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

　　去年，我因腿上长了纤维细胞肉瘤住进本专区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决定手术切除。同屋的两位病友刚刚做过手术，等待康复。晚上，睡不着觉，便和病友们聊了起来。我问，你们开刀送红包了吗？挨着窗户的那位病友说，哪有不送的。又问，送了多少？还是那位病友说，六百，为了讨个吉利。问，他们敢收吗？中间床位上的那位病友说，他们什么不敢收，尤其是那个麻醉师，特黑。

　　我心中想，主刀的大夫是我同学的朋友，大概不会跟我索要红包吧！但手术又不是他一个人就可以做的，他有助手，况且还有麻醉师。于是，我用手机让爱人准备了一个红包，决定明早送给那位大夫。

　　第二天，我推开大夫办公室的门，把红包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说，明人不做暗事，这里有一千元，你就给助手、麻醉师分分吧，免得手术后请你们吃饭。大夫说，这怎么可以呢？我从来不收红包，但别人我也不好管，如果你实在放心不下，可以送给我的助手和麻醉师他们每人二百元好了。我只好收起红包。一想也对，同学的朋友，怎么好意思收我的红包呢？我告辞大夫时，抬头看见大夫办公桌旁的墙上有一镜框，里面镶嵌着《中华全国医院自律公约》。

　　我退出办公室，正好碰见那位医生助手，他让我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只见通知单上密密麻麻写了十几条病人应该知道的明白的条款，每条都挺吓人的，看的头都大了。我接过笔正要签字，那位助手说，不忙，你回到病房仔细看看，签好字后，下班前送到医生休息室就行了。我听懂了他的暗示，在下班前，把手术通知单连同六百元钱的红包一起交待给了那位助手。只不过手术通知单放在了办公桌上，红包却人不知鬼不觉地放进了医助白大褂的口袋里，双方都心领神会。

　　刚从医助休息室回来，床前站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红色的手术麻醉通知书问，明天是你手术吗？请你仔细阅读后签字。这回的字是我爱人签的，就在往麻醉师手中交回通知单的同时，二百元人民币也巧妙地放在了麻醉师的手中。这个过程比变魔术还要快。

　　麻醉没有什么痛苦，手术也十分成功，但病理检验叫人心忧，限于检验条件，我爱人决定到省城找专家做病理检验会诊。

　　省城医院人生地不熟，通过关系，认识了一位据说在医院可以手眼通天的人物。在他的带领下，找到了国内知名的病理检验专家。正常的病理检验需一周时间，为了少耽误时间，插了一个行，加了一个塞，第二天就取出了检验结果。为了表示谢意，在那位手眼通天的人的授意下，妻子买了一桶茶叶顺手放在了沙发旁的茶几上，里边除了茶叶，还有不能破的规矩。

　　一个月后，我出院回家康复，待体力稍微有所恢复，我决定去京城最权威的医院，对病情作一次全面检查，并寻求防止复发的治疗方案。我早已听说，这家医院有一位刚从美国进修回来的专家，治疗这种病，最拿手，于是赶到京城这家权威医院，但专家的号早已挂到两个月以后了。情急之中，我来到专家门诊室，向叫号的小护士讲述了看病的难处，希望她想想办法，她竟然同意在下午快下班之前，让我碰碰运气，果然下班前，在小护士的引导下，见到了这位专家。

　　专家态度和蔼，询问病情，做了检查，开了处方，并告诉我，如果病情有变，可再来找他。我看专家的服务态度那样认真，就掏出红包，准备送给他。这时，我猛然看见专家白色大褂上别着一枚红旗徽章，我知道那是共产党员的标志。我停住了手，把钱攥在了手里，向专家道别后，走出了诊室。

　　诊室外，叫号的小护士还没有走，我上前握了握她的手，表示谢意。

　　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我从门诊大楼出来，刚刚走到医院的大门，就听见后边汽车鸣叫，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辆宝马，开车的好象是刚才那位叫号的小护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