有，留下来了。当时我是多么地希望父亲能够将那表带走，因为那也许是我家当时最为值钱的东西了，父亲辛苦一生，应该带走才是的。我问母亲咋不给他带走？母亲说给他带走有啥用呢？还不是陪土烂？留着作个念想吧。后来母亲自己一直戴着。我知道，那里面含了母亲对父亲的多少思念！

　　说到这里我觉得应该提一下我和姐姐的朋友。父亲在某镇上干活时，前面提到的那位县师范的副校长，曾经是父亲的东家，见父亲人不错，就提议让他二女儿和我姐结拜了干姐妹，姐年龄小为妹；前面提到的那位杨体育老师也因同样的原因提议，让我和他儿子结拜了干兄弟，我年长为哥。父亲去逝后，两家都没来，原因不详。母亲说，他们都说你爹死后咱们去通知他们时没拿孝衣怎么的。我问姐，姐也不清楚。总之原因很含糊，也很不可思议。于是，我们的两家干亲就此永远“干”了。父亲几个徒弟在那边干活，对他们也有所耳闻。说起此事，他们结合对干亲家为人的了解，一致认为，根本原因就是看我父亲不能干活了，否则可以给他们义务做许多活。“你想人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前途而想。为前途而奋斗吧！”父亲所谓的前途无非就是能当官，至少能不再是农民，然后就可以不再被人看不起。父亲奋斗一生，勤劳一生，诚实一生，最终用他的不幸对他的话作了深刻的诠释。

　　给父亲烧了“头七”我就归队了！那时部队给了我十五天假，连路途，算作了我第一次的探亲假。

　　许多年来，我常常在梦里见到父亲，而几乎都是他病中的样子，总觉得他好象还在生着病没好，每每见到广告中说又有了什么什么治癌新药，什么什么治癌新法，我就会想起父亲：他要是还活着多好，也许就有救了！即使治不好，至少，我现在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可以给他做手术，或者做稍好一些的治疗。我知道，本文开头所记的梦景可能也是受广告的影响罢了，父亲是实实在在地离我们远去了，永远长眠于地下了！而这些年来，唯一使我欣慰的是，我终于考上了军校，并成为一名军官。这是我们祖辈里，也是我村里，开天辟地的一件事情。父亲若在天有灵，应当感到欣慰吧！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既没考上军校，又没能留在部队，那会怎样。现在，我和弟弟都成了家，又都有了子女，日子也蒸蒸日上，差不多可以说咸鱼翻身了。母亲常因此感叹：“你爹要是还活着，你看他一天高兴得——！”

　　父亲生于1947年11月20日，属猪，身高一米八多。如果在世的话，今年应当55周岁，56虚岁了！

　　2003年3月5日——3月12日完初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