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之城——我的上海梦

　　（一）父亲，乡村与我

　　我出生的那一季，整个城市飘着细碎的雪。我父亲从遥远的喀什河赶回，那里正在兴修水利，他穿着过膝的黑胶鞋，向当地维吾尔农民借了一头毛驴，骑着它穿过泥泞的小巷，最后在一座拥挤破烂的医院里，找到了母亲与我。

　　我对父亲的回忆是从这辆毛驴车上开始的，记忆中的父亲，永远穿蓝卡叽布的中山装，胸兜上别着一支黑色钢笔。那蓝色被洗得泛了灰白，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就像他常看的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他是村里生产队的会计，但也要经常顶着严冬酷暑外出劳动，挣几个可怜的工分。只有在对着书的那一刻，父亲的脸才是生动的，明朗的，神情沉默而高贵。

　　最早发现父亲这一秘密时，我只有六岁，还未到达读书的年龄，却已经学会察颜观色了。不喜欢家里阴郁的气氛，这气氛常是因为父亲手中的两样东西——“书”与“莫合烟”引起的。金黄色的烟叶在他手中颤抖着，颤抖着——。转眼被卷进撕成一长条的报纸里，再用口水将它封合严实。好了，这下他可以长吁一口烟，心满意足地看手中那些泛黄的古书了。

　　“海宁，去，把你爸爸手上的烟扔掉。”母亲是个皮肤白晰，神情严历的女子，是当地锡伯族村民的后代，她精明能干，做得一手好饭菜，而且认得几个字，对山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正是这一点使她当年拒绝了众多锡伯族青年，而将绣球抛给了父亲——这位从上海来的知青身上。然而在其后的日子里，家族的白眼与书生丈夫挣工分的艰难，逐渐瓦解了她的信心，性格变得日益粗暴和不通情理。她常独自在院里忙碌着，一边喂鸡鸭，一边指挥着父亲与我。

　　我穿着灯心绒的棉外套，是艳丽的棉花图案，一朵朵地浮在圆滚滚的身子外面，蹦跳着向父亲跑去。他远远看着我，笑了。他是那样一个温和清秀的男子，唯恐那粗糙的莫合烟卷烫伤他心爱的女儿，早早就将火光掐灭在泥地里。张开双臂，将我牢牢圈进他的胳膊里。他的皮肤散发出干燥温暖的气息，那是我在母亲身上闻不到的。我喜欢将脸埋在他的脖子里，用手指触摸他下巴下象征失意生活的青色胡子茬，心里对父亲充满了一种温柔的怜悯。他将我抱于膝上，缓缓念书上的诗词：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读这首词时，父亲眼睛里亮晶晶的。我伸出小手触摸，凉凉的，在一滴滴滑落。是泪——

　　（二）童 年

　　我十岁那年，他们终于分开了，父亲凭着他发表的几十篇文章，被调进城里一家报社做编辑，那座城市叫——伊宁

　　我终于明白我名字的来历了，“方海宁”，上海的海，伊宁的宁。前者是我的籍贯，后者是我的出生地。或许从一出生起，就命中注定了我与这两座城市的纠缠。

　　是的，命中注定，如同父亲，他来自上海，大学教授家里的大儿子，响应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义无反顾地来到新疆，而且是最贫穷偏远的团场，将青春的激情与无限惘然留在这个叫“芦草沟”的小乡村，直至最后与妻子分手，回到附近的小城市伊宁。但离开也是需要代价的，代价是他失去了我——唯一心爱的女儿。

　　童年与少年，我都呆在这个偏避的小乡村里，基本没有离开过，附近是漫天遍野的芦苇湖。每年秋天，芦花被吹得沸沸扬扬，我与村里的维吾尔族巴郎（小孩）一起钻进芦苇湖里，找成熟了的叶子吹哨子玩，尖历的哨声在空气里盘旋，眼睛由于用力过度而逼出泪水，我高高昂起头，看远方雪山随着夜色慢慢黯淡下来，没有融化的山顶积雪沉睡在暗蓝的天空下，好像一个久远的梦魇。

　　常常希望能爬上雪山顶看一看，可最终爬上的不过是村口那座白石堆成的山峰，村民们叫它“白石峰”。山顶有寂静的白云，碧蓝的天空，以及呼啸了几千年的山风。我常迎着那风尖叫，那声音回荡在深远的山谷里，然后迅速消失。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地方能容纳它们。那是命运，命运早已藏在这山谷里，远远窥视着我。让我在这种放逐与自由里完成自我独立。

　　与村里其他孩子相比，我显得有些郁郁寡欢，不知这是否受父亲留下来的那些线装书影响。我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优秀，可并不妨碍业余时间与乡村孩子的打闹嬉戏，我们掏鸟窝，象小野兽一样在麦草堆里打滚，折许多沙枣枝带回家，那奇异的香味弥漫在房间里，简陋的家因此多了一些诗意的氛围。只有这时母亲才是快乐的，原本尖锐的目光变得柔和朦胧，或许初恋就是在那棵沙枣树下发生的，来自上海的男知青，有着当地男人少见的温柔目光，在阳光下微微笑着——，喔！上海来的男人。

　　村里没有学校，每天我需要步行一个小时去旁边的小镇读书。冬天是我最恐惧的季节，芦草沟此刻是一片雪原，无边无际的寂寞令我窒息。上到初二，村里大部分孩子都已退学了。男孩子帮家里放羊，或与亲戚出门做些小生意，女孩子负责挤牛奶，照顾弟妹。整个冬天，我是村里唯一步行上学的小孩子。

　　（三）上海——一个遥远又华丽的梦

　　父亲从城里回来了，带来大白兔奶糖与自动铅笔。他穿着熨烫过的衬衣，皮鞋擦得光亮，整个人颇有些喜气洋洋的味道。他望着我，我望着他，血缘关系是如此深刻地打进我们骨髓里。突然，我无法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悲苦，扑进他怀里痛哭起来。

　　“宁宁，随我回城里读书，好吗？”

　　“嗯，我愿意，愿意”

　　我轻易吐出的几个字，瞬间粉碎了母亲对我的幻想，她从没想过她的女儿在艰难面前是如此脆弱。自始至终，母亲一直凄惶地立在墙角。是的，凄惶——，凄惶而无助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们父女握手言欢的时刻，也是母亲的心走向死寂的开始。

　　是父亲最后那句话打动了她的心，“总有一天，我会让宁宁回上海，她会过上与我们不一样的日子。”

　　有关“上海”的神话大概就是在此时建立起来的。“上海”一个何等华丽的城市，一个何等遥远的城市，是母亲对外部世界的最高向往，它和它所荡漾出来的迷人气息，轻易瓦解了母亲那颗倔强的心。临走前，她忍住哭泣，为我烙了十几张锡伯饼，装了满满一瓦罐花花菜（锡伯族人用韭菜、萝卜等腌制的一种小菜），那是外祖母传给她的手艺，是每个锡伯族女人婚前必修的功课。她原本想再过几年就教给我的，现在看来，是来不及了，恐怕永远也来不及了。

　　我来到了伊宁，这是座移民的城，拥有维吾尔、哈萨克、汉、回等不同民族，从全国各地支边而来的青年定居于此，河南、河北、广东、广西、上海、江苏——。许多人如同候鸟，寒冷的冬天来临，他们收藏起曾经热切的心，匆匆飞往故乡。但也有人留在这里，因为这里有“塞外江南”的美誉，瓜果鲜美，风景如画。他们索性也就断了回乡的念头，一心一意生活在此，生儿育女，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这里有父亲的第二个家，一个新建立的小小的家。这里有碎花的窗帘，精心钩织出的绣花方巾。天蓝色的门帘后闪出一个小巧艳丽的女子，说好听的吴侬软语，如菊花般绽放的短发。父亲用温热的手掌抚摩我的头顶说，“宁宁，问沈阿姨好”。

　　我没有吱声。但心里明白，我的新生活，即将开始了。

　　（四）沈 姨

　　仿佛我是一支芦苇，呼啸的山风是我心灵的翅膀，每当与沈姨发生矛盾时，我总要跑到阳台上，大口呼吸着窗外的风，竭力控制住眼角的泪水。她是这样精明的女子，对他人有着周到的防范，却无半点原始质朴的情感。

　　我唯有如饥似渴地学习，父亲书房里那一排排书柜令我着迷，我常在那里倦缩着睡去，父亲收集了许多关于上海的书籍。对他来说只是寄托了一段思念，对我，则是眼前奋斗与忍耐的唯一动力。

　　我上高二那年，好像是个秋天的黄昏吧。父亲兴冲冲从报社赶回，悄悄透露了一个消息。国家有政策，对于没能回沪的知青后代，可以解决一个进城指标，安置工作，这意味着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回上海了。

　　幸福这样不设防地来到，我却极力做出平淡的样子，仿佛这幸福是早已预测到的，是幸或不幸都难说。

　　晚上洗脸的时候，无意中撞见沈姨哭红的眼，这倒令我十分诧异。两年前她唯一的儿子飞鸿，因打架被送进派出所，出来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近父亲托人帮他在报社印刷厂找了一份工作。总算了了沈姨心头一桩大事，这两天她走路轻快得像一阵风，对我与父亲突然亲热起来。然而今天她听了我的好消息，仿佛很不高兴似的，我的心因此而纷乱。坐在灯前学习，觉得很疲惫，悄悄打开房门，能听见大卧室里轻声的嘀咕声，好像是关于飞鸿哥的工作问题，印刷厂效益不好，工人们只能领到70%的工资，看样子父亲又要重新帮飞鸿哥找工作了。

　　我躺在床上，重重翻了个身。他们仿佛听见了什么，门被轻轻地关上了。我闭上双眼，为平生第一次窃听他人谈话而脸红。可直觉告诉我事情绝没那么简单。窗外是绵长的秋雨，我怔怔地听着，雨儿在反复呤唱着一首诗：

　　台前是亲爱的一家人，

　　幕后是互不相干的角色。

　　（五）心的成长

　　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的精神，自从飞鸿被迅速送往上海后。父亲与沈姨见了我，脸上总带有几分愧色。父亲几次三番想找我深谈，可最近家里频繁的电话让他心神不定。在父亲上海亲戚的帮助下，沈飞鸿终于进了一家效益不错的工厂上班。心头一桩大事终于放下了。沈姨显得更加年轻漂亮了，连走路也哼着歌儿，整天与父亲同进同出的，俨然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妻。

　　我望着他们忙碌，有一种坚硬的东西在心里成长。我想，“从此，我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翱翔，趁我还未忘却我的翅膀的煽动。”

　　高考对于我来说，可谓意义重大，不仅是我能否顺利进入上海的又一途径，也是摆脱父亲与沈姨的一个机会。然而现实终是让我失望了。相对我的成绩，我所填的第一志愿——上海同济大学，委实有些太高了。知道成绩那一天，我的痛苦自不待言。然而随后来的录取通知书又令我有所宽慰——自治区一所高校录取了我，专业是国际金融。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可以离开沈姨，去一个新的城市开始新生活了。

　　父亲打电话叫我赶紧回去，刚进楼道，我就听见了沈姨的笑声。她站在楼梯口，笑着对邻居说，“看，我家海宁多有出息，第一年说考就考中了，学的专业也不错，以后肯定能进银行，哈哈——”。

　　她与父亲却在房中激烈地争吵，当然，那是关了屋门以后做的事。我可以想象她抬起娇小的手腕，斩钉截铁地在空中做手势，酷似当年在美国国会做演讲的蒋夫人宋美龄。

　　“不行，你知道海宁再复读一年要花多少钱吗？何况现在上大学还是公费，以后是不是就很难说了。”

　　父亲在低声地恳求：“我知道宁宁是有能力考进上海读大学的，只要复读一年，一年还不行吗？我会省吃俭用供她的，不用你的钱。”

　　我一个人在阳台上转来转去，破旧的楼房仰脸向着七月的烈日，我觉得我也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像一个惶惑的犯人被裁判着。

　　那年七月，我会永远记住，记住一个实在不懂得怎样应付，弄得浑身全心全是痛楚的女孩，一个怕被别人孤立，被别人抛弃的女孩。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应当自己选择将来，纵然上海是我多年来的梦想，但与我十七岁时旺盛的自尊心相比，它实在只是一个梦，一个遥远而华丽的梦。

　　（六）毕业后的日子

　　正如托尔斯泰老人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其他人看来，我——方海宁，一个来自小城市的女孩，一毕业就进入自治区一家规模颇大的金融公司工作。薪水优厚，相貌不俗。前程看来花团锦簇，可这一切都是禁不起细看的，谁也看不清我——23年纪背后，一颗沧然的心。上海，是我心中不愿提及的痛。无论如何，理想不同于别的什么，总能迅速被平庸替代。

　　冬天临近了，我一天比一天喜欢呆在办公室里，不仅仅因为这里的暖气烧得滚烫。每当我想起那间单身宿舍，那份冷清的寂寞。浑身便起了刺骨的寒意。同事古丽，一个热情美丽的维吾尔族少女，身上有一半的俄罗斯血统，邀请我去她家做客。一进门我就被古丽家的气氛感动了，骨子里我还是热爱家庭生活的，迷恋那份属于亲人的喧哗热闹，而古丽的家庭正好满足我的想象。俄罗斯式的高大建筑，踩起来吱吱作响的木地板，系着格子围巾的老妈妈在炉火旁忙碌。我的眼睛发热了，低头看自己的长靴，冰雪在慢慢融化，渗在色彩绚丽的手工地毯上，一团团地蒸发，消失——。

　　那天，我真是过得很开心。吃过古丽母亲烹制的手抓饭后，还与古丽父亲，一位慈祥的俄罗斯老人对饮了几杯白酒。或许是酒精的缘故吧。回宿舍的路上，浑身充满了一种挥洒自如的感觉，不知是脚下的柏油路富有弹性，还是自己马上就能飞起来。

　　不知为什么，那天是我第一次放纵自己喝白酒，却最深刻地体味到醉酒的乐趣。我摇晃着身子回宿舍，体味着醉酒飘飘然的幸福，竟然忽略了身后陌生人的脚步。直到有低沉的男声在耳边响起：“小姐，你没事吧？”

　　从小，我判断一个男人的容貌衣着，一直是没有分析性的，只是笼统地用“干净”与“污浊”来区别，干净的男人，总能率先得到我的好感。眼前这个男人，年龄在30左右，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灰色的开斯米大衣在风中吹起，体面、舒适、轻盈。本地男人冬天极少有这样的装扮的，他们喜欢穿皮衣或笨重的滑雪服，使本已彪悍的身段更加威猛。

　　对陌生人的警惕突然浮在心头。我撩起裙子，快步向公司大门走去。我的宿舍就在楼道上。走着，走着——，身后传来那男子的呼喊，与父亲的上海口音何其相似，正是这一点促使我转过身去。12月的乌鲁木齐，满天飘着冷清的雪，我伸出手，大片鹅绒样的雪花聚在掌心。片刻又化为冰冷的水，流进我的袖笼里。下雪了，这样突然而急促的大雪，仿佛是一场舞台剧的徐徐开场。透过大雪，我看见了他，蓝色的轿车旁，站着一个高大而清秀的男人。

　　我认识了他，这个来自上海的男人——康泉，是我们公司目前重要的投资伙伴。自那天起，他频频出现在我的眼前，公司的股东会漫长拖塌。空闲时候，他喜欢坐在我们办公室里闲聊。他的开郎随和赢得了大家一致好感，同事们纷纷与他聊起上海与新疆的差别，只有我沉默不语。到公司一年了，我还没有碰上出差的机会，甚至连最短途的火车也未坐过呢。

　　听古丽说起我的梦想，他哈哈大笑，笑得令我有些窘迫。“哪天我录一段火车的声音给你听，嘟嘟——”。

　　他鼓起腮，模仿着火车行驶的声音，惟妙惟肖。同事们都被逗笑了。我的脸却涨红了。有一种被轻视的味道。我垂下眼睑，能感觉到对面有双揣测的眼睛，在暗暗盯着我，心中不由掀起惊涛骇浪。康泉——这个上海来的男人，我一半的同乡，尽管对他知之甚少，可我不讨厌他，至少对他的上海口音有种说不出的熟悉与喜欢。

　　上海，这个曾与我挥之交臂的城市，我不知它有怎样的魔力与迷惑，使所有与它相关的事物，都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华丽的面纱。看《上海滩》时如此，看《上海服饰》如此，如今看康泉更是如此，他的温文儒雅，他对女性的体贴周到，都赢得了我的种种好感，从未有人像他那样，如此强烈地拨动我的心弦，如一江春水，曾经古井不波，但自有桃花映影后，便无所畏惧，一往直前。

　　深夜12点，有铃声在我床头响起，那样响亮刺耳，在这样漆黑的夜里，然而我却没有一丝的恐惧，那样气定神闲地拿起话筒，吐出的每个字眼都透着从容——是康先生吗？是，我是方海宁。

　　或许一切都是注定了的，从我听见他的上海口音起，从我知道他是个未婚的男人起，我就命令自己爱上了他，毕竟， 这是与上海接近的又一个机会。爱情竟然以能接近上海为前提，多少有些浑浊的味道，然而我是等不及了。时光的车轰轰向前开，我不想自己鬓发斑白的时候，仍留在这座边城。如同父亲，孤独地在异乡咀嚼人生的灰。不，我不要重复这样的命运，今夜的月色很好，我透过玻璃窗看见自己的影子——苍白，渺小，透着从未有过的空虚，以及恬不知耻的愚蠢。

　　康泉如同一只候鸟，在上海与乌市之间辗转着。我们的关系也渐渐明朗了，同事们开着我的玩笑，问什么时候去上海啊！我唯有抱以微笑。但我的内心是焦灼的。康泉极少提起去上海的事，我也尽量绝口不提，但私下里我已暗示过几次，愿意随他去海角天涯。

　　第二年冬天临近的时候，我们开始商量起婚期了，他先去苏州出差，等回来后就禀告父母亲朋，尽早将婚事确定下来。他离开的日子，我常整夜的失眠，手里握着他给我的信物——一尊绿色的小玉佛。在黑暗里发出幽幽的光。

　　我打他的手机号，答案是一律关机，黑暗中我快要发疯了，手指像是不听使唤的，我拨了他在上海的家中电话。有人接听，是康泉，果然是他，我的猜测没有错。他早已回上海了，却为何迟迟不与我联系？难道说短短几天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在电话里吞吞吐吐地说，“宁宁，对不起，我父母不能接受一个来自新疆的女孩做他们的儿媳，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他又说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最后那句话：“或许我们还能保持恋人关系，只要你愿意——”

　　我轻声长叹，“康泉，莫非你以为我是那样的一个女子吗？”

　　放下电话，我的心如同被雷击中，生命中曾有父亲唤我“宁宁”，康泉是第二个，我最信任与亲近的男人。但我确定从此后与他再不会有联系了，他对我的伤害就如深海，最后只能被时间填平。如今想起，只有他话语中无限宛转的深情。

　　“宁宁，我的宁宁”

　　（七）奔向上海

　　乌鲁木齐开往上海的54次列车上，人声嘈杂。

　　已近黑夜，我却毫无睡意。把脸紧紧贴在车窗上，闭上眼。感觉黑暗中沙漠一片片掠过，偶尔睁开眼，看见远方不可思议地燃烧着灯火，那样微弱，或许只是另一个世界的象征。那一刻，康泉的声音再次响起。

　　“哪天，我录一段火车的声音给你听，嘟——”

　　将头深深地埋进臂弯里，不去想，不能多想。多少恨，再想也只是惘然。

　　尖历而真实的鸣笛声突然响起，将我带进真实的世界里。上海，这个我曾梦想过千百次的梦中家园，这个曾经无数次拒绝过我的伤心地。如今，我是真的来到你的怀抱，不去想那茫茫然的未来。总之这一刻，我的心情平静而愉悦，到了上海，体味上海人陌生的面孔，对我来说有如新生。

　　远处立着一块寻人的牌子，赫然写着“方海宁”三个大字。牌子后是一位瘦削挺拔的男子。眉眼是我说不出的面熟，不用猜，我就清楚他是谁了。我闷闷地走上前。他抢先一步走过来，接过我的箱子，用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你就是海宁吧？是爸爸发了电报让我来接你的。”

　　是他，沈姨的儿子。我近六年未见面的，毫无血缘关系的哥哥——沈飞鸿。实际在伊宁时，我们就很少见面。他住印刷厂宿舍，十天半月难得回家一趟。印象中他是个孤傲不群的家伙，喜欢弹吉它，唱齐秦的歌，大声与父亲顶撞。然而父亲一次次原谅他，为他找工作，给领导送礼。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利益。这一切，让我很难再相信亲情的力量。

　　我们像陌生人一样握手寒喧，彼此礼貌而疏远的问好。一别六年，他变化甚大，与上海街头匆匆走过的年轻人一样，西服笔挺，握小小的手提电话，副严肃精明，跃跃欲试的表情。原先印刷厂工人的寒酸气一扫而光。他送我去已找好的房子，是旧式的公寓楼。房间很窄小，但我已心满意足。眼前所见符合我对上海老房子的想象。房间里贴了淡粉色的墙纸，因为时间久远已泛黄色。用小柚木拼成的木地板擦得很干净，拐角处也不见半点尘土。浴室里是青色的墙砖，配洁白的浴缸，冷冷地，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飞鸿告诉我，这是他一个朋友的私人房产，因朋友出国临时委托他照看，让我这一个月尽管住，不必为房租担忧。显然，他是听信了父亲的电话，以为我到上海只是游玩而已。

　　我放下旅行包，真是欲语还休。我是否应当告诉他？或许我会这个房间里住很久，直到我工作找好为止。我身上的积蓄不多，这次来上海，支持我的只有残存的梦想与激情，与残酷的现实相比，我不知还能撑多久？

　　张开嘴，我又将想说的话吞了下去，因为他与沈姨相似的面容，我实在没有与他探讨未来的勇气。

　　我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没有任何目的闲逛。飞鸿没有陪我，他在市区中心开了家酒吧，生意不错，只给我留下了手机号码与地址。让我有事打电话。我将那张纸小心叠好，放在皮夹的内层里。将它当作唯一的后路吧！哦，上帝，但愿我终身不要去碰它。

　　（八）真实的上海

　　上海，这座骄傲华美的都市，今天我终于能与你零距离的接触了。

　　倘佯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感受它被殖民主义冲刷过的文化。想着我的祖辈曾世代定居于此，我心中充满说不出的骄傲，同时又有随风逝去的惆怅。透过玻璃橱窗，我看见自己，一个剪着齐齐留海的，表情复杂的外地女子。

　　最喜欢坐在巴黎春天百货外面的露天吧。咖啡价格是令我心疼的昂贵，但仍咬牙叫了一杯。我喜欢这里漂亮的太阳伞，待者穿红白相间的衣服，咖啡壶里洋溢着淡淡的芳香。这就是上海，一个浮华璀璨的花花世界，有着最优雅的生活方式，一切细节都能被安排妥贴。让人顿生舒适时髦的优越感。

　　这座城市的休闲文化发展如此神速，而周围人丝毫没有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张惶失措，坐着抿咖啡的样子个个雍容大度。反而，衬得我那份喜悦太过张扬，一望即知是初来乍到的异乡客。

　　我将翘起的右腿放下，舒服地伸进桌子下面。 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上海的街景。与乌鲁木齐的街道相比，这里没有那么大的风沙，一切都整齐而优美，唯一酷似的是那些城市美女，都有着高挑挺拔的个头，无可挑剔的妆容，但上海的女孩子肌肤雪白，艳光回射，虽已近秋天，却随处可见穿吊带短裙的时髦女子，光脚穿镶水钻的高跟鞋，头发染成偶像剧里明星的颜色。我欣赏地望着她们，暗暗惊叹这属于大都市的洋气与时髦，却一点也不奢望自己能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我所希望的，只是能在这座丽都里拥有一个小小的位置，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养一缸活泼的金鱼，每天黄昏心满意足靠在阳台上看夕阳，用没有被污染过的纯真表情。

　　然而，做到这些，我就真的能快乐吗？想起张曼玲的那句话——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我重重地叹了口气，觉得自己是一株被康泉拦腰斩过的夹竹桃，纵然能再吐芳华，也从此不得开心颜了。

　　天渐渐暗了，我卷一份刊登有求职信息的报纸，心情沉重地回到住所，感觉与早上出来时截然相反。我那张新疆普通院校的学历，在这里实在太低了。更何况我没有英语六级证书，没有会计中级职称，更没有驾照。晚上洗脸的时候，我望着镜中那个女子，不无自嘲地宽慰自己，你以为你是谁？可不就是一头误撞入大森林里的小花鹿。

　　连续几天的求职无门，更加深挫了我的信心。报着最后一线希望，我来到飞鸿开的酒吧，吞吞吐吐地对他说出自己的想法，“飞鸿，或许你能帮我留在上海，我实在不愿意回去了。”

　　他穿一件淡蓝色的细格子衬衫，坐在吧台后面，用一块干净的棉布飞快地擦拭杯子。英俊的脸上自有一种吸引人的恬淡，听了我的话后也只是微微一笑：“怎么？海宁，你在新疆发生了不开心的事吗？”

　　“没有，真的没有——”我叹口气，实在不愿意讲述过去那段难堪的经历。正如有位作家所说，“有些邮票是用于寄信的，有些只适合收藏”。这句话对于感情来说同样适合。

　　“飞鸿，你知道我大学里学的是会计，应当是不难找工作的，你在这儿呆了这么久，又与爸的亲戚熟悉，可否通过他们帮我找份工作？”我压抑住突然涌上心头的委屈，一字一顿地说。

　　他那潇洒的动作突然间就停止了。眉间露出古怪的神情，伸着长长的脖子打量我，像是从未见过我似的。谢天谢地，最后他终于开始说话了。

　　“海宁，爸爸常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何你会想起让别人帮你走路呢？难道你不相信自己的头脑与才干吗？”

　　他那种充满讥讽的语气，简直令我难以忍受。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伊宁那个家里，回到那个狭小的楼梯上。听见沈姨用同样的语气对邻居说：“看我家海宁多有出息，第一年说考就考上了，虽说不是上海的学校，哈哈——”

　　我缓缓站起来，用同样缓慢的速度向他靠近，狠狠地喝下一大杯已调好的鸡尾酒。事实上每个举动都包含了我无比的沉重与心酸。

　　“你听着，当年如果不是你，占了我回沪的指标，如果不是因为你母亲的吝啬与冷漠，剥夺我的复读机会，现在站在这里求人的，一定不会是我，而是你。”

　　这是盘旋于心底多少年的话，但最终，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挺起脊背，像一只骄傲的猫行走在黑暗的围墙上，走的悄无声息。只有我自己清楚这份骄傲里，蕴藏着多少难以诉说的迷惘与自卑。

　　外面在下大雨，滂沱的雨点砸在地面上，发出惊心动魄的响声。这是爸爸笔记里曾提及过的上海的雨了。没有一丝江南水乡的温柔，听来只是天地茫茫的凄迷无助。那撑油纸伞徘徊在小巷深处的女子，只是爸爸回忆里的事。现实中一切都是冰冷的，我甚至连把遮雨的伞也没有。任凭雨铺天盖地的淋遍了全身。

　　“站住，方海宁”我听见他用上海话大声喊着，听见皮鞋在大雨中溅出水花的声音。我的眼睛模糊了。无法言语的悲伤使我不愿回头。我从皮包里摸索出几张钞票，打算被他追到时塞进他手里，算是付那杯酒钱。

　　脚步声慢慢停止了，有男人粗大的手掌按在我的肩头上。我哆嗦着慢慢回头，看见的是张悲伤的脸，眼中满是疼惜的目光，一个看见失而复得亲人的目光。那一刻，一切都有些不对了。雨点小了许多。街上却已流成了河，一辆漂亮的轿车飞驰而过，哗啦啦掀起银白的浪花，遮住霓虹灯的光亮，将它的影子拖得渐长渐远，像一条银河。

　　“方海宁，妈妈说得不错，你的确是个沉默固执的孩子，如果你还要继续骄傲下去，我看你在上海根本就找不到立之地。”

　　如果说我没被这番话所震惊，那是假的，可如果说我就此会相信他所有的话，那更是假的。但至少，我没有拒绝他送我回去。那天晚上，我们沿着上海的马路，一直向前走，梧桐树的叶子在风中轻盈地坠落，青草被雨水洗得湿润芳香。我的心情也慢慢美好起来，在飞鸿缓缓的沉述中懂得：上海——究竟是个怎样的城市，在它文明的背后，有怎样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

　　（九）他也曾是——

　　他也曾是个天真莽撞的孩子，也曾是个热情单纯，不计小节的边塞少年。夹杂着北方的风雪，一路孤单地来到上海。感受最深的就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默默忍受了他们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他住父亲叔父家的阁楼里，每天看头顶上一片窄窄的蓝天，这与新疆的广阔自由反差太大了。尽管如此，他仍努力学习上海话，努力地向陌生的环境靠齐。

　　不久，工厂第一批的下岗名单里，赫然出现了他的名字，他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只能红着脸向叔公求援，却听见有人在叔公耳边恨恨地说：“关侬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一句话让他明白，要想在上海讨生活，首先要走自己的路。

　　他去街头卖报纸，在建筑工地做小工，辛苦积攒的钱一分也不敢乱花。他上夜校，学英语，读经营管理。“真正的上海人就是这样，非常善于处世，总是这样开通，好学，随和机灵，将心灵的窗户向一切文明洞开。敢于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融入自己的人生”。——摘自余秋雨的《上海人》。

　　他在不同的公司，做过许多不同的事，也受过许多不同的气。最终，见多识广导向了他的冷静与容忍，而上海这些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形成了他身上求变的特性。在他看来，善于在变更中生存，把变当成一种自然，才是真正积极的人生态度。

　　他是一年前与朋友合资开了这家酒吧的。半年后，朋友因出国提出转让股份，他咬着牙关将那部分股份买下。从此，开始辛苦经营，一天也不敢懈怠。尽管如此，他仍然时常感到自身能力的缺乏，脚步的踉跄。上海就是这样，你在她面前，总能听见无数声音的召唤，它激励你一直向前走，永远也不能退缩。

　　恐怕正因如此吧，上海，它终于成为21世纪中国土地上最富魅力，文明程序最高的一座城市。

　　（十）像海雁一样飞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父亲，飞鸿，以及每一个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留下足迹的人。他们的脸一张张在眼前浮现。在他们面前，我所有的悲伤、自尊、自我压抑，都只不过是变了相的懦弱与退缩。过于轻信康泉的谎言，过于轻率的辞职，还有当初我放弃复读的机会。说好听一点是自尊自爱的表现，其实在骨子深处，我的懒惰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吗？理想受挫后，将这一切归究于父亲与沈姨的冷漠无情，不正是我内心深处郁郁寡欢，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原因吗？

　　哦！上海，上海的大雨。一夜之间，我感到自己成熟了，多少挣脱了理想破碎的枷锁，走向更加实际，也更为平凡的生活。

　　我白天在飞鸿的酒吧打工，晚上参加会计职称辅导班，还同时报考了英语六级考试。学费很贵，几乎耗尽我全部积蓄。但我只能用八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决心，那就是——“无怨无悔、风雨无阻”。

　　飞鸿曾经开玩笑说：“你真是一只燕子，每天背着厚厚的书，匆匆奔向那泥做的小巢”。我冲他做了个鬼脸说，“不，应该是只海雁，一只博击大海上空的海雁。”

　　我俩相视而笑，这一年半，不，已近两年了，我身上发生了多少变化啊！如果不是来上海，我恐怕一辈子也发现不了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的勇气，智慧及幽默感了。

　　在飞鸿的酒吧打了半年工后，我终于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干的是自己的老本行。工作环境及薪水都令我满意，但我同时也明白，此本行非彼本行也——。在这个变化神速的城市，唯有不断地给自己充电，培养更高更远的眼界与志向，才能拥有更自由，更强健，也更热烈宏伟的人生。

　　今年春节，我一直忙于加班，也因此攒了两个月的休假。飞鸿问我是否想回家乡看一看，我微笑不语。

　　无疑，飞鸿是这世界上最了解我心思的人，虽然我们是名义上的兄妹，但彼此的默契早已超越了骨肉间才能有的信任与亲密。

　　回到家乡，父母沈姨能接受我们这份看似不伦的恋情吗？

　　（十一）回归西部

　　新疆，我是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

　　下飞机的那一刹，我感到了阳光在皮肤上的撕裂声。是的，当年，我离开它是为了一种撕裂，如今归来，也正是为了完成这种撕裂。我是带了一个项目回家乡的，我的目的很单纯，想用自己这几年摸爬滚打积累下来的积蓄与经验，为这片丰富却又贫瘠，宽广又闭塞的土地增添一点光彩，一份能量。

　　飞鸿没能与我同行，我俩计划三个月后在芦草沟见面。他曾不止一次地听我描绘那里的月光、山峰以及接近天脉的风。这一切曾使我的灵魂充满野性，然而这次归来，我宁愿回归为一名旧式的锡伯女子，低眉顺眼地站在村门口，手捧亲自制作的锡伯饼与风味小菜，迎接他的到来。

　　母亲对我的归来，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喜与诧异。她只是一遍遍地嘱咐我，早些回城看望父亲。如果去，务必带一张父亲的照片回来，数年未见，他是否还是当年那个英俊而忧郁的少年。

　　这些到底是梦中的幻想。站在父亲家狭小的客厅里，看见当年那个高贵而沉默的父亲，竟然有些发福了，头发也已谢顶。穿宽大随便的背心，摇着蒲扇，心满意足地看着沈姨与我在厨房忙碌。她也不再是当年那个瘦削俏丽的妇人，两鬓有些斑白，穿普通的家常衣服，用力地和面，说要为我做一顿地道的新疆拉面。我负责切菜，看锅，时而进行几句平平淡淡的对话，都是关于飞鸿的。但她的安详沉静令我不胜宽慰。这么多年，她也改变了许多。

　　原来，宽容与体谅之后，自会尝到灵魂如释重负的幸福。

　　（十二）又听风呤

　　四月，非典疫情在全国爆发，上海也出现了疑似病例，各地的交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封锁。看样子，飞鸿是不会如期而至了。我在芦草沟这个偏僻的乡村里，从容等待，却无力庆幸自己的提早归来。我的内心深处，充满对飞鸿的无限思念。

　　直至接到飞鸿的电话，我的心才略微平静下来。他说，上海政府及市民对抗非典的决心非常坚决，采取的措施也非常得当。目前，他一切都好，让我勿担心，一定要相信上海抵抗“非典风暴” 的能力。毕竟，这是一座历经沧桑的魅力之都，是一座人心团结的城市，所谓“人心齐，泰山移”，自然它抵抗外界灾难的能力也就更为强健。

　　接听电话的时候，我已缓缓登上童年时常爬的那座山。远处山风在云间呼啸，白云在雪山上方翻腾，倾听着山脚下来自牧民的悲怆高歌。我突然有了一种想落泪的冲动。真想挽起一把狂风，捧一井清水将自己洗涤。尘埃落定，我是谁？我的故乡到底是何方？

　　现在我明白了，正如有人曾说过的，“恋人所在的彼岸，就是心灵的故乡”。

　　劲历的寒风再次在山谷吹起，淡淡的夕阳将脚下的小山村点缀得无比神奇。我抑制住内心青山绿水般的相思，默默对眼前的一切发出誓言：

　　“西部，我会再次来到你的身边，为你带来上海的文明，上海的繁华。上海！绝不会成为我人生的终点，它的光彩，必定会照耀四方。”

　　作者：李晓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