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停办，张弘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促使他成熟了许多。
那些年他在农村，一直是一手拿笔头，一手拿锄头的，话是这样说，要做到笔头锄头两不误，实际上很难处理，常常是捉襟见肘。搞创作是一项高投入的工作，没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没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厉鬼的劲头，是根本搞不出来东西的。张弘毅一心想通过文学创作来体现自己的生命的尊严，可是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锥子没有两头尖，别人家草房换成了瓦房，瓦屋变成了带走廊的，可是他家还住着六十年代的草屋，别人家添置了新的家具，三转一响（自行车、电风扇、平板车和收音机），他家除了一台破收音机之外，什么都没有，好在张弘毅不在乎这些，他用“君子固穷”和“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来安慰自己，可是一向要强的他的妈妈不愿意了，经常数落张弘毅，“装龙要像龙，装虎要像虎，老娘我当时一个寡妇娘们供养你上学，也没有过的不如人家，如今，儿子大了，娘俩过日子，反而不如人家了，妈妈我年龄一天大一天了，家里拿龙头的是你啦，我的儿呀，老娘只能给你打打下手了，敲敲边鼓，儿呀，这人上人好过，人下人难过呀，你整天写呀，写呀，你那文章里也长不出高粱玉米，你那字里行间，也生不出葱花油盐来。”张弘毅听他妈妈说这些，根本听不进去，虽然没有顶嘴，可是心里不服气，“写文章是十年不发市，发市吃十年的事情。”
刊物停办后，张弘毅很冷静的反思这些年他的人生道路，重新考虑他母亲说的话，觉得句句在理：“不论你干什么，都要吃米才能活着，这恐怕是大道理吧。”母亲年龄一天大一天了，男子汉连自己都不能养活，那算什么男人。他清醒的认识到，文学这个东西，是个“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海市蜃楼的东西，渴了不能当茶喝，饿了不能当饭吃，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总不能让母亲养活自己吧。他决定洗手不干了文学了。他通过这些年的生活的历练，他清醒了许多，创作虽然小有成绩，但是越写越穷，越穷越写，又没有固定的工作，耽误了他的很多时间，他想想他的同学，不论做什么事情的，都比他强，他才认识到文学这个东西，作为爱好不失高雅，但是作为谋生的手段，那非把人饿死不可。文学只是谋生的敲门砖，一旦把门敲开了，就要丢掉他，手段就是手段，是不能当作目的的。当初和他一起在县委宣传部干的，写作水平远不如他的人，通过各种关系招了工，招了干，而自己钟情于文学这个缪斯，现在却是一无所有。他终于认识到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人必须先要解决吃饭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文学艺术之类上层建筑的事情，自己连肚子都混不饱，谈什么创作？真是可笑至极。他想自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水的做农活不是他的强项，于是他放下破落知识分子的架子，到城里谋生，干起了收破烂的营生。从务虚走向务实。
嫦娥的出现，使他人生有了第二春，多年和文学无缘的他，这时候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他的文学的魂又被眼前美貌的妻子嫦娥勾了出来，他的深厚的文学功底，像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虽然嫦娥斗大的字不识得几升，但是有了倾诉的对象，在新婚的一个月里，他写了好几首爱情诗，例如这首：
《假如》：
假如梦中没有你绰约的身影，
那就让我死去，
永远不要把我叫醒。
假如我的眼睛看不到你的笑妍，
那就让这个世界漆黑一片，
永远不要天明。
假如我的双臂不能拥抱你恹恹无力的身躯，
那就让它断掉，
永远不要再生。
你脉脉的相觑，
给我的春天带来了神韵。
你淡淡的红唇，
点亮了我心头的明灯。
更何况还有你小鹿般迷人的眼睛。
嫦娥也是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物，他写诗，她就唱歌，她会的都是以前在家乡和在旮旯村的几年里学的苏北民间小调，什么《十二月调情》、《大嫂买饺子》《摘石榴》等陈词滥调之类的东西，可是张弘毅喜欢，张弘毅最欣赏的是嫦娥唱的《姐在南园拔麦茬》的小调，说她把一个泼辣的农村姑娘对爱情的大胆的向往刻画得淋漓尽致：
姐在南园拔麦茬，
举目抬头望南山，
看见了俺郎那个他，
哎咳哟，哎咳哟，
看见了俺郎那个他呀。
再过呀三月你不娶俺，
我打个包裹到你家，
我看你说什么呀，
哎咳哟，哎咳哟，
我看你说什么呀。
你家就是一个破猪圈，
铺着芦席盖着天，
冻死俺也不嫌，
哎咳哟，哎咳哟，
冻死俺也不嫌呀。
我妈劝我到秋天，
她饱汉不知饿汉饥，
她骑驴不知步撵的，
俺早晚才能等到秋天里呀，
哎咳哟，哎咳哟，
俺早晚才能等到秋天里呀。
他们新婚的那一段时间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张弘毅，是老树逢春更著花，嫦娥，是枯木偏遇东风吹。
可是好景不长，老瘦猴的阴影又出现了，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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