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做一回“秋菊”

　　话说那天徐爽拉着姜老师去找朱院长，吃了“闭门羹”后，心里的火更大了。她那牛脾气一上来，九头牛也拉不回头。她怎麽也咽不下这口气：省教委将材料退回后，学校硬是压着不通知当事人，一压就是几个月。学校凭啥这样霸气，这样不把教师当人？她有了想去省教委讨一个说法的冲动。正好她上课的班，一个要进行课程设计，由另一位老师来上；一个轮到“值周劳动”，不上课。这样，她就有充分的时间往省教委跑一趟告上一状。

　　徐爽干什麽事都喜欢明火执仗地来，还没来得及稳稳地当一回“秋菊”，系里就根据内线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先是苏善林书记亲自出马，做徐爽的工作。苏书记一贯推行的是“软”作风，他耐心开导徐爽：“凡事想开点，职称问题，早一年晚一年解决，也差不了多少。再说了，你现在就是去了，也是白跑一趟，省教委不会专门为你一个人再召集专家开评审会了。你说呢？”徐爽软的不吃。很快，施大栋就给徐爽来了点硬的“你是预备党员，得给学生党员做好表率，不能不考虑影响。为这点委屈，就撂下工作，往省里跑？如果你一意孤行，以后转正很难说不会遇到麻烦。”硬的徐爽也不吃。

　　五月中旬的一天，她打起背包，乘长途汽车，赶往长江边上的N朝古都。

　　很快，省教委师资处的占处长和小铭，一老一小，一男一女，就接待了一个来自遥远的城市的一座毫无名气的学校里的不速之客——徐爽。“省里人”更多的是惊奇：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女教师为了职称的事专门跑到省教委告状，况且这次，还来了一位看起来蛮年轻的女教师。占处长一贯待人都是和和气气，有话好商量的。在没有探明事实真相之前，他通常的做法都是对“来宾”笑脸相迎，茶水伺候，而不管对方的地位如何低微。风尘仆仆的徐爽在占处长的注视下，喝了几口热茶，就简明扼要地将满腹委屈竹筒倒豆子似地全倒出来。徐爽表达清晰，占处长反应很快，没用多少时间，占处长就对这件“冤假错案”一清二楚了。

　　他先是和颜悦色地与徐爽交谈，表示对她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对她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很赞同。还说，他的爱人就在一所高校任教，作为教师，将职称的事看得比较重也是人之常情。他一边安慰徐爽，先回到工作岗位，履行一个教师的职责；一边诚恳地表示，他一定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会妥善地处理好的，请徐爽相信组织。之后，占处长说还要开一个会，就匆匆走了。办事员小铭与徐爽也无话可说，就低头做自己的事。徐爽自觉无趣，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回到不远处的旅馆里。准备第二天，再好好找占处长谈谈，看会不会有一丝转机，也就是还能不能“拨乱反正”。

　　第二天，徐爽往省教委的“师资处”打电话，没人接。因为占处长上厕所，小铭打水去了，办公室暂时变成了“空城计”。徐爽便决定趁机到附近有名的地庙市场逛一逛，给妈妈买点当地的土特产品，好利用暑假的时间带回去。

　　另一边，省教委师资处的办公室里，占处长一边喝茶，一边翻一张报纸。小铭用计算机敲着一份文件，没话找话地说：“昨天，那女的，为这点事跑一趟过来，神经不大正常吧？”占处长像是忽然想起什麽：“对对对，那女的姓徐吧，她的问题还没处理呢。我得给东海理工学院打个电话。”

　　他让小铭挂通了矿院的电话，慢腾腾接过来。“找人事处的吴处长。”吴处长一听是省教委师资处的占处长，先是一激灵，后是心一惊。他还不知道，徐爽已经跑到省里告状去了。他说请占处长稍等一下，他先了解一下情况再禀告之。过了一会儿，当这头的占处长得知，徐爽还没有返回矿院时，他有些激动了，指明要朱院长听电话。朱院长一听省里来了电话，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接听电话。朱院长有一个为人处事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抗上。也就是，对下，可以马马虎虎，对上，必须认真应付。他毕恭毕敬地听着占处长的训导。占处长一听徐爽没有回原单位，而他昨天又忘了问徐爽住在哪里，再想想徐老师疲惫不堪的脸上隐约可见的绝望神色，顿时一股不祥之感涌上心头。“徐爽在哪里？会不会想不开……”一瞬间，“徐老师”、“长江”、“自杀”几个词接连从他的脑海中往外冒，他有几分不安，他肚子里窝了一股火：“我说朱院长啊，怎麽一位女教师的工作也做不好呢？材料退回后，为何不通知本人呢？这要出点什麽事儿，你们责任就大了！人现在还不知在哪里呢。”最后，他提高嗓音说：“如果明天你们还见不到徐老师，给我打个电话。”那头的朱院长像是士兵回答军座的命令似的，下意识地将两腿往一块并了并，伸直了腰，昂起了头，很畅快地说：“好，好的！”

　　占处长放下电话，敞开的门旁便出现了一个身影，啊，徐爽！“占处长”，徐爽喊了一声，耸成一个疙瘩的眉头在占处长的脑门上略微舒展了一些，“徐老师，你还在这里，没回学校？”他压抑着心中的不满。开始听到徐爽的“冤案”时，他的确有点同情这位当事人，尽管他并不认为职称的事儿有多重大。现在，经过一天的折腾，他心里的天平有点偏了：“这人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就大老远地跑到省里来告状。到现在，还待在这里，还想怎麽着呢？”不管心里有何看法，占处长还是和颜悦色地说：“我看，还是先回去吧。学生们还等你上课呢。你反映的情况省教委很重视，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说法的。但这不是一天两天所能解决的，需要一些时间。”徐爽有点茫然，或者说有点不过瘾：大老远自掏路费旅馆费跑到省里，就为得到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答复？她的犟劲又上来了：“占处长，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总得有个明确的说法吧？”“你要什麽说法？”占处长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徐爽看了看占处长的脸，小心地说：“他们这样做，剥夺了我今年评职称的权利，难道就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嘛？”“学科评审会都开过去了。总不能为了一个人就把全省十几个高校的专家学者再召集到一起，开会吧？”“那没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处理这类特殊的问题吗？”“你说说看，什麽特殊的方法？”占处长将这个球很自然地踢给了当事人徐爽。徐爽也不傻，又踢回去：“你们当领导的总比我这个普通教师有智慧，一定知道怎样处理的。”占处长觉得这个徐爽有点难缠，但又不好发作，只得压着一个劲儿想往外冒的火，苦口婆心地开导徐爽：“听说你还是个预备党员，党员有时是要受点委屈的，要经受住考验。一到关键时刻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党性强不强了。”占处长软中带硬地说。徐爽像被人泼了一瓢冷水一样，凄冷又孤独。她想说出一串有力的话，可嗓子像被噎住了似的，一个字也吐不出。“怎麽这些当干部的说出的话，就像一个模子里刻的？无论怎样兜圈子，绕弯子，都会回到相似的起点？”

　　可能占处长担心徐爽承受不住，又安慰了几句：“我已经给你们学院打了电话，批评了院里的领导。他们对你来省里反映情况表示可以理解；而且，在以后处理你的职称问题时会更慎重。这点你可以放心。你的情况省里就算备案了，以后我们也会吸取这一次的教训，在为全省教师服务方面做得更好。你回去后，不要多讲，要少说多做，该干什麽干什麽。要让大家看看，我徐老师受了一些委屈，但能正确对待，并没影响正常的教学与工作。这样，会赢得同事们的尊敬的。你放心，学校领导不会对你怎样，如果有打击报复的现象发生，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我会替你说话的。记住，不要轻易往省里跑，那样对你不好。”

　　徐爽听完这番话，再仔细想想，继续赖在这里，也没有多大意思。正在徐爽犹豫的当口，占处长明察秋毫，再一次亮出杀手锏——“马上要开一个会”，终于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

　　第二天，徐爽收拾衣物，坐上了返程的汽车。在摇晃的车厢里，在众人喧嚣的声浪中，徐爽疲惫不堪，昏昏欲睡。这一趟赴省城告状，徐爽吃住行自费了一千多元，换来了几句废话，其收获远远赶不上那个农妇“秋菊”的多。

　　回到矿院后，并不太敏感的她还是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人们似乎在躲避她，像怕沾上什麽似的。领导对她不冷不热，群众对她侧目想看，那眼神中已由告状前的同情变成了“不解”：多大个事呀，还往省里跑。群众就是这样，他们善于将同清给予受压制的人；他们不喜欢想“翻身得解放的”出头鸟，任何“过分”的行为招来的便是不解和猜疑。

　　尤其是在领导面前，群众们更是有意与她划清界限，少跟她啰嗦，也就是装作看不见她。谁让她去省里告领导呢？县官不如现管，你徐爽有能耐能推翻现任领导？我们还不都得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吃饭。

　　徐爽越想越窝囊，总觉得心里有一股气出不来，又想起了那个打官司的农妇“秋菊”。是呀，省教委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何不求助于司法机关讨个说法呀？我徐爽在这个地方吃了N次哑巴亏，这一次，不能再沉默了。

　　于是，她悄悄来到附近的区人民法院咨询，一位律师接待了她。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机敏的男人，一开始，他就对徐爽的案子兴趣不大，几年来，他代理的案子大至人命关天的大事，小到打架斗殴的琐事，哪一件掂起来都比徐爽的有分量。这老师教书教糊涂了，这麽点芝麻粒大的小事也想劳法律的大驾？他有点不耐烦地问徐爽：“你说学校剥夺了你评职称的权利，这个站不住脚呀，你明年不能评了？明年评不上，后年呢？学校没有把路堵死嘛！”还补上一句，“你要打官司，恐怕连立案这一关都过不了；假如官司打起来了，没有个半年一载也结束不了，到时你的职称问题早解决了。”那我应该怎麽办？“律师斩钉截铁地说“回去，等明年再评吧！别折腾了！”

　　走出法院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徐爽两腿发软，想着：我读了很多书，还不如一个农妇。秋菊好歹还将村长送进了派出所。转念又想，人家秋菊的冤屈大呀，丈夫王庆来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要害，这是看得见的身体伤害，而矿院对教师的精神伤害是看不见的。法律大都关注物质的层面，对人的心灵的损害，往往重视不够。

　　徐爽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后来，从省城传回消息，除了徐爽，其他二人，于卞莉和韦君都顺利通过了学科评审组这一关，也就是说于卞莉成了“准副教授”了。只等省教委的红头文件一下，就甩掉“讲师”的旧帽子，戴上“副教授”的桂冠，与韦君弹冠相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