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村街,母亲家的大门口涌出一群男女,都好奇或紧张地看着我。我一路上都在想是跪在母亲面前摸母亲的手还是摸母亲的头发。这时候我的心里如麻,脑袋发晕,我从人们的眼光中走进院子。穿着青面大衣的侄子跪下给我磕头,我想上前握着二侄子的手感谢,二侄子起立就被人群涌没了。要拐过母亲家的房角,看见院子里站满了乡亲们,都把眼光转向我。我一眼看见西屋窗户下设立的灵堂和灵堂里的棺材,我的泪如泉涌,我跪在了棺材面前,我的身后立刻跪下一片姐姐嫂子侄子侄女们,哭声响彻村子上空。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要不是专门回来哭的,做为儿子,在一片悲伤的人群中,安排好母亲的后事,是最重要的。我站起来要看看母亲,身后就闪出一个浑身挂满尘土的汉子,他按住棺材盖子说:“你不能看,明天早晨让你看。”
我疑惑地看着这个汉子,他又脏又丑陋,叫蔡荣,外号叫傻子,他常年干的就是给村里人家帮忙,混饭吃,谁家有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我急于知道丧事是怎么安排的,还有什么需要办,就朝屋子走。
屋子两边是锅台,靠北墙下上几个腌咸菜的缸和盛水的缸,屋子地上放着木板和乱扔着衣物,可能人们忙乱中从东屋和西屋拿出来的,弄得屋子又窄又乱。母亲一生干净,天天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她不在了,人们就可以在她的屋子里胡作非为了。我走进屋子里,这是那种普通的农家小屋,北墙下是两节木柜,里边墙下是一个腌酸菜的大缸,本来屋子地很小,放上几样东西就更小了,将能站下几个人。我虽然在这个小屋长大,习惯这种屋子的气味,但住惯了多年的楼房,还是对这屋子的窄小、脏乱、阴暗不太适应。在短小的炕上,父亲坐在炕里,他蜷着身子,直呆呆地看着我,眼光透着悲哀和惊恐。往次我回来都是那个白发苍苍的母亲坐在炕头上,慈爱询问地看着我,那是我多年熟悉的情景,今天那个情景不见了,我的悲痛从心底涌上来,无法控制地捂住脸面向墙哭起来。人们挤进屋子里来劝我,乱乱中听到蔡荣在嚷:“吕斌你咋这样?你回来就是哭的,你大哥有事等着你商量呢!”
我想,不管怎么哭,母亲也不能再活过来了。我回来的确不是专门哭的,我擦拭眼睛,看见大哥闯进来,大哥和我的眼光一对,示意我出去。我从人群中往外挤,别人都关切地看着我,猜测大哥找我有什么事。我出了外屋门,看见大哥迈着大步朝房东走。我紧跟着。大哥穿了一件旧了的青面大衣,戴一顶涤卡蓝布帽子,帽子顶部已经发白。西南天上的阳光不温不火地撒下来,院子、园子到处站着人,大多抱着膀看着房子这边。
我跟着大哥拐过房角,出了房后大门,大街上到处站着人。两个人穿过大街,走进大哥家,大哥家屋子里很多人,大哥把我领进院子西边的厢房,西厢房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冷。大哥悄声地说:“今天早晨要出殡了,为了等你才没出殡。现在是火化还是土葬意见不一,你看咋办?”
我旗里有规定,离镇子五十公里以内的死人必须火化,这个村子离镇子八公里。我说:“应该火化。”
大哥说:“你二哥、二嫂子、父亲都不同意火化。”
我问:“村子里别人家老人死了咋办的?”
大哥说:“有火化的有土葬的。”
我问:“要是土葬上边也不管吗?”
大哥说:“一般是罚款五百元。”
我知道大哥家困难,就说:“要是钱的事我包了,土葬吧!”
大哥说:“要只是钱的事就不等你了,怕是上边来查让扒拉出来。”
我心一惊,扒拉出来可是大不孝,问:“有扒拉出来的吗?”
大哥说:“有。”
二哥抱着膀走了进来,问:“咋办了?”
大哥不理二哥,低着头说:“正商量。”
二哥走近,说:“不行吕斌去发政局活动活动,人家老赵家就那么办的。”
我在旗里工作八年,和发政局长倒熟,去问他不可能不同意,可是时间不赶趟了。今天是星期日,不上班,明天一早出殡。其实我知道哥哥们心里想得什么,在这个乡下,能不能土葬关系到这个家族在村子中的地位,不能土葬说明你这个家族熊,在外边没有能办大事的人。可是我实在没有那么大的活动能力。我说:“私下埋了上边也不知道,去活动反而等于告诉人家。”
大哥说:“民不举官不究,要是没人报告上边也不管。”
二哥说:“我就是怕于振福报告。”
于振福是村长。我随口问:“他怎么会去报告?”
两个哥哥低着头不作声。我觉得这里边必有缘故,问又不合适。我说:“要是那样还不如来个把握的,火化。”
大哥说:“那你跟父亲说说。”
我回到前院的父亲屋子里,坐在炕上和父亲说话。父亲的话多了,他问我是怎么回来的?冷不冷?我说起母亲葬礼的事,我说:“在城市都实行火化。”
地上站着的人都明白了我的意思,附和着说:“那可不,看电视国家领导人也火化吗!”这些人说话时都看着我。我从小在村子长大,和这些人都熟,有的人是我儿时的朋友,他们明白我说这个的用意,我很感激他们。我也明白他们的另一层意思,他们希望我不要土葬母亲,我土葬了母亲,他们有老人去世却只能火化,显得他们无能。如果我在外边工作的人都将老人火化了,他们老人去世火化也就顺理成章了。我火化了母亲等于给他们减轻了一个负担,我觉得我有义务为他们减轻负担。
我说:“火化和计划生育是一回事,计划生育一开始人们也想不通,现在让谁多要孩子谁也不多要了。”
地上站着人附和说,可不是吗,过些年让谁土葬也没人干了。
父亲瞅着众人说:“要我说吗,火化最好,就这个形势嘛。”
“对对。”我说着往地下蹭。心想快走,再唠下去老爷子再变卦。
站在院子里等我的大哥急切地问:“咋办?”我说:“火化!”旁边的大嫂听见了,上来说:“火化哪行,他奶奶活着时说过不让火化。”大哥回过头去解释什么。我往后院走,大哥追上来说:“你嫂子你二哥不让火化!”
我说:“什么事都有人反对,你就是给每个人一百块钱,也有人说给得少,问你咋不给二百?”我说完转身就走。
到大哥家,坐在炕上的一个四十五六岁的汉子下地让我上炕,我想跟他打个招呼,却不知道称呼他什么。这个汉子叫史清河,小时候,每到过年的年三十晚上,我们这些后街的孩子拎着灯笼跑到前街和前街孩子对骂,甩土坷垃,扔石头。前街的头儿就是史清河。长大了,史清河因为偷马被判过一后刑。我经常回村儿,看见过史青河立在村头那土包式的房子,乡亲们一说起他故事特别多,特别是他超生一个孩子的事。别的人家超生,乡干部一来都东躲西藏,他倒好,往大街上一站,热情地和乡干部打招呼:“来啦,屋里坐吧!”
乡干部就骂:“操你妈的,你那屋还能坐人!”
我进史清河的屋子看过,外屋除了一口锅什么也没有,里屋也空空,炕上铺着灰,灰上铺着一层塑料布,三个孩子在塑料布上玩耍。每次乡干部来跟他要超生罚款,他都说:“钱是没有,看我哪个孩子好你们抱一个去!”乡里见他太穷,下个文件免除了他的一切该交的款。人们以为他真穷,去年突然出了奇事,他在村西买了块地皮盖了一幢瓦房,人们才知道他有钱,而乡里又没法要各种钱了。
小时候的事我已经淡忘了,何况史青河来是帮忙的,我就谦让史青河上炕,他和我推让一番,终究我是远道归来,上了炕里,和二哥大哥商量明天火化的事。
这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于振福怎么没来?我问大哥二哥。坐在地凳上的二哥低着头不语。坐在炕另一边的大哥说:“早晨来看看走了。”
我问:“咱妈这事谁主持?”按照乡俗,红白喜事村子里有个人主持,整个事情他说了算。
大哥说:“这事不用找外人,咱们自己商量着办。”
这合适吗?我没说啥。我离家多年,不知道村子里发生了啥变化,也不知道哥哥们咋想。我问:“火葬厂的车怎么联系?”
大哥说:“给火葬厂打个电话就行。”我问:“电话号码知道吗?”
二哥说:“于振福家里的,上次王全妈死和李国青死都是在他家打的电话。”
我看看窗外,天色已黑,说:“去打电话吧!”
大哥看着我问:“谁去?”
没人作声。我奇怪,打个电话也没人去,不敢打还是不知道咋打?我说:“我去吧!”
大哥说:“我跟你去。”
我要下地。史青河说:“车好办,不好办的是明天走的时候给司机买一打烟,跟司机说好车慢点走。”站在屋子地上的人说:“对对对,得说好了。”
史清河说:“头几天李国清死,把李国清尸首抬上车,刚上车两个人,那个司机开着车就走,后面的人坐着四轮子紧追,一路上也没见着车影儿,等后面的人到火葬厂,都火化完了。”
我问:“他们没给司机烟?”
史清河说:“谁知道呀,我看老杨守拎着三条烟,可能人金没来得及给。”
屋地上站着的人对我说:“你先给司机。”
我说:“先去联系好车再说吧。”我下地要出屋,听见左荣在院子里嚷:“送浆水了,都去呀!”
我走屋门,左荣正好走到屋子门口,对我说:“送浆水了。”
我说:“我去联系明天火化的车。”
左荣说:“送完浆水再走。”
显然,他一年又一年帮助别人家办理这些事,所有程序他都熟门熟路了。
我跟着众人往村西头走的时候,村街上黑糊糊一的片,看热门的人了呼呼地跟着朝村西走。我小时候也曾经看过这种热闹场面,没想到斗转星移,自己也成了这里面的一员。左拎着灯笼走在前面,左手提着个壶,边走边对我和我的家里人说:“浆水送一遍,是个意思了。送一百遍我也领着你们送,不是没用吗!”他说话的口气,像是上边来的领导干部,开导不明事理的乡民。这个村子里最下等的村民,我们并没有找他,他主动来帮忙,我心里感激他。
左荣只有一个爹,他的爹和他一样脏,爷俩常年以帮助村里人干活儿维持生计,我在小镇上工作时,我们家放杂物的土房坏了或要搭炕,给父亲捎个信儿让他找人帮助修,父亲带来的人总是左荣他们爷俩。他们爷俩在村子里是特殊人物,那年韩家丢了烟叶,乡派出所来人查出是左荣偷出去卖了,警察找到左荣,一看是个又脏又丑又呆的男人,不禁皱起了眉头,问:“韩家火烟谁偷了?”左荣很横地说:“我偷了,咋了?”警察说:“我来抓你。”左荣说:“抓我好,这些日子正没人找我干活儿,没有吃饭的地方呢!”警察看他半傻的样儿,没理他,走了。
在村子里,左荣可以随便进谁家园子里抱柴禾,可以到树林子砍树枝子烧,别人不行。于振福说过:“一个傻家伙,能活着不用村里操心,就是照顾村里了。”
左荣领着我们全家人到村西一块空地上,地上摆着三块土坯搭成的门楼,我们全家人跪在门楼前面,左荣把灯笼放在门楼旁,把一个纸扎成的人倚在门楼上,叫我们全家人在门楼前烧纸,他拎起壶围着众人撒一圈水,他说:“你们说给老太太送钱来了,让老太太多喝点水。”
我们全家人边烧纸边叨咕,妈(奶奶),我们给你送钱来了……捡干净点……接下来是女人的大哭,男人们对着门楼磕头。这时候左荣横眉立眼大叫,起来吧,起来吧!闹啥,闹啥!有些村里男人也随和着嚷。
以前我看过这种场面,没在意人们哭嚷什么,这会儿身在其中,才体会到女人哭是一种程序,男人嚷起来吧,闹啥!也是一种程序,二者缺一不可,试想,如果没人喊起来吧,闹啥!女人不得永远哭下去。
左荣喊完,提了灯笼和壶转身朝村口走,男人们跟上,大哭的女人由乡亲中的女人拉、拖劝往村里弄。
我进了村,直截去于振福家,大哥走在我的身边。村街已经黑透,农村的夜晚很静,有的人家窗户亮着灯,隐隐传来电视的声音。大哥拿着手电筒照着路路上有石头,有猪粪。我问大哥:“明天跟着去火化的人坐的车咋安排?”
大哥说:“火葬厂来个车,车上能坐七八个人;你二姐家小二那台大敞车拉花圈,剩下的人也坐那台车。”
我说:“这么冷的天,坐大敞车子哪受得了。”
大哥说:“咱们家这样就行了,王全妈和李国清死,他们两家全是四轮子。”
我不作声,街上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我想,一台火葬厂的车加上一台大卡车给母亲送行太寒酸了,看看城里人送葬,大车小车一大溜。我们家也有两个在外面工作的人,虽然不弄一大溜车,咋也得装饰一下门面。我说:“一会儿联系妥车,我再去镇子里雇一辆客车,然后再借两辆小车。
大哥说:“雇一辆客车好几百,别铺张了。”
我知道大哥怕花钱太多,最后哥几个摊钱,大哥二哥家都紧吧。我说:“雇车的事你甭管了。”
我心里已定,一定雇一台客车,借两台小车。我当年在镇子里工作时,孩子还小,母亲去给自己看孩子,母亲多次表示要留在我家,经常念叨不愿意作饭了。哥哥也跟我说过,妈妈为供我念大学,在园子里种了枸杞子,夏天顶着烈日摘,晒得衣裳背部汗湿透了,还晕过去两回。我念完书,母亲就把园子的枸杞全铲掉了。供我念书可不容易了,上我家去吧。我跟妻子商量,妻子却说,四个儿子为啥偏上我家?
我叹息,想起记事后母亲常说过的话,:“瞎子算过卦,四个儿子就你不养老,我死的时候你不在身边。”我一直不服气,我发誓要养妈的老。现在我才感到,瞎子的卦应验了。
妈妈,我没能将你接到我家,虽然年年都给你邮钱,但挑水、扫院子、买药都是三个哥哥和侄儿们干了。你走了,我最后为你做一次事吧,我一定为你雇一台大客车,找两台小汽车,为你送行。
我控制着泪水,说:“我一会儿就去镇子里,连雇车带借车。”
大哥说:“我一直工作在乡里,旗里的人换好几茬了,我都不认识。”
我听出大哥有意把弄车这件事留给我。想想也是,自己在旗里工作八年,虽然调走三年多了,但一些人还熟。
我们走村东的于振福家,大铁门关着,透过铁门看见窗子亮着灯光。我哐哐摔铁门,里边扔没人应,倒从院子进而跑到门前一只小狗,站在两个人面前大叫。大哥说:“我去他家商店问问家里有人吗?”
我跟着大哥走进旁边一个商店,商店柜台里没人,里边卧室坐着四五个妇女,其中一个听说找于振福,她说:“他在屋,时去吧,狗不咬!”
我和大哥又返回铁门,用手试探着开了插销,走进院子里,小狗叫着往屋子里送。刚进外屋门,于振福就从屋子里迎出来。他四十多岁,脸胖胖的,又眼皮,抓住我的手摇着,我配合着他的动作摇。于振福说:“吕斌一点不见老!”
有好些次别人见了我都这么说,难道二十多岁离家四十多岁回家没见老?是熟悉这面孔的缘故吧?比方于振福,只是胖了些,和二十年前那个贪污村子里粮食那个青年队长没什么两样。
于振福叫我们上屋坐。我心急,说要给火葬厂打个电话要车,于振福说定下火化了?伸手指着西屋说电话在这屋。三个人走进西屋,西屋是个大空屋子,地上厚厚一层土,桌子上的电话也落了一层土。于振福倚着桌子说:“今天早晨我去你家,你二哥问我不火化行吧?我说我可不管,因为县民政局来查咱们也阻止不住呀,这个村有土葬的也有火化的,看你们咋安排了。”
我急着去镇子里雇车,不想跟他说更多没用的,我对于振福说:“不管别人咋办,咱们按照国家的规定办,火化!”
大哥跟于振福说:“你这儿有电话号码吗?你给打个电话吧!”
于振福转身从电话机下面抽出一条纸,他说:“电话号码在这儿,这还是前几天李国清死他家里人来查的呢。”说着,他抄起电话听筒,按了电话号码,几句话说完,放了话筒,转过身来说,火葬厂说明天八点半来车。
我问:“准时来吗?”
于振福说:“一般准时,最晚九点也到了。”
我跟着大哥往门外走。我边回过头去跟于振福说给你添麻烦了。于振福说:“说到哪儿去了,再有事要打电话就来吧。我一会到你家看看。”
我和大哥走在黑糊糊的街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的心里极其悲凉,一个劲地想哭,我怎么也难以接受,小时候看惯了的丧葬场面,今天竞要自己来操办了。
我们回到大哥家,屋子里仍挤满着人,都关心地问我火葬厂的车联系好了吗?我说联系好了。我在别人让出来的炕上坐下,大哥坐在炕的另一头埋着头卷烟。李国青的大儿子在炕里坐着说:“明天你们哥四个得分工,谁带人上山打坑子,谁去火化,还得有一个人在家里操持,接待来人安排饭食。
大哥说:“老三带人上山打坑子,我和老四去火化,老二在家吧!”
我问:“火化还上山打什么坑子?”
大哥说:“火化也得把骨灰拿到山上放棺材里埋上。”
我问:“上边让这么埋吗?”
大哥说:“火化完了上边就不管了。”
我见还有这么多的事要商量,不能再拖下去,边下地边说:“我去镇子雇车。”众人都说车够了,何必再泡费。我说车的事不用你们管。我下了地我问:“小二呢?”有人说在前院呢。“有人跑出去找。
一会儿,二姐家的小二来了。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大高个儿,在镇子里打仗出了名,去年结了婚才不打仗了。我说:“你开车,咱们去镇子里雇车。”
我坐着三小开的车,车先在马路上奔跑,后来上了柏油路。二小问:“老舅你咋雇?”我说:“先到百货大楼找你五姨,她舅舅家的大三儿在汽车站。”三联单小说:“还用那么麻烦,我有个朋友和汽车站熟,找他就行。”我说:“那就更好了。”我的心踏实一些。二小开车到县城的百货大楼门前停下,他下车去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找他那个朋友。我下车跑进百货大楼。妻妹在大楼里租柜台。三年她挣了十多万元,妻子已经在电话里告诉她我母亲去世一事。我走到五妹子柜台前,五妹子正接待一位顾客。我问她:“老五,怎么到车站能找到大三儿?”
五妹子问:“明天出殡?”
我说:“是。”
五妹子说:“明天是冬至,不能出殡。”
我不想再停尸一天,弄得家邻居人困马乏。我说:“火化车已经联系也了,不能改。”
五妹子说:“联系好了也不能出殡。”
我说:“这个你别管,你告诉我怎么雇车!”
五妹子说:“明天是冬至你不能出殡。”
我不想跟她多嘴,天已经快黑了。他出了百货大楼,二小从公用电话亭里走出来,他说:“我打两次传呼他都不回话,咱们去车站直接联系吧!”
我坐着二小开得车直奔汽车站。街上的路灯眨着昏花的眼睛,稀少的行人来回地走动。我想起当年在小镇上下班在这条街道上奔波的情景。
进了汽车站,车站空空荡荡的,一排排客车、汽车停在院子两边。我问门卫,才知道北边亮着灯光那屋子是值班室,雇车跟那屋的人就行。我们两个人匆匆进了值班室,屋子里桌子旁坐着两个人,旁边椅子上还坐着一个四多岁干部模样的人,我觉得那个人面熟。那个人站起来问我啥时候回来的,并伸出手来。我才认出是汽车运输公司经理成林。我在小镇工作时曾经写过他的人物通讯。我对他说是母亲去世,来雇明天火化。说话这工夫,二子已经同坐在桌子旁的人谈妥,二百元钱,明天八点来人领车。
我坐在二子开的车出了汽车站。我说:“去旗委。”我想,旗委车多,又是权利机关,好办些。二子问:“去旗委找谁?”
我说:“找旗委办副主任秦国富。”秦国富四十多岁,喜欢写点言论、散文什么的,常给我寄稿,这事我找他他不会不管。车在向旗委走的时候,我又在脑海里搜索我在镇上工作时认识的熟人,哪个掌着权。车进了旗委院子,停在楼西篮球场上,我下车问二小:“你下来吗?”二小说:“不去了。”
我朝办公楼走。院子里除了收发室亮着灯,就是二楼一个窗户有灯光,那是传真室,日夜都有人值班,那屋有电话,今天是星期日,找人只能通过电话。我担心值班人不让外人用电话。
我上了二楼敲传真室的屋门,一个小伙子天了门,抓着门把手问:“找谁?”
我知道不能先说想用电话,得先说找谁,被找的人又是有实权的官儿,再亮明自己是市里来的人。我问:“秦主任在吗?”
小伙子说:“秦主任今天不上班。”
我说:“我从市里来,我叫吕斌。”
小伙子脸上有了礼貌的表情,说:“我听说过你,啥时候到的?”
我心松弛了,自己在这里还有知名度。我说:“刚到,我想给秦主任打个电话。”
小伙子说:“可以,可以。”他把门拉开,站到旁边。
我走到电话机旁,问小伙子秦主任家里电话号码。小伙子从兜里掏出小电话号码本翻着看看,告诉了我。我按了秦主任家里电话号码,铃响过两遍,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我问可是秦主任家?对方说是。我说我叫吕斌找秦主任有事,女人说他去喝酒了。我知道跟她说这种事不太好,但又怕误了用车,就说:“你转告他一件事,我母亲去世了,要借一台小车使使,明天八点用。”
女人说:“他回来我告诉他一声。”
我放了听筒,想想,对小伙子说:“我再打一个电话。”小伙子说:“你打吧,随便打。”
我问小伙子科技局康风木家电话号码。小伙子问:“是那个副局长吗?”我说:“是。”
小伙子翻着看看小本本,告诉了我。接通了电话,接电话的康风木听说是我,问明我在旗委办,说:“老吕你别动,我这就去。”我说:“你别来,我有事求你。”
康风木问:“啥事?”我说:“我母亲去世了,明天火化要借一台小车使使。”
康风木说:“我们局的车出差了,我给你借一台吧,啥时候用?”
我说:“明天上午八点。”康风木问:“借好了咋跟你联系?”我说:“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康风木说:“好好。”
放下话筒,我觉得一台小车没定下来,不甘心,反正电话随便打,再打一个。我让小伙子查到旗政协办公室李主任家电话号码,接通后我说:“李主任吗?我叫吕斌,知道我是谁吗?对,我从政协调走你调来政协。我有事求你,我母亲去世了,我想借车用用。”李主任问:“用几台?”我说:“一台小车。”李主任问:“啥时候用?”我说:“明天早晨八点。”李主任说:“明天早晨八来人带车吧!”
终于定下来一台,我舒了一口气,对小伙子说:“谢谢你了!”小伙子说:“不谢不谢。”送我出门。
回村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二小说:“啊呀,忘了买花圈了,我还没给你姥姥买花圈呢。”
二扶着方向盘说:“买了,我替你买了,院子里那些花圈有你的。”我问:“你出的钱?”二小说:“我妈给我的。”我说:“你们把啥事都想到了。”二小说:“早晨一看等你回来不赶趟呀。”
车进了村子,二小说:“我就不下车了,明天早晨七点多钟我来接你。我去车站接客车,你去接小车。”我说好。车到父亲家房后门口,二小停了车,我下了车,二小调一回镇郊他的家了。
我走进父亲的院子。房檐下一个大瓦数的灯泡照得院子通亮,母亲的灵前生着一个炉子,左荣和一个叫张老汉的三十多岁的汉子穿着皮大衣,坐在炉子前烤火。两个人见我问车借到了吗?我说借到了。我在母校灵前转一圈儿,摸摸棺材,我想像母亲在里边躺着的样子,眼睛发潮,我在院子里转转,看房子,看园子,看粪棚,看鸡圈。我脑海出现了母亲在这院子忙碌的身影,特别是母亲喂鸡和进鸡圈拣鸡蛋的情景,让我心里发酸。
左荣和张老汉始终盯着我,他们喊我:“吕斌,上屋吧!”我回过神来,说:“晚上我来守灵。”左荣和张老汉说:“可用不着你。”
我进屋,屋子里坐着七八个人,村长于振福也坐在炕边上,正闲说话,见我进来他跟我打招呼:“雇车来了?”我说:“雇来了。”
蜷缩在炕头里的父亲慈爱地看着我,过去我每次外出回来,父亲都用这种关心的眼光看着我。父亲问我:“雇车去了?”我应着,爬上别人让出的炕稍,盘着腿坐好。我在外多年,已经不习惯这种坐姿了,但在乡亲们面前我必须这样坐。于振福问我:“外面冷吧?”我说:“冷。”于振福说:“明天是冬至,是旧社会时杀人的日子。”别人也说:“对对,咱们县哪年冬至也开个公审大会。”
我想起百货大楼五妹子说冬至不能出殡的话,于振福是不是暗示我?我看看屋子里没有哥哥姐姐们,心中着急,如果明天不能出殡,现在该定下来。我说就找个理由说:“太饿了,我得到后院吃点饭。”于振福说:“一天没吃东西是够呛。”我下地出了屋子,到后院大哥家。外屋的女人们在洗碗洗筷,里屋的男人说着话,饭桌没撤,桌子上放着茶碗茶壶。大嫂子走进来问我:“你一天没吃饭吧?”没容我开口,史清河说:“给吕斌整点饭!”
地上坐着的人给我让出一个凳子,大嫂和两个姑娘端上来一碗大米饭和几个菜。我坐下吃,但难以下咽。坐在炕里的大哥问了车的情况,说:“有两台小车就行了。”别人也说可行了,人家王家和李家都是去的四轮子。
我心里话,能和他们比吗,他们整个家族都是土眉土眼的庄稼人。按照城里规矩得一长溜车,我这还搂着点呢。
史清河说:“明天去火葬厂得商量好了谁坐哪台车。”
对,事先商量好了谁坐哪台车,到时候就乱了套了。大哥问我:“明天咱们家谁去?”
还没容我开口,史清河说:“吕斌得去,丫头都去,其他的亲戚愿意去的都去。也就是围着尸体转一圈儿,别人就不让进了,剩下几个拿骨灰的。”
大哥说:“我也得去。”
二哥走进屋子里来,大哥问他:“老二你说咱们俩明天谁去火葬厂?”二哥说:“我去吧。”
我心里不稳定,大哥去能帮助张罗一下,二哥去能干啥?不如在家支营来人什么的。大哥说:“那就分一下谁坐哪台车吧。吕斌你坐灵车,几个姐姐妹妹也坐灵车。车上得有一个撒纸钱的,史清河常干这个,让史清河去吧。其余的人坐小汽车和大客车。”
史清河说:“大客车到那儿不等,搞完遗体告别,留下几个人,其余的人就拉回来了。”我问:“明天都给哪些人烟?”
史清河说:“灵车司机一条,客车司机一条,火化工两瓶酒一条烟。都得事先给。”
我对史清河说:“明天到那儿你跟着我,有什么事你提醒我一下。”我想象到火葬厂人多事多,怕是忙不过来。“
史清河说:“没事儿,到时候有什么事我告诉你一声。”
我忽然想起冬至不能出殡一事,问屋子里的人:“明天出殡,咱们村没啥讲究吧?”
都说:“没啥讲究。”
我不敢把冬至有能出殡这话明说。有些事就这样,不说出来就没有事,一说出来就是事,本来没有冬至不能出殡这一说,你一就出来大家就注意,传开去就成了讲究,民间的许多讲究就是这么来的。为了慎重,我再次绕个弯儿启发大家说:“咱们这儿有停尸三天一说吗?”我知道这儿没有这个风气,我的用意是启发大家往别的事上想。
大家都说:“没有没有。你们城里有吗?”
我说:“有。”大哥说:“一个地方一个样,国家领导人停尸好些天呢,不能那么比。”
我放心了。我吃完饭,对大哥说:“今天晚上我守灵吧!”我想和母亲最后呆一个晚上。“
大哥说:“已经有人了。”
史清河说对我说:“这儿守灵都不用自家人,村里古来就这规矩。”
我还有事不放心,说:“还有一台车没定下来,我去找个电话打打问问。屋子里的人说:”前院云大肚子家有电话。“
我走出大哥家,街上已经黑透,什么也看不见。我摸索着走进母亲家院子,灯光睛,母亲灵前已经换了两个穿大衣的小伙子坐在炉子旁烤火。我走进屋子里,六七个人坐在炕上或地凳上说话,父亲仍蜷缩在炕头旮旯里,妹妹站在炕前正劝他躺下睡觉,父亲执意不肯。我在屋地上站一下,走出屋子,跨进园子墙,朝前院云大肚子家走。我刚跨出园子墙,对着云大肚子房琢磨,怎么叫出云大肚子家人呢?因为云大肚子家有狗,又很凶。我正为难,云大肚子院子灯光通亮,灯光中,云大肚子媳妇来到大门口,看见了我,她说:“是老叔吧,刚才赤峰来电话,找我大叔,说过四五分钟再来电话。”我问:“啥事?”“没说。”“是男是妇?”“女的。”云大肚子媳妇要去找大哥。我猜测是妻子,因为赤峰没别的亲戚。我说:“不用找你大叔了,我接吧。”
云大肚子媳妇先进院子抓住狗,我进了屋子,屋子里比我小时候来玩时宽敞多了,只是收拾得不干净。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躺在炕上背英语书。我问她念几年级?女孩子说念六年级,云大肚子媳妇早年和吕斌熟,她让我坐,我见到处都脏,不坐。云大肚子媳妇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在哪儿上班,孩子好吗?我老想着明天火化的事,心乱如麻,无所用心地应着。云大肚子媳妇也看出来了,不再说话。我问:“电话在哪儿?”
云大肚子媳妇说:“在那屋,等一会儿吧,她说过几分钟打来。”
我和她沉默一会儿,那屋电话铃响了。我过去拿起电话听筒,果然是妻子打来的。妻子问:“什么时候出殡?”我说:“明天。”妻子说:“明天是冬至,不能出殡。”我说:“明天火化的车都说好了,变不了。”妻子说:“变不了也得变,刚才我和老五通电话,她也是这个意思,明天出殡对下一代不好。”
我觉得在电话上继续争论下去没用,就说:“那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吧!”我放下听筒,想还给县城科技局打电话问车的事吗?别打了,自己家的事让人家掏电话费,不好。我谢过云大肚子媳妇出了门。走在黑糊糊的街上,我犯惦算,一切都安排好了,改变出殡时间就全盘乱了,跟不跟大哥说呢?我想想妻子的话就有几分气,母亲活着的时候要去我们家,妻子不愿意,活着的时候不关心,死了讲究个啥。没养活老人,就没有资格在这种事上指手划脚。人们忙一天一夜了,人困马乏,急着出殡,自己假充明工,阻止出殡,岂不是节外生枝,挑毛病设置障碍吗,难道你回来就是干这个的?
世上本没什么讲究,所有的讲究都是人制造出来的。
我回到父亲院子,两个小伙子坐在炉子旁凳子上看着我问:“打电话啦?”
我说:“打了。”我站在炉子旁想,说不说冬至的事?两个小伙子说:“外面怪冷的,你上屋吧!”
我走进屋,屋子里炕上凳子上坐着的人都跟我打招呼,有的继续说话。我坐在地凳上,想冬至出殡的事。还是别说了,别人不提,我提干什么,盘着腿坐在炕边上的张老汉边卷着烟边跟坐在他对面的史青河弟弟史青水说着话,又转过脸来跟我说:“报纸什么事都登吗?”
我犹豫了。般地说,哪个编辑都关系稿,熟人的稿子采用的条件就宽松些,但有的写的实在不行,怎么照顾也没法用。我说:“那要看什么事。”
张老汉说:“就是咱们村的事。”
什么事呢?我思量着。我说:“你说出那件事我才能告诉你们能用不能用。”
张老汉看看史清水,又看看炕上地上坐着的其他人,笑笑,不说。我忽然想起来,问:“你是想告于振福吧?”我生长农村,工作后也测断了和农村联系,知道农民都对村干部有意见,而村干部大多手脚不干净,上边也知道,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不好整,比方说,一些上边布置的工作得指着村干部做,能不护着村干部点吗!
张老汉说:“就算是吧。咱们就说一件事,村里承包出去的土地收承包款15万元,二年多下来,15万元花光了,倒欠外债11万元,怎么欠的?问村会计,说上边来人吃饭了。我和史青河去乡里问乡长,乡干部下来一天吃多少?乡长说一天国家补助五元。实际一人一天得吃四十元。”
在吃饭问题上,我知道村干部咋贪污,比方说上边来人吃一只鸡,二十元买的,村干部开个五十元的白条子;明明一顿饭花一百元钱,他打个二万元老派条子,再者,亲友来吃的饭也开个条子,甚至没人吃饭也开条子,时间一长没法查。“
张老汉说:“再说树林子,你知道吧,村东、河西两岸原先那树林子,现在稀不愣几棵,有的地方一棵也没有了,树哪去了?”史清水说:“全卖了。”张老汉说:“树卖了,钱呢?”
我问:“你们没去旗林业局反映地这吗?”
张老汉说:“反映过,你们家二哥和史青河去的,旗林业局说村里没开过采伐证,就没有下文了。”
我很意外,二哥怎么也掺乎这种事,树的事是大事,听说这种事别的村也有,可我不能参预,母亲的丧事需要于振福他们帮忙,倘若我那么干,岂不是恩将仇报;再说过后都是一个村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二哥参预是他个人行为,不代表我们家族。我思量着说:“这种事告小状不起作用,乡县捂着,怕拱了包上边责怪,要是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组写封信,备不住管事。”
史青水说:“一个是人家不来,再说来了人家去找乡、村干部,也不问咱们。”
张老汉说:“就是,就说前年上边来村里查帐,先到于振福家,于振福招待一顿,把来人领到于振珠家,他叔伯兄弟能不往好了说吗,结果啥事没有。”我说:“你们说有那么多事,查帐一点没查出来?”
张老汉说:“查出来了,比方说村子里修井管子,雇人花了142元,在王老三小卖部开的条子,查账时却出来三张同样的条子,问王老三,他说只有一张是他开的,另两张不是。这算贪污吧?最后也没有下文。”
我想,这种事司空见惯,有许多事上边派人来,村干部一招待,再塞上两个钱或物,来人啥也不扯,一起了之。“我说:”你们说的这些缺乏有力证据,上边不好调查。“
史清水说:“有证据的事也有,比方说年年杀猪,杀猪的交十五元钱,不杀的也交十五元钱,家家都有这种票据;还有修公路拉沙子,沙子拉了,还要收拉沙子款,这种劁猪割耳朵两头受苦的事上哪里说理去。”
我说:“史清水说的这两件事都是证据。”
张老汉说:“还有一件事也挺让人憋气,今年村班子换届选举,选举前史清河、程广庆要求先公布账再选举,我们只关心村里账目,选谁都行。乡里来的人坚持先选举,账的事不管,史青河和程广庆宣布弃权,大多数人也弃了权,没选成。第二天县里来人把史青河和程广庆抓了去押了七天,说是破坏了选举法。”
我疑惑,选举法倒是有这条,不是这么规定的,可我不能鼓动张老汉他们闹事,我说:“你最好找选举法看看,如果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
史清水问:“法院要是不管呢?”我说:“往上边告!”张老汉说:“也那么想过,听说得花钱,一年半载又没个头绪。”我叹息,农民太苦了。
这时候院子里的左荣在嚷:“吕家人出来,吵吵灵!”我朝屋子外走,院子里很多人了,母亲灵前跪了一片姐姐嫂子侄儿侄女们,哭成一片,在夜色里极度悲伤。我跪在人群后面,这个时候我神经麻木,没有悲伤,有的吸是沉重。“
左荣站在棺材旁边大叫起来:“起来吧,起来吧!行啦,行啦行啦。”他的那种威武全不像个村子里下等公民左傻子。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悟出在村子里他存在的价值。“
左荣一嚷,人们就起来了,只有女人还在要死要活地哭,人们拉的拉,拽的拽。女人们都走了,我又回到屋子里屋子里的几个人正争执该谁出去守灵了,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决定打扑克,谁输了谁出去守,再输了出去替,一宿不停,商定了就在炕上围桌。张老汉说坐在地凳上的我:“你上后院睡觉去吧!”我说:“今晚我也守。众人说:”不用你。“史青水下地推我。
我出了屋,进了大哥院子,东屋窗子黑着,西屋窗子还亮着灯。我开了屋门,大嫂子还外屋收拾碗筷,地上锅台上全是碗筷菜盆什么的,大嫂子说我:“你也睡吧!”
我一点觉也没有,在外屋站一下,开了东屋门走进去,屋子很黑,影影糊糊看见炕上躺着两三个人,他找了个空儿,脱了鞋脱了外衣,穿着毛衣躺下了,脑子里老想着母亲活着时的样子,心里又惦记着明天火化的事,一遍又一遍设想着怎么跟司机说,到火化场有人设置障碍咋办?至到听见鸡叫了我也没有一点困意。
我老早就起来了,嫂子姐姐们在外屋忙着作饭,那情景和我当年结婚一样,差别是当年母亲忙里忙外,为儿子张罗,今天没了母亲,大家忙里忙外是为母亲操办。妈妈,你看见这种场面怎么想呢?我的眼睛发潮。
我走出屋门,外面很冷,村庄在白色的烟气中乌黑着。我走进前院母亲的院子,母亲的娄前炉旁仍是坐着两个穿大衣的小伙子,跟我打招呼:“老叔起来了?”
两个小伙子一个是大哥的儿子。另一个是三哥的儿子。我进屋,父亲仍蜷缩在炕头的旮旯里,不知道谁在他身上盖一床被子,他倚着枕头正睡得香,几个守灵的村民坐在炕上打扑克,个个都无精打采。我想着一会儿火化的事,心里乱七八糟地转身朝外走,刚别过房角,左荣抱着膀走进后门,问我:“听说你要去带车?”我说:“是,司机找不到这儿。”左荣说:“你不想要看看老太太吗?等给老太太开完光再走。”
开光就是村里有一个年龄大的女人打开棺材,在死去的人眼睛上划十字,说一句“开眼光亮堂堂”,在耳朵上划个十字说“开耳光听八方……”我小时候看过这种场面。我问:“什么时候开光?”左荣说:“车来之前。”
我说:“不赶趟。我不去带车来不了。”左荣说:“那你带车去吧,到火葬厂也看到老太太了。”
我往大哥家走的时候看看手表,7点过5分了,我和二小约定二小七点多来,八点上班时到镇子。二小去车站带客车,我去带借的小车。二小怎么还不来。
我走进大哥家外屋,跟忙乎着的嫂子姐姐们说:“一会车来了防止化跑,谁也别先上车,车上没人他就跑不了。”
嫂子和姐姐们说,都商量好了,大家在车前磕头,车怎么走也不让开路,一磕到村头再上车。我又进屋问大哥给司机和火化工的烟酒可准备好了?大哥说准备好了,司机一来就给他们。大哥说:“就给灵车和客车司机各一条烟就行吧,两个小车司机还给吗?”
我觉得小车是自己找的,不该给家里人添麻烦,虽然不情愿还是说:“不给!”
我忽然想起来,问炼完骨灰咋办?大哥说:“已经准备下了红布口袋,住红布口袋里装。”说着从柜子上拿起一个红布口袋递给我。我叠好装进衣兜,又问:“要骨灰盒吗?”大哥说:“不用,用红布袋装好骨灰抱着坐车回来,车不要进村,直接上山,把红布袋放在棺材里,埋上。”
这时候街上有汽车声,是二小来了。我看看表,七点十五分,到镇子二十分钟。我对外屋喊:“有饭吗?我先吃点。”外屋人说有,来吃吧!
到了镇子,我在县委门口下了车。二小开着车走了,他去车站。我进了县委院子,直奔楼上办公室。借车单位听说来人带车了,当下让司机跟着我走。我带着两辆小车进村口时,看见自己家大门口涌出一大群人。我下车,扫视到了人群中的众多熟悉面孔,我顾不地跟人打招呼,安排司机进屋喝水。我把司机领进大哥家,村口出现了二小的大卡车,后面跟着一辆大客车,再后面跟上来一辆面包车。有人说:“后面那辆就是灵车!”
我和大哥指挥几辆车怎么调头,停在哪里。灵车一停好,大哥大嫂子就拎着个兜子走到车旁,大嫂子顺着车窗往里塞一条烟,司机推脱,并忙着开车门,打扫车厢,大嫂子把烟扔在车座旁,对身后的我说:“给他放到那儿。”
我钻进车门,对打扫车厢的司机说:“师傅,一会儿你把车开慢点,到了村头人们再上车,行吗?拜托了!”
司机瞅我一眼,说:“可以。”我退出车厢。有人招呼:“吕斌呢?吕斌在哪儿,抬你母亲!”我拨开围观的人跑进院子,一群人已经把母亲从棺材里抬出来。有人抓住我,扯到放尸体的铁架子前,让我抬前面,众人在后面抬着朝外面走。把母亲往灵车主放时,听见二嫂子在身后说:“你去摔丧盆子。”我转过脸去,见二嫂子说二哥。
我临离开家时,妻子说我:“凡是与大哥商量,他是老大。”摔丧盆子和指路你去做。按乡间习俗,谁摔丧盆子谁继承家产。我也理解摔丧盆子是大儿子或老儿子的事,二嫂子抢什么?我在车上安置好母亲,转过身子一看,车前跪了一片,二哥已经顶着丧盆子跪在车前了,丧分子哪儿来的?二哥又啥时候跪在车前的呢?旁边有人嚷,吕斌,你拿个花圈站在车前!
跪在车前有好多大人孩子拿着花圈,我不知道拿哪个花圈,又站到哪里?有人过来扯我,叫我到跪着的人群后面随便拿一个花圈。跪着的大嫂子说旁边跪着的大哥:“你去,快去拿花圈!”
大哥奔过去抓住花圈,走到车前,背对着车面朝跪着的人拿着花圈站好。车启动了,十哥摔了丧盆子,大哥举着花圈,缓缓地朝前走,灵车跟着大哥走,一片男女老少顺着街边退边磕头。我也边走边对着灵车磕头,街两旁是看热闹的人。车有时稍稍加一下速,人们按照事先的约定,谁也不闪开,车只好亦步亦趋跟着人群走。走到村头公路上,人们才纷纷上车。我坐在司机旁的座位上,司机果然信守诺言,边慢慢开边瞅后边的车,见后面的车跟上来了,才问我:“可以走了吗?”我说:“走吧!”司机加速。
阳光很暧,公路上车来人往,我熟悉这条公路,我当年上学后来参加工作都是走的这条路,在三四里地远的西山坡上,有一堆人在劳作,那就是给母亲打坟坑子的人,那群人由三哥领着。车进了镇子,我发现路上有黄纸钱,难道前边有去火化场的人?看来冬至不出殡没有根据。车出了镇子,前面出现一溜车,车队前面是一辆灵车,跟着两辆大卡车拉着花圈,后面跟着十二辆各种型号的小汽车。我立刻感到不舒服。我为母亲雇一辆客车,找两辆小汽车,家里人都说太多了,看人家,不是大操大办吗?
车进了火葬厂,史青河先下去,到告别房打探,后面跟上来的小车、客车停下,人们纷纷下来站在四周。史青河从告别房出来,慢慢悠悠地走到我面前说:“晚来上步,咱们是第二份。”
我进了告别房,认识几个旗里的人,问他们谁去世了?那几个人说:“旗武装部白政委。”
我从人丛中看进屋子,站着的人群里有我认识的旗政协马副主席,旗人大宋副主储。我转身出了屋。史青河又凑过来说:“刚才我打听第一份是旗里的一个当官的,他们还要开追悼会,轮到咱们得一个半小时。”
我紧张了,问:“我们也开追悼会吗”我想,要是开,悼词都没写。史青河说:“不开,从今年起平民百姓不让开。”
我走到客车旁边,招呼其他人上车回去,留下四五个人等着取骨灰。留下谁事先已经商定。客车刚直,第一份的亲戚们也上车走了,只留下四五个人站在门口说什么。灵车司机招呼我们往下卸尸体。我和几个人从灵车上卸尸体,用铁车子推到炼炉口前。我记着从家时大哥的嘱咐,把母亲铺着的褥子扯下来铺到棺材上。我要扯褥子。史青河说:“别急,等要往炉子里推的时候再扯。”
我站在尸体旁发呆,史青河说:“我把烟和酒给火化工送去。”他出去了,别人也纷纷走出去。我觉得屋子非常冷,屋子大而空又安静,只有隔壁的炉火呼呼燃烧声。我轻轻地撩开掩盖母亲的黄布,看见了母亲那张熟悉的面孔,我摸母亲的白发,摸母亲僵硬的手,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眼睛,母亲在炕上坐着的身影,在院子里喂猪的身影,在野外捡谷穗的身影……有人扯黄布盖上了母亲的脸,外甥在身边说:“老舅,这屋太冷,我们出去等吧!”
我不作声,不动,我这是最后一次和母亲在一起了。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谁劝我也控制不住。
火化完发,我抱着褥子包着的母亲骨灰坐着车往村子的西山坡上走时,我感到怀里母亲的体热,我从小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抱着母亲,我在心中一次又一次地呼唤母亲,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在村子的西山坡上埋葬完母亲,人们纷纷上车要回村时,我望一眼儿时玩耍过的山野,想到要把母亲一个人留在这山上,她要经历一年四季的风吹日晒雨淋冰冻,禁不住跪在坟前痛哭。侄儿们过来架起我,把我塞上车,车向村子驶去,我哭了一路。
吃饭了,前屋后屋都是人,这种场面我太熟了,大哥结婚、二哥结婚、三哥结婚、我结婚,每次母亲都是这屋那屋忙。为了儿女,她忙了一辈子,终于到头了,儿女们要为她忙这一回了。
我跟着哥哥各个屋磕头满酒,当满到大哥东屋炕桌上时,见于振福和史青河肩并肩地坐在一张桌子上旁,而且两个人推杯弄盏喝的热乎,这就是乡民的性格。平时是对手,为人帮忙就是朋友。
饭后,没有走的乡民坐在大哥家东屋的炕上说闲话,主题是承包土地的事。于振福说到上边不让乱收农民钱时说:“这下村干部好当了,啥钱也不收了,要是夏天水管子坏了,一节就五百多元,要修就得挨家敛钱,有一家不交钱也买不成。上边一瑞要求旱改水田,这么一来就水改旱吧!”
乡民听着愣愣的。
我坐在地上椅子上听着不对味,村子里都有三提五统款,买一根水管子的钱还是有的,用不着向村民现敛。于振福这么说是撒怨气,这么做是不负责任。我不知道村中底细,不能贸然说话,只能提示说:“说到底咱们这赤北地区还穷,要是像南方有些富裕村那样,村中有大量公积金,连孩子念书村子里都包了。”
我等我说完,于振福抢着说:“吕斌说得对,咱们这儿人穷也懒,要是像南方人那样,几个人整个企业,发了财,谁还计较这点土地。”
于振福大讲办什么企业。别人只是听着,插不上话。家家都穷,谁能办得起企业。议论一个时辰,人们纷纷下地回家。我朝前院父亲家走。我知道,那幢我从小熟悉的房子,从此就冷清下来了我以后再回来,再也没有什么扑头。我站在父亲房后的树下,泣然泪下。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