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父亲是一位平凡的再也不能平凡的小人物，是千千万万农民中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的一个小人物，他的生命历程与同龄人没什么大的不同，甚至某些方面多不如人，但在某些方面也是许多人无法比肩的。别人无法做到的方面成就了父亲的独立性和与众不同。

　　父亲姐弟兄妹六个，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妹妹早夭了，三叔从小就送了人，在家中就算姐弟兄妹四个了。爷爷奶奶没有任何印象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出生那年爷爷去世，次年奶奶去世，算起来父亲那年也才二十四岁。后来父亲先是给叔叔娶了媳妇，又出嫁了二姑，我恍惚还记得二姑出嫁时陪嫁、后来照月子暖房等挑着缸呀粮呀的，完成了奶奶爷爷的未竟事业，尽了“父兄”应尽的义务。大概在我七八岁，父亲三十二三时，在村外批了地基开始盖房，我十来岁时搬到了新居。新房依山而建，地基不平，父亲从此开始了房屋院子的整修，同时靠木工手艺供着我上学，直到死。因为家境贫困，弟弟十一岁就辍学回家放驴（时农业社刚解散）。

　　可能遗传的缘故，父亲个子一米八多，但很瘦，面容瘦削，颧骨突出，颈下锁骨分明。锁骨内侧有一块很大的疤，如开水烫了一般。母亲说，婚后不久那里生了一个大恶疮，东看西瞧，老治不好，差点要了命。当时医术不发达，依照乡村医生的建议一直打青链霉素，结果是，疮虽好了，左耳神经却大受损伤，听力大减，和人说话时老是左手把耳廓拢起来，免不了经常答非所问落些笑话。父亲胃口不好，有时吐酸水，冬天尤甚，母亲常用核桃仁拌红糖吵了让父亲吃，暖胃。想来，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得癌症的病根了。

　　父亲结婚那年冬天分开家，母亲说当时只分了半瓦盆玉米面，一点小米一点黄豆，还是姥姥给了一升白面过了个年和正月十五。因此分开家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紧接着父亲颈下生疮，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为给父亲看病，母亲把分家得的五块儿银元每块儿两块钱卖了，连陪嫁的首饰也换了钱。接着又给叔娶媳妇，又出嫁二姑，家底可想而知了。记忆中父亲总是起早贪黑。我们家得以维持并慢慢好转全凭了父亲的木工手艺。父亲的木工手艺是自学的。据说我爷爷会木工，而且是很好的一个木工，但是却没有传给儿子。爷爷排行老大，弟兄两个。日本入侵时，十五岁的二爷爷于日军扫荡过后到窖里取粮食时，因粮食霉烂产生毒气，一下去就没能再活着上来。父亲结婚不久逢上征兵，那时边境不安宁，爷爷怕父亲被征兵，就说父亲已经过继给了二爷爷，据说似乎还立了继单（相当于口说无凭，立字为证）。当时独子可以不去应征，所以父亲就没去成。我想，这也可能是他后来在病重时都要让我去当兵的原因之一，他说：“那个时候我想当兵咱爹不叫，现在孩子愿意去我还能阻拦？”许是过继这一缘故，父亲在爷爷眼里就少了些份量。分家时把他心爱的木工工具全给了二叔，可是二叔没有学出来，倒是父亲一气之下决心自学，并很快成为我们那里木工行里的佼佼者。父亲干活时毫不惜力，只是有点毛糙，但做的家具绝对结实耐用。这一点听说他很象我爷爷。父亲常说：百嘴不如一技，技多不压身。所以父亲还多少会些石匠、瓦匠的手艺。父亲的手艺不仅养活了全家，而且在我们盖房时也省了不少工钱。

　　父亲一生没当过官，最辉煌时政治上可能要算是在“文革”期间当了民兵连长，具体参与了“文革”的什么派系争斗没有，我不大清楚，从我记事到现在也没听说过，但当时村里的派系暗斗是有的，这种暗斗一直持续到现在并明朗且白热化。父亲在经济上的“官”是当到小队会计。记得小时候在生产队每天晚上记工时，我家都挤满了人。先是记工，后来就打扑克聊天，桌子上、炕沿边坐着人，地下站着也是人，常常一二十个挤在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吵得屋子都要被掀翻了。习惯成自然，即使不记工，也常常是满满的人，俨然我村的俱乐部。

　　父亲在全村四个生产队会计中是最优秀的，尤其他自学的算盘在全村首屈一指。现在和父亲同龄者说起来依然充满敬意。树大招风，刚直的、本份的父亲的才智遭致不少人嫉妒，也许父亲在某些方面也曾得罪过个别人。他们先偷了父亲的底账，接着诬告父亲经济不明。这些人竟和我们是远本家，每当家里办红白喜事还要互相送饭的。后来，他们串联起来告父亲，整个生产队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与父亲作对。和父亲关系不错的一个人家里很穷，弟兄三个，他们盖房时要买棵树，那树队里作价60元，他们拿不出，父亲就给他们作了45元。后来父亲遭人排挤处境很艰难了，查账时那人竟落井下石，一口咬定给了父亲60元，父亲有口难辨。亏得村里有良心者还有人在，时大队长（村长）和村支书对父亲一直不错，另外三个生产队的会计也都和父亲不错，公社（当时镇一级的称呼）派专案组查帐时，都从中周旋。查来查去没结果，不了了之。有人也许会认为我是在为父亲辩解，其实明争暗斗在我村古已有之。现在村里谁都当不成支书，谁当告谁。告倒别人并从中得到快感，成为他们自认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好途径。内耗，成为我村一个传统，世代流传。父亲在三队是呆不下去了，正巧第四生产队有人由于被排挤也想到三队，双方兑换。我们从那时起就隶属四队。换队这件事本身没什么，但许多人都看作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你想，要是你好，还能在三队呆不下去？这成为许多人的口舌，甚至连小孩子也常在我面前说我们去了四队云云，似乎因为我们到四队了就低他一等。即便如此，来我家串门的人还是不少，屋里常常还是满满当当，热闹喧天。虽然那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到四队，但当别的孩子用此攻击我时，我还是下意识地进行自卫。所以要培养出一个能撑得起门户，并且能使后辈人不再受欺负，也许就成为父亲内心深处的一个心愿。我从小还算聪慧，成为父亲的希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父亲一直想让我学算盘，可惜我没学会，只记了几句简单口诀，想父亲时我就念一念。到四队后父亲出了漩涡，家里复归安宁，只是偶尔有人背后做点捡软柿子捏的小动作来达到自己一点见不得人的目的。从此父亲安心他的木工手艺，常给人做家具挣些零花钱维持开销，直至他44岁那年因食道癌不治，远离给他带来压抑和痛苦的人世间。

　　这大概就是我父亲平淡无奇的一生的大致状况了，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概而言之，他一生唯一使人刮目相看的就是三件事：一是靠自学成为我们那一带十里八村无人可望项背的木工，并在二十多岁时在镇上给人盖楼以最年轻、干得最好轰动全镇；二是一手无人可比的算盘；三是在他病重时毅然而然地让我当兵。

　　也许，每个父亲在子女眼中都是伟大的，或者说，也许每个男人在子女面前都是伟大的。我相信我的父亲并不突出和优秀，但他的朴实、他的自强、他的任劳任怨、他的大度，都自有特点，令我仰视。

　　我为我的父亲骄傲和自豪！

　　但是，在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舍他而去，奔自己所谓的前程，因此心底里一直愧对父亲。父亲的死让我痛不欲生！从怀揣20元一步一回头当兵离家的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混出个样子”来，唯其如此，才不枉了他老人家的心愿。于是不管途中如何风雨沟壑，我都咬紧牙关，拼命工作。幸运的是，苦心人天不负，军校向我敞开了大门，我的命运如父亲期望的那样发生了改变。但我时时不敢忘却父亲的嘱托，他的“忠孝不能两全”的话，至今犹如洪钟在耳，嗡嗡作响。

　　我从父亲的血脉里，从父亲的希望里走到今天，不论从那个层面上讲，没有父亲就没有我的今天，是父亲给了我一切的一切！

　　父亲是一本读不完的书，父亲是一本写不完的书。

　　父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我的血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