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阿里回到拉萨后，发现电台编辑部的许多老同志、和工作上挑大梁的骨干都内调了，如我的老师杨兆振（当时是编辑部副主任）内调到青岛日报，编辑部主任马心浩和他的夫人内调到河南广播电台，我的同学郑兆洪、王卫东等等。我也很想内调，并向台里递交了内调报告，但没有一点反应。我向台领导询问了关于内调的问题，领导的回答是“听从组织安排吧”。当时听说中央的精神是，除了那次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以后每三年都要安排一大批。我想这次走不了等等也行。
编辑部的骨干和总人数少了，但是工作量却增加了。在一九八二年调整节目时，我们汉语专题部和藏语编辑部实行了合并，组长是裴树生、副组长是白玛和胡维友。汉语《高原建设者》节目改为《在世界屋脊》节目；并行的藏语专题为《雪域佳音》节目；汉语《对人民解放军广播》节目改为《高原子弟兵》节目；《科学园地》节目只有藏语，同时增办了藏汉语《青年之友》节目和藏汉语《法制漫谈》节目。凡是藏、汉语节目均为一稿两发，但相同字数的稿件，在同为十五分钟的节目中播不完，这就需要减少篇目或加以姗改，实际是二次编辑。当然，相同节目的藏汉语稿件也可以各自单发，工作量就大一些。
这次节目调整后，我相对固定负责编发《青年之友》和《法制漫谈》节目。因为新开办的节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听众不熟悉，通讯员来稿很少，本台记者一般为这两个节目专门写稿也不多。所以，我认为编辑改叫编采（编辑加采写）才更合适一些。
原以为《青年之友》节目开办后来稿会多点，因为青年之友是针对广大青少年的，这个年龄段的人数不少，大中专、中小学和部队战士都是青年，他们收听节目后，会有人逐渐投稿的，然而事与愿违，播出半年后仍然来稿很少。无可柰何，我只好东跑西颠到处采访写稿。主要跑各级团委和中学、大学及部队。
在首期节目播出前后，我就多次到自治区团委联系接洽有关开辟稿源的问题，希望各级团委充分利用《青年之友》这个阵地，宣传共青团的宗旨，展现团的助手和突击手作用，宏扬共青团的优良传统，宣传团员青年中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宣传青少年中的好人好事，宣传学雷锋，助人为乐等等。当时的自治区团委书记是曲加（后任拉萨市委书记、区外办主任、现为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副书记是吴毓萍（后任山南行署专员、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现为中央纪委常委），他们表示大力支持《青年之友》节目的开办，还指示以区团委的名义发出文件，希望各级团委充分利用《青年之友》这个阵地，为办好这个节目献计献策，积极写稿投稿…但不知为何，来稿仍然很少。
当无米之炊的节目编辑是最难受的，唯一的办法是编辑亲自出马采访写稿，但节目每两天就要换新稿，每组节目要15分钟3000字，还要有编辑制作节目的时间。这样一两个编辑是承担不了的。另外的办法就是从报刊杂志上选稿，这就是平时开玩笑说的当“剪刀浆糊编辑”，从本地报纸或全国各地的青年报刊杂志上选稿，选中的稿子剪下来贴在稿纸上，再查查字数，做些技术上的处理即可发稿。但是，一个自办节目如果都是采用外地的稿件，其内容与本地无关，是肯定不行的。因为这样做还不如干脆转播外地兄弟电台的节目。所以在西藏开办报刊杂志或是广播节目，首先应当考虑稿源的问题，否则便会沦入“剪刀浆糊编辑”或“无米之炊”的困境。
松本圣，这是个日本十几岁男孩的名字，也是我没见过面的朋友。有人会问：“你怎么会认识个日本男呢？”事情的原尾是这样的。
一天，传达室送来一封日本来信，来信是寄给《青年之友》节目的，这个节目由我负责，我也就拆开阅读了。来信说：“我叫松本圣，家住日本名古屋，我正在自学华语，经常收听贵台的《青年之友》节目，通过你们的节目，我知道西藏是世界屋脊，还有美丽的布达拉宫，藏族有见到朋友献哈达、敬青稞酒的风俗。我非常向往西藏，向往布达拉宫，希望有一天能去看看。请问怎样才能去西藏？我还希望得到贵台节目时间表和编辑先生的照片…”信写半通不通的，大概内容就是这样。于是就给他回了一封信，并随信寄去一张我和爱人、女儿的全家照。
过去我没向国外寄过信，邮寄这封信我才知道竟需要十来元，这在当时是很贵的。大约三个月，松本圣收到我的信又给我来信，他在信上说，没想到我会给他回信，收到信很惊喜，并在信上介绍了他的家庭。他的父亲开一家工厂，经营挺好，母亲原籍是韩国人，他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妹妹正在上学。松本圣随信寄了四张照片：一张是他正在操作打印机；另一张是他和同学们在一起；还有一张他妹妹穿着和服，提着小包，正在朝人微笑；再就是他和他的父亲正在傍晚的大街上行走。松本圣在这封信上问我全家好，特别向我漂亮的太太和美丽的女儿问好（信上原话）。他还在信上向我询问有关西藏的一些问题和知识，我在复信时一一向他作了回答。就这样，你来我往，每封信大约半年，我和日本小朋友松本圣来往通信有三四年之久，我还给他寄过一些漂亮的中国邮票和西藏风光的明信片，他也给我寄过一张有名古屋港口图画的漂亮复写板。后来时间久了逐渐失去了联系。我算了一下，现在松本圣也有三十七、八岁了。他的来信和照片我都妥善保存着，他家的地址我抄在通讯簿上，不知现在变动没有？二十四个春秋过去了，不知如今的松本圣会是怎样的？
大约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我患了一种怪病，凡是油腻的食物吃了右腹部就会疼痛，说是“胆结石”吧？多种检查都做了也不能确诊。为防病疼的折磨，我成了“素食主义者”。为治这个病，我除了跑区人民医院和军区总医院，还常跑藏医院。
有一天，我在藏医院内科门外的条凳上排队候诊时，里边喊道：“下一位”。刚好轮到我了，我伸头一看是一位年轻的藏医。就对排在我后边的那位病人说：“你先来吧。”自己坐下来继续等。旁边一位干部模样的藏族病人问我：“刚才你怎么不进去？”我说：“我嫌那位藏医太年轻，想等一个老藏医看看。”他说：“你不了解吧？别看那位年轻藏医年纪不大，本事可不小哩！他叫旺堆，是很有名的藏医呀，他是自学成才出身，还出版了一本《藏医词典》呢！好多病人都专门找他看病的。”
他这一讲，我立刻来兴趣了，因为我不仅找到一位好医生，还找到一篇好稿子。我请他看病后，当面给他讲明记者身份，与他约定了采访时间。
经过采访我了解到：旺堆医生三十六岁，是昌都贡觉县人。在家乡上小学五年级时，他看到家里墙上贴的藏文报纸就经常读读，也算是学文化。报纸上的“卫生常识”、“健康之友”栏目中也有些简单的中医、藏医基本常识和药方，旺堆在反复念读的时候，药方也逐渐烂熟于心。
一次村里发生流感，旺堆就按药方所述到山上采来草药，按药方煎好让父母和邻居家的人服用，结果很快治好了家人和邻居的病。后来他又按那些常用药方为家人和村上人治病，也都发挥了奇效。从此旺堆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旺堆的舅舅是喇嘛庙里的医生，他看到旺堆对学医很有兴趣，就让他跟着自己学习藏医。舅舅教的好，旺堆学的认真，再加上边学边实践，几年下来旺堆就出息成一个很能干的藏医。初学成的旺堆首先在自己所在的村里当了赤脚医生，他边学边干边琢磨，很快就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藏医。
后来，贡觉县人民医院就把自学成才的旺堆调到了县医院藏医科当不在编的医生。在县医院旺堆仍然兢兢业业地边干边学，不满足于已掌握的藏医知识。他既积极认真地向老藏医、名医学习，又到处搜集藏医文字资料，藏医知识和临床水平越来越高。
再后来，自治区藏医院藏医研究所招考研究人员，旺堆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名，他在众多的参考医生中脱颖而出，从赤脚医生“跳龙门”一下成为藏医“研究员”（相当于副高职称）。有了成就、“一步登天”的旺堆并不自满，他仍废寝忘食地钻研深如大海的藏医，并在宿舍门上贴了“无事请勿打扰”、“有事限谈五分钟”的条子。他把一切业余时间都用上了，到处拜师学艺（医），到处寻找资料，终于用三年时间编了一本《藏医词典》，十世班禅大师闻讯后，高兴地为这本《藏医词典》题了辞。
我将采访的旺堆事迹写成题为《自学成才的藏医》的通讯，在电台《青年之友》播出后，又在西藏科技报和西藏日报发表，还在中央台《祖国各地》节目播出。参加全国首届民族团结进步征文获三等奖，受到国家民委、国家广播电视部的表彰，收入广播电视出版社《同心集》一书，并被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报告文学选辑》收入。旺堆获得全国首届“边垂儿女挂奖章”活动金质奖。
一天，我到西藏军区采访。在军区大院的蓝球场上围着许多观众在助威叫好，我挤进人群看到两个部队代表队正在比赛。甲乙双方球艺一般，争抢倒还激烈，只是球场上的女裁判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只见她英飒爽，嘴含裁判哨，随着蓝球的传来传去，她时而矫健地飞奔，时而快速地后退，随着哨音不时作出准确而优美的手势…在她的准确裁判之下，场上双方个个服从，显得争抢有度，比赛紧张而激烈。应当说这个球场上的“女法官”为这场平平的球赛增色不少。不是牛逼，我这个人的“新闻眼”是比较敏锐的。经验告诉我：新闻来了！
我挤到记分员跟前问：“请问，那位女裁判是那个单位的？我看她吹得挺好的！”“你问她！”记分员回答道，“这个女兵娃子够牛逼的，她叫周小苏，是通讯总站的，是国家一级蓝球裁判哟！”
散场后，我立即抓住这位小个子女兵进行了采访。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访问中得知，她入伍前原名叫周小书，嫌“小书”字数少，又不便叫“大书”，便改称小苏。
她是四川宜宾人，自小就爱爬山游泳、打球赛跑、跳高跳远等多种体育项目。可惜她个子太小，在初高中学校时那个项目的校队都不要她。
于是，她有的放矢，选择了不要高度的蓝球裁判项目。小苏从初二开始认真学当裁判，既学比赛规则方面的书本知识，又在实践中练习吹哨，还拜知名的老裁判学艺，凡有比赛她都观摩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周小苏终于在初三时经考试成为蓝球国家三级裁判，到高一时她成为国家二级，高三时成为蓝球国家一级裁判。是当时四川省三个国家蓝球女裁判之一。
带着国家蓝球一级裁判的证书和一技之长，周小苏怀揣少女的“今日木兰”从军梦踏上世界屋脊，决心为部队建设作贡献。
然而，西藏是个高山缺氧的地方，部队的体育活动包括蓝球项目开展的并不热烈，有规格的比赛项目很少，而且她也不出名，所在连队还有自身的日常工作，周小苏的裁判技能在一段时间里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小苏不甘心裁判技能被埋没，只要有空就往球场跑。不管是别人打着玩，或是随意比试对垒，只要能分甲乙方，她都主动自荐上场当裁判，也不讲究什么规格不规格，报酬不报酬，只要能上场吹哨就无比高兴。她还到地方体委自荐，要求义务当裁判，并利用节假日和星期天到地方体育场巡视，看到有蓝球比赛就千方百计上场吹哨。
慢慢的周小苏在军区大院、驻军部队和拉萨的蓝球场上有了些名气，部队和地方省、市级高规格的蓝球赛也都邀请她担任裁判。
人家女孩子都爱漂亮，有空喜欢化化妆，穿上漂亮衣裳照照像，一块儿唱唱歌、跳跳舞，只有周小苏爱往蓝球场上跑，爱和男孩子们奔跑斯混，弄得浑身臭汗、黑不溜湫、像个野小子……因此，女兵连的战友们都把她当成另类，说她想成名成家，说她工作上不本分，说她不合群就是不团结，弄得她很有些孤立。连队首长也嫌她风风火尽往蓝球场上跑，耽误了本职工作，不算个完全称职的战士。这些都是我在采访了周小苏之后，又到通讯总站访问了小苏所在连首长、以及她周围的战士们知道的。这是常规采访所必须的。
我采访结束后，撰写了题为《蓝球场上的“女法官”》一文。这篇通讯在西藏台《青年之友》和《高原子弟兵》两个节目播出后，在西藏地方及部队听众中产生强烈反响。我又将此文投寄到《新体育》杂志，亦在全国读者中产生极大反响。《新体育》杂志主编朱芬芳给我说：“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通讯发表后，周小苏收到全国各地读者来信和我区听众来信五百余封。中央电视台和成都军区宣传部专门以《蓝球场上的“女法官”》为题，拍摄了周小苏的专题电视节目。我的这篇通讯被西藏新闻学会、记协评为当年全区好新闻一等奖，周小苏则在全国首届“边垂儿女挂奖章”活动中获得银质奖。西藏军区副政委路晨专门找我了解周小苏的有关情况并听取我的建议，将周小苏破格提拔为干部，任命她为军区俱乐部的体育干事，做到了人尽其才。
5
大约是1982年初，我从阿里回到拉萨后，得了一种怪病，吃了鸡蛋或是油腻食物，右腹部肝区附近和胃部就会恶心、胀疼，特别是肝区附近疼起来忍都忍不住，疼起来简直要躺在地上打滚，这种疼痛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最疼时我恨不得自己拿刀剖开肚子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肚子里捣鬼。
到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藏医院和军区总医院检查，a超、贝餐、胃镜和常规检查反反复复做了多次，就是查不出病因。各种各样的药（西药、中成药、草药、藏药）我不知吃了多少，毫无效果。
弄得无可奈何，只能疼起来赶快跑医院，医生也只能给我打杜冷丁止疼了事。由于我经常跑区人民医院普外门诊（急诊），医生都和我很熟悉了，去了二话不说就开杜冷丁（开杜冷丁是有限制的，因为它可以上瘾，属于毒品，主治医生每天才有几针的处方权），打了针二十分钟就能止疼，可是这毕竟不是治本的办法。
我自己只能平时在饮食上多注意，不管在家或是外出采访，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嘴巴。出外采访会议上都有会餐，采访单位也常常予以招待。无论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我自己都象和尚似得只看不尝，只捡清淡的素菜、泡菜下饭就行了。
有时别人在酒席上看我拒酒拒肉，以为我讲客气，就一再劝酒送菜，自己忍不住喝一杯、吃一点。然而，不争气的肚子马上就会有所反应。
每次疼起来的前奏是感觉右腹肝区发硬，胃部恶心想呕吐，我就赶快跑医院，这个病偏偏夜间发作较多。那个时期我读了很多医书，自己对照医书，我一直怀疑得的是胆囊结石，但是医院做a超就是检查不出，否定了我自己的看法。难道我真得了癌症吗？因为任何肉食、鸡蛋甚至一点儿浑腥都不能吃，造成了营养不良，我1.71米的身高，体重仅有100斤出头，瘦得不像样子。
自治区人民医院内科（天津援藏医生）王信诚分析了我的病情后对我说：“根据你的病情、神情伴断，不可能是癌症。如果是癌症，你疼起来又跳又叫，还能骑着自行车跑医院，怎么可能呢？是癌症你就没气力跳了叫了，更不可能自己骑车跑医院了。但是医院就是不能确诊，我自己也很担心。
恼恨我的人说我患的是癌症。慢慢的别人也都认为我患了癌症。当我在休假时向领导提出利用休假到内地治病的要求时，领导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还说：“只要不出国，在国内任何地方检查治疗都可以！”
于是，1983年冬天，我便利用休假到内地治病。那时到内地治病还要有本人单位所在地医疗部门的介绍信，我就拿着区人民医院的病历和医生的建议书，到自治区卫生厅开具了去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听说该院肝胆外科著名）、北京首都医院、上海第七人民医院等医疗单位求诊的证明。
因为我和爱人比较喜欢旅游，过去每次休假都要跑一两个地方，这次我们也不例外，决定放弃坐飞机的快速与舒适，改乘汽车走青（甘）藏公路，到敦煌去游览一下，途中还可观赏举世闻名的“盐湖之王”察尔汗盐湖和“万丈盐桥”。
我提前了解到拉萨运输公司汽车三队有几台车到柳园拉货，便请该队搞调度的开封老乡陈文祥帮忙安排，全副武装—棉衣、棉裤、棉帽、棉鞋、藏被（用牦牛绒线编织的带长绒穗的被子）和充足的食品与止疼用的杜冷丁等急用药品，登上东风卡车驾驶室，开始了久违的十分辛苦的青藏公路之旅。
“甘藏路”实际是没有的，这是我的称呼，是指拉萨—格尔木（青藏公路南段）—柳园。即国道215线 ，起于甘肃省安西县的柳园镇,经敦煌、阿克塞岔路口后,翻越当金山口,进入青海境内,再经花海子、鱼卡、大柴旦、察尔汗盐湖至格尔木,全长653公里,其中 青海境内长399公里。1981年11月30日列入国家干线公路,曾称“青藏公路支线”、“敦格公路”,亦称“柳格公路”。 215国道北端于柳园镇与兰新铁路相接,是西藏客、货运输的主要转运线；由当金山岔口、鱼卡西行可至戈壁油城花土沟和茫崖石棉矿,进而入新疆；在察尔汗盐湖地区与青藏铁路齐头并进,南至格尔木与青藏公路相接,是沟通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四省区和纵贯柴达木盆地的重要干线。举世闻名的“万丈盐桥”就“架设”在号称“盐湖之王”的察尔汗盐湖上。
我夫妇俩搭乘那辆车的司机叫虎子，陕西人，二十多岁，一米八五的高个子，脾气很好，总是笑迷迷的张哥长张哥短地喊我。
走长途坐驾驶室或乘小车坐前排，我始终牢记时时给司机点烟，不停地和司机聊天说笑话，总之不能打瞌睡引发他的“瞌睡虫”，以免因疲劳驾驶酿成车祸。虎子看我不停地点烟聊天挺辛苦，对我更加敬佩。他说：“张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不用那么辛苦，该休息就休息，瞌睡了就睡。”我说：“虎子，这不光是为你好，也是为我好。同坐一台车，就是同乘一条船，咱哥俩现在是同舟共济，风雨同舟，必须心往一块儿想，安全第一啊！”
刚过羊八井，我就亲眼看到前面一辆车翻倒到在路边的道沟里。我对虎子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救援一下。”虎子说：“如果看到发生车祸就去救援，就别跑车了，这种事儿太多了，我们顾不上，还是好好地跑自己的车。”
车过唐古拉山口约七、八十公里，我们发现一辆南来的卡车陷在了一条不大的冰沟里。陷车司机招手求援，虎子停车问：“怎么陷住的？”
那司机说：“昨晚没看清路面，跑偏了一点就陷住了，请一辆车帮忙用钢绳拖也拖不出，现在只好去道班上请拖拉机。能让我搭车去吗？”
虎子答应了，驾驶室没空位，他便站在叶子板上。那司机说，“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点儿东西也没吃，又冻又饿，你们有没有吃的卖给我一点儿？”
我和爱人看到那司机饥寒交迫的狼狈样子，非常同情，急忙拿出一块葱花油饼给他，那人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就吃光了。我还想拿其它东西送给他，虎子连忙用腿碰碰我制止了，说：“对不起，我们也没多带吃的。”等那落泊的司机下去后，虎子说：“像你们这样一路发善心，怎么能行。到不了格就两手空空了。我们的车要是出故障或是遭遇堵车、陷车、大雪封山，谁来管？善心发不得！”果然，路上又遇到几个陷车、翻车的，他们的遭遇十分可怜。
我们几辆车很顺利抵达格尔木，这是我第五次到格尔木，车队在这里保养休整一天后，继续前进。
我们的车队驶出格尔木约两三小时，远远的就能望见雪白一片、浩瀚无边的察尔汗盐湖。汽车沿着盐湖行驶，只要看到有盐路，我就不厌其烦地问虎子“盐桥”在那儿？一会儿问：“这儿是不是？”一会儿问：“那儿是不是？…”
终于，我们的汽车驶上了举世闻名的“万丈盐桥”。“盐桥”就“架设”在号称“盐湖之王”的察尔汗盐湖上，并非万丈，只是盐造的公路而已。“盐桥”的路基、路面用料几乎都是纯结晶盐。养路员工采用平整盐盖、填塞溶洞、铺筑盐块、浇撒卤水等简易方法 养护盐路。盐路象一座桥浮设在卤水之上,长度33公里,美名为“万丈盐桥”。万丈盐桥笔直、平坦,可与柏油路相媲美。它的建成,开创了在盐渍土地区筑路、养路的先河,在公路史上是一个创举，也成了旅游景点。
车过满街拉圾的大柴担，翻过当金山，驶下有名的大漫坡，我们很快就到了敦煌。
到了河西走廊的嘉峪关、敦煌一带，便能感受大漠戈壁的苍凉与雄浑；探寻丝路古道千年辉煌与千年沉寂的秘密；体验西北民族的文化和生活风情；领略敦煌文化的神秘灿烂与博大精深；聆听古战场金戈铁马的历史回音；滋生醉卧沙场的豪迈气概。
第一次休假返藏时，我和米林团的二十多名战友曾乘坐团里的汽车从这里走过，但没有游览莫高窟，为此我很觉遗憾，所以这次弃飞机而乘汽车专程来访。
这里是古老丝绸之路精华之处，在此寻找历史文明的足迹，再去看月牙泉的神秘，莫高窟的厚重，嘉峪关的雄壮，兰州黄河水车的喧嚣，西安大雁塔的庄重....历史与现实将一一展现在我的面前。
无亲无故的虎子对我夫妇特别关照，让其他人先去柳园，他专门开车陪我们去游览莫高窟等景点。
千辛万苦，汽车从敦煌向东南方向行驶二十五公里，我们终于看到了莫高窟。只见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长长的栈道将大大小小的石窟曲折相连，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端庄的佛影，飘舞灵动的飞天……庄严神秘，令人屏声敛息，这便是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
当时的莫高窟并不开放，无人售票，窟内空无一人。可能是正值冬季，系闭窟侈修缮时间，因为我看到洞外洞内有许多脚手架。我们三人一一翻过铁栏杆，随意拍照观看。我带着附有彩图和说明的《莫高窟》一书，便按图观窟，自导自游，十分惬意。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只见崖壁上的洞窟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 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
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即人们供奉的各种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相等；佛经故事画，是以佛经中各种故事完成的连环画；经变画，是隋唐时期兴起的大型经变，综合表现一部经的整体内容，宣扬想象中的极乐世界；佛教史迹画，表现佛教在印度、中亚、中国的传说故事和历史人物相结合的题材；供养人画像，即开窟造像功德主的肖像，这是一部肖像史。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莫高窟的壁画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盛唐时期的壁画水平最高。西方学者将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莫高窟的开凿史是这样的，据记载，一位德行高超的和尚乐囫柱杖西游至此，见千佛闪耀，心有所悟，于是，凿下第一个石窟。从十六国到元朝，石窟的开凿一直沿续了十个朝代，1500年，至今，乐樽的那个石窟早已无法分辨得出，而莫高窟经过风沙侵蚀仍保存着十个朝代的750多个洞窟，窟内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彩塑三千余身和唐宋窟檐木构建筑五座。此外，还有藏经洞发现的四、五万件手写本文献及各种文物，其中有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书法作品。如果把所有艺术作品一件件阵列起来，便是一座超过二十五公里长的世界大画廊。
莫高窟的彩塑多属佛教人物及其修行涅盘事迹的造像。因为莫高窟的岩质疏松，无法进行雕刻，工匠们用的是泥塑。唐朝以前的泥塑在其它地方很少保存下来，因此莫高窟的大量彩塑更为珍贵难得。
另外还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图案。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种社会活动，如帝王出行、农耕渔猎、冶铁酿酒、婚丧嫁娶、商旅往来、使者交会、弹琴奏乐、歌舞百戏……世间万象，林林总总。
莫高窟作为艺术的宝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尚在这里汇集成斑斓景观。敦煌唐代艺术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最璨烂的时代，外来的艺术与中国的民族艺术水**融，敦煌唐代艺术空前丰富多彩。那雄伟浑厚高达十几米的巨大佛像；灵巧精致仅有十余厘米的小菩萨；场面宏大、人物繁密的巨幅经变；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单幅人物画无都使人印象深刻。
飞天，是佛教中称为香音之神的能奏乐、善飞舞，满身异香而美丽的菩萨。唐代飞天更为丰富多彩，气韵生动，她既不像希腊插翅的天使，也不象古代印度腾云驾雾的天女，中国艺术家用绵长的飘带使她们优美轻捷的女性身躯漫天飞舞。飞天是民族艺术的一个绚丽形象。提起敦煌，人们就会想到神奇的飞天。
在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我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作战以及音乐舞蹈等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各个方面的内容。壁画中各类人物形象，保留了大量的历代各族人民的衣冠服饰资料。壁画中所绘的大量的亭台、楼阁、寺塔、宫殿、城池、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檐，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资料。我国的雕塑和绘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美术史上记载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多已失传，敦煌艺术的大量壁画和彩塑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莫高窟在明代一度荒废，至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以后，又受到人们的注意。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很大损失。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虎子还带我夫妇俩观赏了月牙泉。鸣沙山周围是高高的沙山，中间有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这就是月牙泉。鸣沙山在刮风时会发出声响，所以叫鸣沙山，这里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因为地势的关系刮风时沙子不往山下走，而是从山下往山上流动，所以月牙泉永远不会被沙子埋没，月牙泉的水面原来很大，后来由于地下水位下降而缩小。
我们还开车70多公里去看了有名的阳关。阳关是汉武帝开辟河西，"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之一，自古为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的门户。“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是描写离别的情景的名句，出了阳关之后就是漠漠的弋壁滩和沙漠，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再次相见确实是不容易的。
阳关关城已湮没无存，仅在一座红色的砂质山峰上，残留了一座被称为“阳关耳目”的烽墩，残高4.7米，底长宽8米。遗址周围不见断垣残壁，只有在沙丘之间暴露出的板结地面。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阳关道”就是指的这个阳关，我没看到阳关道…
“甘藏线”之行，特别是敦煌之游，多亏了虎子师傅的关照与帮助。我在向虎子师傅一伙儿诚挚地告别致谢的时候，确有依依不舍之感，又陪他们侃了一阵子…
我买到了柳园到西安的火车卧铺票，趁候车之机，我躺在简陋候车室的条椅上疲倦地睡着了，要不是爱人使劲地摇晃我，仅停车三分钟的小站会使我们误车的。
经历了一天一夜又一天的火车摇晃，我们终于在华灯初上的时候抵达古城西安。下车的时候我和爱人为拿包的问题闹别扭。我俩先到车站广场的一家饭馆吃饭，馆子里只有两三张桌子坐满了人，另外的桌子上都摆着凳子，服务员正在搞清扫。我把前后搭在肩膀上的提包搁在桌子上，没等我喘口气坐下来，一个女服务员怒目圆睁，劈头盖脸冲我骂起来：“没长眼吗？你这老土包子！正在打扫卫生哩，谁让你把讨饭包搁在桌子上啦？”
我正在和老婆闹别扭，本来心里就有火没处发，服务员这一骂立即把我激火了。我马上冲她骂起来：“你是什么东西？态度这么蛮横！你骂谁没长眼？谁是老土包子？哪个包是讨饭包？来你店里都是客人，客人搁搁包你就骂人吗？”
“你就是老土包子！”那女服务员不服气，“你没看见正在打扫卫生吗？谁让你往桌子上搁包的？”
我瞅瞅自己的一身打扮，头上戴着火车头帽，上身穿中式棉袄，下身穿棉裤子，脚穿老棉鞋，再加上在火车上两天没洗脸，一路风尘，当时又在病中，面庞黑不溜湫的，猛得从世界屋脊的大山中来到这繁华的大都市，别人自然就误认为是土包子进城了。我一向就痛恨衣帽取人，她这一骂我就更加来气：“你这泼妇衣帽取人，一点不懂得尊敬人，确实不是好东西！其实你自己什么都不是：一不是高干家庭，因为高干子女不会端盘子扫地；二不是有钱人家，因为有钱人家也不会端盘子扫地；三来长的不漂亮，要是倾国倾城可以嫁个高干或者有钱人家，也不会端盘子扫地…所以我请你好好地为我们顾客服务！”
店里的客人瞧她不对，纷纷责怪她。她还不服气，我就喊经理出来。经理弄清原因，狠狠地把她批评一顿，并让她向我道歉。这样我们才满意地用了餐。
到李家村西藏驻西安办事处招待所住下来，我们休息一天后，立即去西安“三军大”挂号就诊。此时才知道弄错了地方。原来擅长肝胆内科的是重庆“三军大”，西安是“四军大”。只怪当时没搞清楚，弄成了南辕北辙，我只好将错就错，即来之则安之，径直在“四军大”附属医院肝胆内科就诊。
“四军大”肝胆内科的医生根据我的诉说和病历参考，立即让我作检查肿瘤的“pet核医学显像诊断”。我预约后等了一周时间，去“四军大”放射科作影像检查，设备很高级，使用的是PET正电子放射性核素的专用成像设备。它与多排螺旋CT整合，就是多功能分子影像诊断仪，它将PET对恶性病灶探测灵敏度高与CT精确解剖定位的优势联合在一起，能对肿瘤进行早期和高精度的定位。
三天后我去“四军大”取回结果，诊断有图像、有分析、有结果：系胆囊结石。连结石大小、颗粒多少，都作了直观的描述。排除了癌症的嫌疑，我心上的石头落了地！
医生建议作胆囊摘除手术，但是住院床位十分紧张，大约要等五十天。我等了一段时间，趁这功夫会见了西安的老朋友王运利（他原是西藏军区《西藏民兵》杂志的编辑、转业到西安市政府任新闻发言人）和西藏新闻学校内调的同学。王运利定要邀请我两口子到他家小住，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去住了几天（其实招待所更好，每天每人仅一元钱，还有暖气。他家则冷得像冰窖）。
我嫌等住院床位时间太久，爱人也想早点回家看孩子，即然已经确诊了，到哪儿手术都行。于是，我们决定先回开封。
回到开封见到父母和两个兄弟，我女儿已经五岁，在父亲厂里的幼儿园大班。她见到我和爱人的时候，显得很生分，我母亲指着我两口子教她认我们，说：“这是妈妈，这是爸爸…”女儿却不认我们，说：“这是阿姨，这是叔叔，我的爸爸、妈妈在西藏。”我爱人听了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也是西藏干部职工无奈的眼泪和苦痛。把孩子放在身边，因为高原缺氧等原因影响孩子的发育，放在内地则没有感情，大了容易形成深深的代沟，影响勾通。我和爱人商定，利用这次休假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培养一下和孩子的感情。
当时，人们都把手术叫做开刀，并把手术视为了不得的大事。原本我想在西安做手术，就是怕回开封让父母和全家人操心。按原定计划，我决定到北京复查并手术，大医院总归要安全些。
我爱人要带着女儿去，我母亲认为她一个人到我手术时，既要照顾我又要照顾孩子，肯定顾不过来。于是，母亲决定跟着去。我母亲的老姐妹雪云姨听说后，也要跟着一块儿去游览北京。于是，我们老老少少五个人浩浩荡荡开往京城。当时，开封到北京没有直达列车，我们只能到郑州转车。因为我们有老有少人又多，中转上车时像打仗一样紧张，好不容易才找到座位并聚到一起。
到北京我们住在和平里西藏驻京办事处招待所。我拿着证明和病历到首都医院求诊，诊断结果仍是胆囊结石，医生要求手术治疗。我同意在首都医院手术，院方登记后说等候床位大约需要六十天左右，我一看等这么多天不可能，便和母亲、雪云姨、爱人和女儿一块儿游览了天安门、故宫、八达岭、颐和园、天坛、地坛等名胜，还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然后返回开封。
回开封后，我和爱人决定带孩子去山东探望她父母，让孩子见见姥爷姥姥。孩子和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比较熟悉了，也能叫爸爸妈妈了。可是，每到晚上她都闹着找奶奶，我们要哄好久她才能安静入睡。
这次去山东，我们夫妇还背着五岁的女儿登了泰山，游览了曲阜孔府孔庙。接着又去上海看病，途中顺便游览了南京、无锡、苏州和杭州（从苏州到杭州我们是坐运河客轮去的）。到上海后，我们住在上海广播事业局招待所。我拿着证明去上海第七人民医院求诊，再次做检查后仍确诊为胆囊结石，医生依旧要求手术治疗。我同意在上海手术，登记后才知道等候床位至少要一个多月。无奈，我们只好先回开封保守治疗。
这次到内地治病，折腾来折腾去，除了排除肿瘤、确诊为胆囊结石外，因西安、北京、上海三家医院床位都很紧张没能手术，决定暂时保守治疗。
为了培养和孩子的感情，假满后我们夫妻俩带着女儿回到拉萨。
我到西藏军区大院的军区第一招待所采访。刚进招待所大门，我就看到有些穿运动装的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有，不像军人又不像运动员。我当面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他们是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我立即放弃了原定的采访，决定抓住长江漂流队到拉萨这个新闻好好挖掘一下。
挑战自然、实现自我，是人类的梦想与追求。长江漂流被美国《国家地理冒险杂志》评为全球25项最具挑战性、最具艰难旅程的惊险活动之一，排名第二。
此事的起因是这样的：1985年，四川乐山某学校的教师尧茂书，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美国人肯·沃伦正式向中国政府申请漂流长江的消息，一种奇特的民族自尊之情开始猛烈撞击尧茂书的心扉。他首先呼吁：长江是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长江的首次漂流。尧茂书请求学校组织一支长江漂流队伍抢在美国人之前进行这项首漂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失望了。
于是尧茂书决定自己漂流，带着一种"滚地雷开道"的悲壮心情,尧茂书在准备尚未充足情况下，6月12日驾龙的传人号漂流筏开始漂流，经过62天的漂流，历尽艰险，漂程3000多公里，采集了大量标本，搜集到了大量资料和拍摄了长江岛屿的照片。7月24日于金沙江虎跳峡遇难。他的尸骨一直没有 找到，当地的牧民只是在江河边上捞到过一件只有外来人才有的尼龙防水服，这件衣服是红色的，就象人的鲜血那样的红色！人们就在尧茂书遇难的地方给他竖了一 块纪念碑，那年他才32岁。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激起无数男儿热血，有变卖家产者，有抵当结婚用家具者，坚决支持中国人首漂长江和黄河的壮举。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长江漂流，我所看到的穿运动装的人就是自愿漂流者和记者们组成长江漂流队。
根据他们的介绍，我撰写了通讯《世界上最后的伟大征服》。为什么叫这个题目呢？据漂流队长说：“作为人类的居住地—地球上的科研与探险，登山方面人类征服了包括珠峰在内的所有山峰；南、北极地人类徒步走过了；世界的大江大河除长江外，人们也都漂流过了。长江沿途地理复杂艰险，始终没有人进行过全程漂流，于是全世界的探险者便把“长江漂流”称之为“最后的伟大征服”。我被他们的勇敢精神所感动，除采访写稿而外，还向他们捐款一百元，并和长江漂流队全体成员合影流念。稿件在电台《在世界屋脊》节目播出后，还在西藏日报发表，我则在等候他们漂流胜利的佳音。
长江漂流队整个行程7000公里，计划将徒步、车行、漂流180天，在长江源头地区他们要途经海拔5295米的霞舍日啊巴山、可可西里无人区、格拉丹东冰雪源区等地…
后来我从报道得知：“长江第一漂”11名长漂勇士罹难，他们用豪情、躯体和滔滔江水融而为一。11名英雄的遗体或衣冠，分葬长江沿岸3县境内，分别是青海省玉树县、四川省巴塘县、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天下第一险滩——虎跳峡，无情折断3名长漂勇士和一名记者的翅膀。
后来电视记录片《河殇》里边说：“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集中体现了当时很多反对者的意见。”但不管怎么说，尧茂书和那些漂流勇士们都不应该被我们遗忘。我认为：为祖国和民族争第一没什么不可以，这决不是民族狭隘主义。
我常去拉萨中学找教导处副主任徐龙泉约稿或采访。拉中距电台很近，出了后门，穿过我们台里的菜地，再过一条小河，然后穿过马路就到了，大约一华里。
经过二十年的变迁，现在，从电台再去拉中只隔一条马路，顶多五十米。因为菜地早就没有了，盖成了楼房。小河也没有了，因开辟扩建林廓北路，盖上水泥板，成了阴沟。
那徐龙泉是我们的通讯员，笔名白水，经常给《青年之友》节目写稿，所以我们成了朋友。他是上海市的援藏教师，老婆是苏北人，没有工作，但是因为他有一手祖传的徒手剪字的绝活，在拉萨做锦旗、会议横幅等很挣钱，所以他连续援藏三批（那时称援藏的为“三、五牌”，即三至五年的意思，教师三批就是九年）。
解放前直到“文革”之前，徐龙泉的爷爷和父亲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小的锦裱店。所谓锦裱店的业务就是装裱字画，书写店面招牌，制做店面灯笼、锦旗、招晃（悬挂在店铺外面的广告旗帜，如：酒、茶、旅店等）。
经营这种业务，就需要一手好字，要楷体、魏碑、行书、隶书、仿宋、美术字体样样精通，不仅要会写，还要能以剪代笔，徒手剪出大小不等、字体不同的字来。
经过从小到大、二十余年的刻苦练习，也是因为生活所迫，徐龙泉终于练到了锦旗、横幅、招晃所需的各种字无论大小都成竹在胸，只见他一手拿剪刀、一手拿纸张，闭住眼睛就能剪出所需的字来。大，他可以剪到十几个平米大的一个字；小，他可以剪到像指甲盖大小一个字。而且剪的比写的还快。
我请他剪“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几个字，也就半分钟左右就剪出来了，而且七个字连在一块儿，你可以夹在书里或是压在玻璃版下，当然也可以贴起来。他说：“连起来的意思是，剪的字多了不容易弄混，剪锦旗用的小字就要连起来。如果是做锦旗或大会横幅，我可以边剪、老婆边贴，快的很哩。你开会前一小时找到我要一条横幅，我快剪快贴决不耽误你的事儿！”
这一手绝活他在援藏之前早就无用武之地了，因为他家早就没有了装裱店，他只是上海一家普通中学的教师，老婆又是苏北农村人，加上两三个孩子，他的生活是很勉强的。
援藏到拉萨，他发现这里没有制作锦旗、横幅和招牌的店铺，便捡起“文革”前帮父母养家糊口的锦裱手艺，让老婆为主、自己为副，揽起制作锦旗、横幅、招牌的业务，红红火火干起来！
徐龙泉没有店面，没有营业执照，在拉中院内家里干。如此他既省了租房钱，又省了（偷漏）工商费和税费，他挣一个是一个，好不快活。此时才显出了上海人的精明。
八十年代前，拉萨确无装裱店。此时的徐龙泉一边教书，一边搞经营，正像他名字的寓意一样“神龙入泉、如鱼得水”，大显身手。我亲眼见上至区党委、自治区政府、驻军部队，下至各厅局、行政部门和企业单位都到他家定做锦旗、大会横幅等。有时大宗活路来了，他夫妇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赶活。你想想一个大的单位（系统）搞一次表彰会，光是锦旗就需要做多少？！遇到大的活动或年终岁尾，徐龙泉常常因为太忙而不得不推掉一些活。他说：“到了嘴边的肉吃不下，真恨不得多生出几双手来。”
有一天，我又去拉中找徐龙泉约稿。他家里像往常一样有几位客人正在请他剪字（他剪的字比写的更好）。
“记者张（上海人喜欢把姓放在后面），我向你介绍一下，”徐老师放下手中的活儿，说，“这位是自治区机修厂的娄俊书记，是个企业家、改革家！”又指指我对哪个人说，“这是广播电台的张记者、张静璞。”
我连忙和被介绍者、一位个儿不高，头发谢顶，约四十岁出头，显得很精干的人握手，“您们真有改革的事迹吗？现在改革可是个热门话题哟，真有这方面事迹的话，我就去采访一下。”我感觉这个人很面熟，从进门就一直在回忆在哪里见过他？
“我们改革的事迹多得很哩！”娄书记不无夸张地说，“欢迎张记者到我们厂采访，去了一定不会失望的！”
徐老师仍在忙着给他们剪字，我看到他剪的字个头很大，每个字大约有两平方米左右。因为字太大，几个字就把满屋子摆得满满的。这几个字是：“西藏自治区机修厂”
我问：“剪这么大的字干啥用？”
娄书记回答说：“两个用处，一是用在机修厂的大门上，我们正在新修大门。二是用在我们的产品——水塔上。还有‘制造’两个字，把我们的厂名打在我们承建的水塔上，高高的，老远就能看到，就是免费的广告嘛！”
“很精明的嘛！”我说，“这阵子有点忙，闲下来我一定去你们厂采访。”
“当然应该去，”娄书记说，“你应该认识我，我在广播电台的大院里生活好几年哩，才离开两三年，原来是电台警卫连的连长呀！”
“啊！…怪不得哩，”我恍然大悟，说，“我总感觉面熟，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过了不久，我去机修厂采访，本打算和娄俊书记或厂长谈谈，先摸摸基本情况，没想到娄书记把全厂各科室负责人、车间主任等中层干部全都集合起来，一间大会议室坐的满满的，既使叫采访座谈会人也显得多了些。无奈，客随主便吧。
“我来采访，没带任何题目，对你们厂也不大了解”我首先发言说，“我就像一台收音机，听大家谈谈吧。”
娄书记让副厂长、工程师和技术科长介绍了机修厂的基本情况，如：那一年建厂，有多少职工，固定资产有多少，设备情况如何，主要产品是什么，销售情况等等……
基本情况介绍完毕，娄书记发言说：“我是前年来的（指1982年），当时的机修厂面临多方面的困难，一是大批技术骨干内调了，缺乏技术人才；二是收缩工业战线，取销指令性计划后，厂里没有任务，没有活干，要自己找米下锅；三是没有计划了，银行也不给贷款，生产缺乏资金；四是我们找米下锅，走出去承建水塔、修建围栏（如马路绿化带围栏，十字路口拦杆，马路中间的隔栏等），计划部门搞双轨制，不供给我们钢材（建水塔罐钢板、围栏钢管），让我们买高价；五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合作伙伴了（与二汽合作销售汽车，建立东风汽车维修站），自行改造了维修车间，自治区计划部门却说我们没有资质，是违法改造，还冻结了银行帐号，致使我们无法生产，现在处于瘫痪局面。”
接着这些中层干部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向我诉说厂里改革遇到的重重困难，有的说着竟哽咽着流下了泪水。看到他们一个劲地向我倒苦水，我竟不知所措了，只好表示深入调查，情况属实的话可以写个内参。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在1981～1984年期间，由非国有部门发展和对外开放激发出来的经济活力，使我国经济日趋繁荣；但是改革 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有企业却未摆脱素质不高、效率低下的状态。因而在1983年末到1984年初，经济领导部门专门研究了“怎样改善国有企业素质的问题”。 根据这一研究的结果，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权十条”）。当时许多有志之士都认识 到，要落实“扩权十条”，不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要求整个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变。于是， 1984年9月召开 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恢复名誉。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向市场经济转变是 历史的必然。具体说来：第一，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双轨制和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度，这意味着对它的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 应的改革。第二，从1984年初开始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要求国内经济作进一步的改革。第三，国有企业在指令性计划束缚之下严重缺乏活力的状况，也要求 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进行国民经济总体性的市场取向改革。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只有充 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 的。”
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 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服务业等实行 市场调节。
当时，自治区机修厂在改革中所遭遇的尴尬局面，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根据上次在机修厂采访座谈会获得的情况，我继续去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这种调查非常麻烦，而且涉及的单位较多。恰在这时我女儿得了一种怪病，浑身发痒起疙瘩，不停地哭闹，我和爱人急忙将孩子送到医院检查，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医生检查后让住院观察治疗，后来确诊为“过敏性痣点”，说不光是身上起这种小红疙瘩，就连内脏上也会起这种小疙瘩。我爱人只好陪孩子住院，我得每日三餐给她们娘俩做饭送饭，这样不得不放下手中的调查工作。
娄书记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焦急，他厂里的情况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改观，下面的处境将会更困难。于是，娄书记找我商量，让我继续抓紧搞调查，他让厂职工食堂的炊事员代做饭送饭。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和安排，抓紧时间继续进行调查工作。我到自治区计委几个处室和银行开展细致的调查，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写出了题为《自治区机修厂要改革、但障碍重重》的内参。这个内参广播电台很快就编发了。
不久我就得到了内参反馈的消息：区党委领导看了这个内参十分重视，专门批示说：“该内参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请新华社西藏分社牵头，会同西藏广播电台、西藏日报组成联合调查组，继续调查，如属实可作为改革典型大力宣传报道。”当时新华分社的领导就把我找去，和报社的同志共同研究如何开展调查工作。我们拟定了详细周密的调查方案，并列出相应题目，迅速投入采访调查工作，联名三家单位写出了一组调查报告，并配合评论予以发表；我还另写了报告文学《一个实干家的忧和喜》，并采制了一篇录音报道在中央广播电台《各地电台编排的节目》中播出，均获得了强烈的反响。
由此，自治区机修厂因祸得福，不仅翻了身，还被自治区树为“西藏工业战线改革的旗帜”，娄俊在一九九六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从此，我和娄俊成了比较要好的朋友。两年后，娄俊被自治区提拔为自治区工业电力厅副厅长，后又在自治区总工会任副主席。
自从我在西安“四军大”确诊了身患胆囊结石，排除了患癌的嫌疑之后，我就非常放心了，因为到内地手术到处床位紧张，都要等候很久，我也就把做手术的事儿搁了下来。也有人劝我说，肚子上开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能不开就不开，开刀就是伤元气！现在中医有许多排石的方法，还是保守治疗好。
休假返藏后，我就采取了保守治疗的办法，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消炎利胆药，嘴巴也坚决忌荤，成了吃斋行善的喇嘛。尽管如此，胆石症仍时常发作，每次发作都疼得死去活来，因为编辑部人手少，我也就顾不上住院，一直带病工作。
一九八五年秋季的一天，全台职工在大候播室开大会，因为候播室座位少，许多人都坐在地毯上，我也是其中一位。突然，我的胆石症发作了，开始我还强忍着，后来疼痛实在难忍，我在地毯上滚作一团。台领导赶忙派人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仍然只能用杜冷丁给我止疼，然后用些汤药消炎。我的病稍微平稳一些，部领导到医院看我，说编辑部实在抽不出人，与我商量能否边住院边编稿。我答应了领导的要求，在住院期间仍在病床上带病工作。
当时，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医科正在针对胆囊结石进行一种实验性治疗，方法是对患者注射一种能够使胆囊内胆汁迅速充盈的药物，接着再注射一种能够使胆囊迅速收缩的药物，通过充盈的胆汁迅速收缩将结石挤压出胆管。
医生说，这种方法还不十分成熟，而且结石在被挤压通过胆总管的时候非常疼痛，大约有十几分钟甚至疼的令人难以忍受。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这种方法可以不开刀，而且胆囊不用摘除，有利于体内排毒和消化食物。所以我坚决向医生要求采用这种方法治疗。医生说，要用这种方法要首先完全消除胆囊的炎症。
可是，没等我采用这种方法，我的胆石症又发作了，而且这次特别巨烈，把我折腾的死去活来。中医科急忙把我送进手术室备皮（即刮去腹部毛发），通知家属签字，准备手术。我爱人到医院后，守候我一夜准备第二天手术。第二天我的病情稍稍稳定，医生对我爱人和单位领导说，病情已稳定，暂不手术或到内地手术都可以。我说想到内地重庆“三军大”或广州手术。厅领导说到内地最好，比较可靠，单位可以马上帮我购买飞机票，并派人护送我到重庆或广州（这次发作时，医院给我做了b超，仍未确诊患病原因。医院劝我转院，厅领导要派人护送我。我事后猜想，他们仍把我当成了癌症病人，所以特别开恩）。
正在此时，娄俊书记得知了我的病情，连忙跑到医院看望我。他发现我正准备到内地做手术，对我们两口子说：“你们带着孩子满世界乱跑，不耽误孩子上学吗？不辛苦吗？可能还得遥遥无期地等候床位。你张记者在拉萨到处是朋友，有人帮忙，到内地大医院谁认识你，可能手术时一个实习医生就把你打发了。所以内地不能去，要手术我劝你到军区总医院，他们院的医务处主任我认识，资格老的很，曾当过国民党军医，在总医院很有权威。我让他给你安排床位和手术医生、麻醉师，给你特殊护理…”
我认同了娄书记的劝说，决定到军区总医院手术。
有娄书记的关系，总医院对我颇为关照，住的是单人病房，主刀医生和麻醉师都是外科最强的，护士也很照顾我。 遇到在自己身上动刀的事儿，大概一般人都有些担心害怕，手术前我问了关于全麻好、还是局部麻醉好等等问题。医生说全麻对身体损害特别大，我就同意了采用局部麻醉。
术前再次进行了常规检查，并再次对胆囊作了b超，奇怪的很，仍然没查出胆结石。我对医生说：“别管b超结果如何？我自己坚信患的是胆结石！是不是胆结石不用去管它，反正这个手术我是做定了！不然发作起来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再也不能忍受那种疼痛的折磨啦！”
我被推进手术室（那天清早，刚刚下过一场雨还是一场雪，我忘记了），躺在手术台上有些发冷，为了稳定自己的精神气儿，排除惧怕心理，我一直在数着天花板下的无影灯，横数十二个、竖数十二个。
过了一会，一个隔板隔开了我胸部以下的视线，一位护士在我鼻子嘴巴上扣上氧气面罩，麻醉针插上了，医生用一个尖的东西在我胸部、面部探测着，问这儿疼不疼？那儿疼不疼？我回答疼，有点疼…仍然数着无影灯的支数…渐渐的我的意识有些模糊，无影灯究竟是多少支已经不清楚了。我感觉肚子里的脏器被拨弄的“咯吱、咯吱”作响，心想医生已经动手了。过了一会，我仿佛模模糊糊听到医生和护士说：“好家伙，结石把胆囊填得满满的！”“像豌豆似的，有七、八十个哩！”
过了一会儿，他们停下来，好像推来一台仪器，对我剖开的肚子进行探测，这些都是在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感觉到的。后来医生说，那是用b超探测胆管内还有没有结石？有的话一并手术清除。
在意识模糊之中，我听到说“手术很成功”，接着被搬下手术台，送到了病房中。不知过了多久，我从昏睡中醒过来，爱人在床前守着，看我醒过来，她说：“我一直在手术室外守着，手术做了四个小时，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这下我可放心了！”
第二天，爱人给我送来熬的鸡汤，我喝了一些 。医生总问：“打屁没有？”一开始没有打，后来我说：“打了！”医生说：“你打屁了，我就放心了，说明肠道没有沾连。通气好，恢复得就好！”
刀口还是有点儿疼，上面留着一条引流管，手腕上一天到晚扎着针输液，右手扎了换左手，我确实有些难受。我对刘护士说，：“实在不想输了，太难受啦！”她说：“那可不行，输的是高价营养药和消炎药，手术后离不了的。这些药一般人还输不上呢，是特殊照顾你的。”我只好依她，坚持着输下去 。
感谢医生护士们的精心治疗与护理，大约二十天我就痊愈出院了，从此解除了胆结石折磨之苦，什么鸡蛋鸭蛋、大鱼大肉我都可以放心大胆地享用了，再也不用当“吃斋念佛”的“和尚”了。
1986年9月的一天，我去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研室索要资料，顺便和那里的贾英波闲聊，小贾说他掌握一个很好的报道线索，但没时间搞调查写作。我希望他告诉我这个线索，谈话中我明白“如果我想要这个线索，写出的报道要给他属名”。这不算什么条件，我经常这样做。对记者来说：线索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线索就是——拉萨福利印刷厂的残疾职工身残志坚，在改革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获得这个线索后，我立即去民政厅的拉萨福利印刷厂采访。采访中我了解到：拉萨福利印刷厂创建于1977年，是西藏第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福利企业，当时固定资产有300万元，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600平方 米，职工230名，其中残疾职工80多名，年产值100多万元。他们最初使用的设备是从西藏日报印刷车间的废料堆里挑出来的两台对开印刷机、两台40年代的圆盘机、两台淘汰的切纸机和打样机。就这样，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使生产力不断发展，还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宇拓路 建起了门市部，还建起了拥有240个床位的福利印刷厂招待所，使残疾职工的平均月收入达到240多元，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和健全人的收入差不多。
当时，我去采访的时侯，刚好中央广播电台《各地电台编排的节目》需要西藏台提供节目，我就采制了一篇题为《残疾人的婚礼》的录音通讯。这篇通讯用笑声、歌声、爆竹声和祝福声，来衬托一对残疾的婚礼，并牵出了其他七位残疾职工建起美满家庭的故事。节目在中央台播出后，节目中提到的新娘屈雅江，职工张雁萍、张红燕姐妹俩和生产股长罗正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主要是残疾人）来信近千封。接着我又采写了系列报道十篇在西藏台和中央台播出，在西藏日报和拉萨晚报发表，使这个厂一下子出了名，我也和当时的厂长李阳书及以后的三任厂长（总经理）成了要好的朋友。我的这组十篇报道在当年被自治区纪协和新闻学会评为年度西藏好新闻，并向全国广播电视系统推荐。
一个好的企业或单位一定离不开一位好领导。西藏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兼拉萨福利印刷厂厂长、党支部书记李阳书，就是一位很能干的带头人。1977年，在西藏奋战了二十年的李阳书，放弃内调的机会，接受民政厅领导的委派和拉萨残疾人的委托，白手起家，利用西藏日报印刷车间的废旧印刷机开始创业，经过十年拼搏，福利印刷厂成为全国民政系统有名的企业，每年都超额一至两倍完成上级下达的利润任务。十世班禅大师、邓朴方和国家民政部都对该厂予以题词表扬。1987年，李阳书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工作者，后来他被提拔为西藏驻成都办事处副主任。
当你面对朵森格南路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大门的时候，大门左边那座楼就是原自治区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经营部（商业厅原有几大公司，亦称二级站，即：针纺、百货、烟酒、食品、五交化 、进出口公司）。
朵森格路名的由来即在二所，二所旧时是藏兵的一座营房，营房门口有一对石狮子，石狮子在藏语中就叫“朵森格”。阿里“狮泉河”藏语就叫“森格藏布”。
谭明波的经营部原本是一座大的简易房子，后来发展了才盖起经营大楼。说起来这个经营部和我有一点关系。当初经营部是四川某国有大型建筑公司进藏援建工程时、由下属后勤单位开办经营的。我曾采访过这家公司和川藏百货经营部，和他们老总孰悉。该经营部原刘副经理是总公司工会干部，公司改革体制把多余干部分流出来，每人给五万元本钱，给他们下达利润指标，完成了发工资，完不成不发，本钱是要归还单位的。他不会经营，就携款入伙到经营部。后经营部人员随公司撤回成都，还不起他的五万元，就将一批滞销货和经营部抵给刘副经理。此时他无法经营，几乎饭都吃不上了，便找我说：“张记者，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已经山穷水尽了？你认识人多，务必帮帮我。好歹我有一个经营场地，帮我找个本地国有公司的合伙经营，不愿合伙的话也可将场地带货物以五万元转让。”我答应他尽力帮忙。
于是我便到拉萨北郊二级站，那时叫西藏商业经营总公司（我有一个老乡在针纺公司，也曾几次采访总公司），我找到总经理说明来意，并建议我老乡去搞承包经营。当时正在进行商业改革，各地商业单位可自由进货，不再搞计划经营，不用再到二级、三级批发。这样以专做批发的（二级站）商业经营总公司就没了饭吃，需要大力开辟市场，尽力在市内布设经营点。总经理说研究一下，尽量派个人去搞经营。我的老乡不愿去，后来就选派了谭明波。
谭明波一去经营部我们自然就认识了。他三十岁出头，是山东胶东掖县人，和我在昌都洛隆社教工作队的初恋对像是同一个地方的人。
谭明波在商业经营上不是老手，在他到经营部之前仅在百货公司干过半年的商业会计。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开创了一包到底的“经营部经理承包经营责任制”（即像农民包产到户一样），只包上交到润指标，核算简单，责任明确，目标清楚。半年后，他就完成了全年利润指标十三万元，销售额达一百三十万元，我以《商业改革的创新者》为题，对他的事迹予以报道，这篇报道1987年8月6日《西藏日报》予以发表。
谭明波在经营上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席卷全国的改革大潮和不断深化的商业改革就是天时，那块经营部场地及时到他手中就是地利，他本人又善于交朋友，带领大家对顾客笑脸相迎就是人和。他采取多品种、小批量的经营方法，在三百平方米的店堂摆放了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建辅建材、针纺、食品五大类两千多个品种的商品，把经营搞得红红火火。
后来谭明波在成都建立了驻成都采购供应站，许多急需商品采用空运，他还卖进口汽车、彩电，开设饭店，房地产，生意越做越大，八八年销售达三百多万元，利润四十余万元，九零年销售突破千万元，利润达一百五十万元，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谭明波受到自治区团委的表彰，获得西藏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现在，拉萨的三轮车夫身着带号的绿马甲，或摇着铃铛、或吹着口哨、拉着客人满街乱跑，他们骑的车速很快，在非机动车道上拐来拐去，甚至突然调头，令人非常淘厌。
然而有谁知道，这三轮车是我引进来的。在1988年之前，拉萨没有三轮车。那时，我一直在想，内地的大小城市乃至县城、小镇都有三轮车，乘坐起来价格便宜，对乘客、游客很方便。拉萨作为一个旅游观光城市却没有三轮车，应该引进嘛！我是个编辑、记者，虽然不搞经营（只可惜我本人一家包括在开封的两个兄弟、弟妹，都是有单位有工作的人，不能自己干）。但我认为一个好点子、好想法、没有报酬，能够付诸实现也是很快乐很惬意的事情。
于是，我将引进三轮车的点子到处游说，向他们讲人力客运三轮车的种种好处，特别讲到拉萨是个旅游城市，中外游客多，对不识路的游客来说三轮车就是眼睛、就是地址，而且坐着慢悠悠的观光多么惬意呀。我找过的单位有七、八个，最后福利印刷厂厂长李阳书、百货公司经营部经理谭明波表示愿意引进。
“连自行车上路都要打钢印领本本办执照，”我当时这样想，“引进三轮车肯定得先找公安局交警大队询问有关政策”。我经常采访交警大队，李大队长又是我们电台的通讯员，我们是老熟人，于是我和谭经理先去交警大队了解有关开办三轮车公司的有关事宜。交警队的意见是拉萨道路较窄，三轮车多了肯定不行，少量即一百辆左右还是可以容纳的。但是拉萨外国游客多，老外乘坐属于外事问题，还得到自治区外办询问有关政策。到了外事办请示，负责人说老外可以乘坐人力三轮车，但要求对三轮车驾驶者进行一定的交规知识和常用外语的培训。于是，百货公司经营部和福利印刷厂分别打了成立旅游三轮车公司的报告，各自申请引进五十辆三轮车。很快市交警大队和外事办就对报告给予了“同意开办”的批复。但两家公司第一批均未引进五十辆，百货公司经营部最初引进三十辆，福利印刷厂引进二十五辆。
三轮车刚刚引进时，并不为人们看好，首先是愿意当三轮车夫的人不多，藏族则一个愿蹬三轮车的人也没有。再就是拉萨街头巷尾最初出现三轮是个新鲜事儿，看得人多坐得人少。但是慢慢的拉萨人逐渐接受了它，觉得乘坐既方便又省钱，乘坐的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也很喜欢它，所以三个月之后三轮车生意就兴隆起来。两家公司都对三轮车实行了承包经营，即由一个人把全部三轮车都承包起来，自己负责寻找车夫，只管上交承包费就行了。承包百货公司三轮车的人姓赵，人们就戏称他为“赵三轮”，时间长了连他的真名人们都忘记了。
后来，三轮车生意发达了、兴旺了，眼红的人越来越多，利用各种权利经营的人也越来越多，据说现在每辆三轮车的拥有者每月靠出租就赚一千八百元，有的人一家有好几辆，真肥呀。想想也真生气，给那些蛀虫出了一个赚钱的好点子，好不叫人后悔！
如今拉萨的三轮越来越多，越来越淘厌，它们到处乱窜，你前两面骑着自行车，他们在后面又是吼叫又是打口哨，令人厌恶！他们还几辆在一起堵着路口，让人通行很难！他们也不讲交通规则，乱跑乱拐，窜得像兔子一样快，经常撞人撞翻自行车，真遭孽呀！赚钱者有，管理者无，这就是拉萨。
是我出主意引进了三轮车，可我如今不感到惬意，只感到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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