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别想溜走

　　于卞莉轻生一事，着实在矿院沸腾了好一阵儿。尤其在徐爽的心中，掀起了巨澜。她再一次下决心，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她在心里又盘算着调动了，这是她曾经付诸过行动，但接连失败了两次的陈年旧事……

　　自徐爽1997年从省城告状回来，周围的人就拿另外一种眼光看她了。尽管人们也对校领导不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背后说三道四的大有人在，但敢和领导较真的却寥寥无几。如果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将给予高度的同情。倘若这人不愿受压制，一定要“支棱”起来，像个人物似地讨个说法，比如，同徐爽一样，跑到省里闹腾闹腾，人们就看不顺眼了，觉得过了分。矿院有史以来出了两个“告状英雄”，徐爽算一个，在她之前，有一个男性教师，是教马列的。因为十多年前助教评讲师时，有人倚仗权势挤了他，他就开始四处奔走讨说法了。先是往省里跑，后又到北京申诉，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最终，正义要战胜邪恶。不知是他运气不好，还是在他看来天大的事，别人拿着当芝麻粒大的小事一桩，官司始终打不起来，上面也一直没给说法。而他经常放下手头的工作上访，耽误了教学与科研，学校更有理由卡他了，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个“老助教”。开始，人们还替他打抱不平，后来，见他十几年如一日到处申诉，都成了上访专业户了，有人就悄悄说“这人不正常，有病，离他远点”。在矿院的家属区，如果有人在路上碰到他提着包外出，就知道他要干啥，便打趣道：“又要去了？”慢慢地，这个人就游离于正常人的范畴之外了，还成了矿院人潜意识里“神经病”的代名词。

　　现在又出了个“女神经病”，矿院人在背后嘀咕：怪道人家都说老处女古怪，是这麽回事耶！一个职称，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嘛，还折腾到省里去告状？真是一条筋！“”还是个预备党员呢，这点委屈都受不了。“甚至在于卞莉了却了自己的生命之后，人们还不忘拿徐爽跟她相比”是的，要是于卞莉，再也不会干这等事儿。可惜，于卞莉……她……咳……“

　　1997年12月中旬，徐爽作为预备党员就满一年了，不出所料，党委研究讨论时，一致认为徐爽没能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关系，为了自己的“私事”，撂下本职工作，去上诉，本身就违背了作为党员的标准，故做出预备期延长一年的决定。对此，徐爽也不是太在乎，本来就觉得自己不像党员，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阴差阳错被人拽着拉着混入了党员的队伍，为了这个队伍的纯洁，为了给党挽回影响，延长就延长吧。反正自己的职称今年也没戏了，只好等明年了。

　　等1998年一评上职称，就打请调报告，走人，这鬼地方也呆腻了。不过，到时再联系接收单位怕来不及，应该早点作准备。徐爽当时脚踏两只船，一边考虑如何申请加拿大移民，一边想着调动工作。两边都不保险，两边都得照顾。

　　1997年底，她将自己的材料整理好，先发到深圳特区的一所普通高校。不久，便收到那个学校人事处打来的电话。听起来像一位广东人，大概是位中年男人。他说，对徐爽的材料很感兴趣，他们恰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希望徐爽能尽快到他们学校面试。徐爽告诉他，由于操作事故，自己的职称问题还没有解决，明年肯定没问题。问，能否缓一缓，晚点调过去？对方很开明，不愧来自特区，说：要我看，你各方面都不错，你可以先调入，我们可以聘你为副教授，虽说是校内副教授，属于“地方粮票”，但很快就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转成正式的。徐爽动心了，这也是个办法。过了几天，深圳男士又打来电话，还是催促她抓紧时间去深圳一趟。男士说，不要担心房子问题，像你这种情况肯定是三室一厅。然后，像忽然想起什麽似地问：“你爱人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吧？我们学院附小离这里就五分钟的路，小孩上学也是很方便的。”徐爽脸有些红了，赶紧说：“你不需要考虑爱人小孩，就我一人去。”对方愣了片刻，问：“怎麽？他们不来？”“不是，我……我……是独身。”“离异？”“不，不，还没结婚。”对方好像不太相信地问：“你不是82年毕业的嘛？怎……”紧接着，又说：“晤，我知道了。你看这样如何，徐老师？我们再把你的情况研究研究，研究好了以后给你信儿。”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徐爽听出了对方口气的变化，她气鼓鼓地想：研究什麽？研究我为何没结婚？你不要我，我还不想去了呢！自此，再未收到深圳一方的任何信息，看来，这“老姑娘”的身份把站在开放前沿的人也给吓住了。

　　1998夏天，徐爽好歹算评上了副教授。在拿到高级职称聘书之前，她就联系好了一所省内高校，人家告诉她，虽然她算个“人才”，但不属于稀缺人才，还没达到不要档案，另外建档的层次，所以，一定要正常调动。也就是，不论辞职，还是离职，都要有档案，否则，无法接收。

　　很快，徐爽就拿到了高级职称聘任证书，遂将请调报告打到了人事处，第三天，人事处长就找徐爽谈话，告知学校的新规定：行政人员和工人愿调哪调哪，不受任何限制；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学校的中坚力量，尤其是你这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更是骨干，是精英，学校无论如何是不放的，好好在学校干吧。言外之意是，死了这条心吧。徐爽气鼓鼓地说，“平时也没见多少人关心教师、在意教师，教师在这学校里就像工厂里的工人一样，只需低着头干活；咋一提调动，教师就变成”香饽饽“了？调也没法调，走也没法走？人事处长只得说，不要跟我发牢骚，我没有权利放你走。

　　徐爽没有办法，只得径直找院长，要求调离。这次，朱院长一反常态，很亲切，先是询问徐爽生活和工作上有何困难，让她大胆提，他一定会责成有关部门予以解决。徐爽说，没有任何困难，就是想调走。朱院长亲切地说，想调走，是有很大困难的，学校不能破这个例，开这个口；但有何要求，都可以提，前提是继续为学校工作。还说，我们一向倡导“感情留人，事业留人”。还没等他说完，徐爽就反唇相讥：“既然是感情留人，那就不要强拉硬拽地让人留下来嘛。对学校有感情的人自然不会走的。”“那你对学校没感情？学校培养了你多年，给你买医疗保险，交房屋公积金，还给你评职称，这一切都不能使你对学校产生好感？怎麽能这样无情无义呢？”本来就不太喜欢徐爽的朱院长，一听这话就沉不住气了，他向来就不容别人冒犯。也是的，谁让徐爽像个二愣子似的，不知道头青蛋肿，给堂堂的院长话听呢？徐爽的犟劲儿又上来了，“不管怎样说，我为学校服务了十几年了，现在提出调动不过分。我就想走。”朱院长的蛮劲也冒了出来：“想走，可以离职嘛。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这样，徐爽想正常调入那所省内高校的愿望就泡了汤。

　　这之后，徐爽又安分了一段时间，要不是1999年春天发生的于卞莉事件的冲击，加之又在一个会议上受到打击，她也许就此下去，在矿院混了。那天下午，开全校党员大会，学生和教师，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都得参加。会议主要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文件，还要研讨省委组织部长的讲话精神。哪知兼任着党委副书记的朱院长却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校内的典型事例讲解一个党员应该怎样将党的利益，学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个人至上，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就凌驾于组织之上，于学校的声誉而不顾。如果说到这种程度也就罢了，好歹只是原则上说说，没有针对具体人。但朱院长似乎不尽兴，又进行了一番发挥：“有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处理好，在职称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的情况下，抛下教学，擅离职守，为自己的个人问题奔走；职称刚刚解决，又打请调报告，要弃学校而去。试问：这样的同志的党性是不是成问题呢？还好，经过组织上的一番教育，该同志有所醒悟，是的，一个人犯错误不怕，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在朱院长大肆发挥的过程中，已经有人朝徐爽坐的位置望了，几乎所有的教师党员都知道院长没点名批评的是谁，另外，学生也不是傻瓜，也有一部分认识徐爽的学生党员意识到是徐老师犯了错误。徐爽的脸慢慢爬上了红晕，她如坐针毡，满心烦躁。不等会议结束，就冲出会场。一口气跑回宿舍，躺在床上，流出了眼泪。她心里想：“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不能呆下去了，我一定要联系一个不要档案的学校，这样，我就不必担心学校不放人了。”

　　当了多年的教师，徐爽确实也干不了别的了。工厂和公司，连想都不用想。中小学也不适合自己，正规的大学、学院都要正规的调动手续，怎麽办呢？徐爽将业余时间全用在上网搜集这方面的信息上了。一天，她发现了一个外省的专科学校，是新成立不久的，或者说是才由中专改成大专的，俗称为“中专戴帽”。由于层次提高了，师资力量就需要大大加强了，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招人才。招聘启事上还特别写明：有高级职称的，40岁以下的教师优先考虑（若需另外建档，将不会影响工龄的延续）。不但解决至少两室一厅的住房，还提供5万元的科研启动资金。真正吸引徐爽的就是这括号里的一行字，她内心一阵惊喜：总算有希望了！虽说专科的层次比较低，但好歹还属于大专院校，没准儿，哪天还能“升本”。先调过去再说吧。于是徐爽将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位轻声细语，慢条斯理的女士，她自我介绍说是校人事处长。徐爽将自己的情况简短介绍了一下，人事处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她让徐爽将自己的毕业证书，教学科研成果，教师资格证书，职称聘任书都复印好，用快件寄给她。说研究好了就给她信。还说不用担心“档案不放”的问题，学校在这方面已经有操作的先例和成功的经验，他们曾经为一位东北的博士重新建立了档案，还“内部消化”了他在东北某县幼儿园里当幼教的妻子，也就是在学校给她安排了相应的工作。女处长似乎也不介意徐爽的“独身”的身份。她像个朋友似地跟徐爽在电话里聊。徐爽感觉好了许多，轻松了不少。或许是想着很快会脱离“苦海”了，她的脚步迈得快了，笑容呈现得灿烂了，话语也明显增多了。她在教学上，也更加卖劲儿，白天上课，晚上辅导，周末批改作业，教学环节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尽量把握好。

　　过了一段时间，女处长亲自将电话打到徐爽的家里，告知：研究决定，引进。徐爽听了恨不能热泪盈眶。处长又说，虽然她是人才，但还得照章办事，也就是，“试讲”这一步不能省掉。这对徐爽来说，简直小菜一碟。在本科院校里讲了十几年的课，教学效果一直被认为“优良”，还怕到大专学校里“摇舌呐喊”？她痛痛快快地跟女人事处长约好了“试讲”的时间，后利用学生期中进行认识实习（不上课）的机会，坐车去了不太远的那所城市的专科学校。

　　她还记得，那天，一位和蔼可亲的教研室主任接待他的情景。他在与这位本科学校的女副教授寒暄时，带着一种探寻的崇敬的表情，还夹杂着一种诚惶诚恐，手足无措的小动作。教研室里几个年轻人在听他讲课时，也是十分好奇，目不转睛，静静地听，细心地做笔记，没有交头接耳的现象发生，让徐爽过足了“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瘾。试讲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一人提了一条意见：徐老师讲课的节奏有点快，怕专科生跟不上。其他的评语就都是赞美了，老主任将其作了归纳总结：声音洪亮，板书工整，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画图规范，例子精湛，提问及时，总结适当……老头儿大概小时八股文读得多了些，竟将这“四字经”一样的评语交给了女人事处长。当然，老主任的“迂腐”不会影响人事处长的评判，在徐爽试讲完返回矿院的第二个星期，她又打来电话，告诉徐爽她的试讲通过了。不过，她让徐爽不要忙着辞职或离职，再等等看，因为他们在发出调令前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

　　徐爽觉得反正这事儿差不多了，那就再等等。有了希望，徐爽倒不太着急了；况且，徐爽对这个给了她荣辱的地方也不是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当她沿着矿院的林荫大道，往教学楼走时，看到在道路两旁的树丛中飞来飞去的小鸟，都感到新鲜亲切，都想走过去跟它们对话。她的脚底下像装了弹簧一样，走起路来极富节奏与生气。

　　时间过了半个月，又过了一个月，徐爽有点沉不住气了。但她想，人家说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再等半个月看看。两个星期之后，仍然没有消息，她实在按耐不住了，拨了一个电话过去，这次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的女性，她热情地说，李处长不在，开会去了。隔了几天，她又给对方打电话，电话那头变成一个男性了，听起来声音很年轻，估计是个办事员。对方问：你是哪里？徐爽直接告知：东海理工学院。之后，徐爽听到那边一阵骚动，好像还有另外人的声音，男的吱嗡了几声，像是得到了某种指示，清清嗓子接着说：“你是徐老师吧？是不是关于调动的事呢？是这样的，我可以将有关的情况给你转达一下。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暂时冻结外聘高职教师，先考虑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合适的人才。我们是专科学校，你是知道的，对教师要求也不能太高。”末了，他还补上一句：“在本科院校当教师，比在这儿，前途远大。您说呢？”在对方放下电话的瞬间，还传过来一句话：“这个半老徐娘，干嘛硬要往我们专科学校挤呢？”大概以为徐爽放下了话筒，跟办公室其他人说的。徐爽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直到电话里传出“嘟嘟嘟”的短音好久，她还半张着嘴，拿着听筒呆在那儿。

　　徐爽虽不相信“冻结”的说法，但却知道这次又黄了。她再未给那个学校打过电话，也永远不知道真正的内幕。

　　她怎麽也没想到，社会经验丰富的李处长，远不是徐爽这个“掐了尖的葱叶——直筒”所能比得了的。她想到：一个本科院校的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怎麽肯“下放”到一个专科学校呢？这其中必有点缘由吧？为了对学校负责，她决定了解了解情况，于是，打了一个电话给矿院的人事处长。那天，正好机械系上任不久的副主任韦君在人事处与处长商讨事宜，处长一边与韦君谈话，一边心不在焉地拿起听筒，当得知对方的意思时，就说：正好机械系的韦副主任在这里，他知道的情况比我多，让他给你说几句吧。随后，将听筒交了出去。已经在官场上混出点人样的韦君不慌不忙地接过话筒说：“徐老师这几年一直在折腾调动，不大安心工作。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收效不大。他愿去你们学校，这也是她的自由了，我们也不好硬加干涉……唔，你是说教学方面？啊，不是，是为人方面？怎麽说呢？人不错，很直爽，只是欠缺一点与人交往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群众关系也不是太理想。对了，她的党员没能按期转正，具体原因我就不说了吧。”显然，韦君的话让对方吃惊不小，女人事处长到底老道，很快调整过来，慢悠悠地说：“我只是打电话随便问问了，徐老师也没看好我们学校。看起来，她还是敬业爱校的。可能，接人待物的方式与别人不同了，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嘛。我说，这事儿也没什麽大不了的，就不要为难她啦。”

　　几次调动失败，徐爽感到，她就像孙悟空，被如来佛攥在手心里，翻多大的筋斗，都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她终于死了心，不再联系调动了。

　　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遥远而又冰冷的，在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国度——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