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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四十二岁，是坎门绳索社书记，而我才只九岁，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并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我们都没有作好足够的思想准备。然而，“文革”一开始，父亲便成为运动的对象了，这使我很疑惑，但造反派却说父亲是走资派，是阶级敌人，是革命和专政的对象，这更使我震惊了。
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将我家四周的墙、门和窗子包围了起来，接着，很多的封条封了我家所有的书桌和柜子，没过几天，造反派取走了这些书桌和柜子中所有的资料和票证，从此，父亲失去了自由——被造反派押到绳索社关起来交代问题了
父亲被揪走，这无疑是起很不祥的事，果然坏消息就来了：绳索社要开大会批斗父亲。大抵是由于母亲担心父亲有什么不测吧，要我在开批斗会时去看父亲，因为父亲被揪走已有一个月，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我便答应了。那时，我虽不知道这批斗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但我明白母亲是不能去的，因为要是母亲去了万一被造反派撞见，那很可能就会被他们当成父亲的一条罪状，这麻烦就大了，而我只是个小孩，比母亲方便得多了，人家是不大会注意的，就连造反派也一样，当然，这也得偷偷地进行才是。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冬天的某夜，天下着鹅毛大雪，非常的冷，当天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才别了母亲冒着严寒从家里跑出来往绳索社去了。绳索社坐落在我家的后山上，离我家只有三四百米的路程，并不远。当时，批斗会好像已经开场了，因为当我到得会场外不远处时，我的耳朵就听到了从会场方向传了糟杂而尖利的喇叭声，为此，一种莫明的恐怖即刻从我的心底里产生，我深深地为父亲的安全担忧了。
到得会场，是黑压压的人群和一片糟杂声，而台上并不看得分明，于是我就往人群里钻，一会儿，我便站在了台下，当我一抬头，我就见到了在台上站着的父亲了。父亲是个高个子不胖不瘦的人，但此时看上去却比先前瘦多了，不过脸上的表情倒是很坚定。他仰着头，挺起胸，站在那里，仿佛是尊塑象似的。啊，父亲，我终于见到您了，这时我不禁在心中叫了起来。然而，台上顷刻响起“打倒章友明！”“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的喇叭声，迅即台下就有“打倒章友明！”“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的口号响应，同时他们都高举起各自手中的红语录本，但父亲只是默然地立在那里，并没有动一下他手中的红本本和他的那张口。这是为什么呢？父亲怎么会不举起红本本，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呢？我的心中不免有些疑虑了，因为我以为父亲打倒也罢，不打倒也罢，都由他去了，——要是早就被打倒，不是走资派，也就可以免吃这些苦了，况且我也见过几次批斗，别的走资派都是举起了本本，喊了话的，并不觉得有什么。自然，我是很了解父亲的性格的，不是他的错，他是不会低头的。可这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呵，这些人会放过父亲吗？会不会往死里整呢？我不禁惶惑了起来……固然，不出所料，接着就有人拿了块牌子挂到父亲的脖子上了，说是父亲太顽固，得给点厉害瞧瞧，否则就不会老实。再接着，又有人拿了顶高帽子往父亲的头上套了。然而，父亲并没改变一点脸色，而是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照样仰着头，没有一点惧怕的样子。……批斗会在继续进行，口号声依旧在响，红本本仍然在半空中晃动，……然而，忽然间，我和父亲的眼睛相遇了，父亲先是一惊，不过他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接着他便向我使眼色，那意思分明是要我马上离开这里，于是我便含着泪钻出了人群，离开了现场。
在回家的路上，空中仍在票落和抖索着雪片，雪已积起小半脚高的路，天已到了半夜，更冷了，我虽是穿着棉衣棉裤，但身上却在不停地打颤，我心寒了。——但是，父亲和母亲呢？他们将如何度过这严寒的冬天呢？
第二天一早，母亲便来问我父亲的情况，我只是向她说了父亲“身子不坏，精神还好“的话，而有意将那些坏消息的细节给隐去，总算是没有给母亲带来太大的刺激，不过，我的心却是异常的痛苦，因为我向母亲撒了谎，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又一个月后，更坏的消息又来了：父亲要同许多走资派一样地游街示众了。游街示众，这我见过，那就是用拆了斗篷的大卡车载着许多头上载着高帽，脖子上挂着牌子，左右手臂分别被造反派向身后搏住，双腿跪在木凳上，还被站得同样高的造反派踩上脚，像“坐飞机”似的在大街上游行示众，而经常还会遇上一些调皮或是为了报私仇泄私愤的人拿瓜壳果皮柑蔗尾去投掷“坐飞机”的人，弄得“坐飞机”的人鼻青脸肿，满脸是血……这情形是极其残酷的。可是，这回父亲也要“坐飞机”，要吃更大的苦了，这无疑又惊动了我和母亲。于是，在游街示众的那天上午，我起了床，吃过饭，便跑出去了，而母亲却还躺在床上——病倒了。母亲怎么会不病倒呢？因为她一听到父亲要被游街示众的消息后，她就哭了，她以为这游街示众只是在过去斗地主老财的时候才会有，而今却用在了走资派的头上，而斗争的手法又比以前更多样，更残酷了，这可见造反派是将走资派——父亲他们当成了比当年的地主老财还要坏的人来斗了，这无疑是给了母亲很大的打击，因此她想不通，病了。当然，我那时虽是明知被游街示众是个坏事，但一个月前那晚的批斗，父亲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神态依旧是那么的泰然，并不感到害怕，因而也就不很为父亲担心了，因为我相信他会像批斗地主那样地挺过去的。不过，那天的游街示众，我还是去了，因为我还想看看父亲，自那次批斗会后，我已经有一个月不见他了，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那天，虽没有下雪，但风却是出奇的大，吹到身上叫人直发颤。到了应该游街示众的时候，我便在人民广场大门口择得个地势较高的地方站着，此时，已有很多看热闹的在那里了，他们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那场面的到来……于是，我的心忽地来了一阵猛跳，我紧张起来了。突然，会场中响起一阵铜鼓声，接着就出来大卡车，一辆，一辆，又一辆……车上有许多“坐飞机”的人，他们戴着高帽挂着牌子，被造反派架着双臂，有的跨下还夹着扫帚，车后面是长龙般的呼着口号的人群。不过，当所有的“飞机”飞过这里并飞得远远后，我并没有见到我的父亲时，我以为看走了眼，为此，我马上跑到联大街头挤进人群睁起眼睛又看了一遍那些“飞机”，然而，我仍是没见到父亲。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父亲升了级被转移到县上去了？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不禁惊惶了。自然，回到家，当母亲再一次问起父亲的情况时，我还是回答：“身子不坏，精神还好“的话，但，这话一出口，即刻就有种异样的声音来咬我的灵魂了，它仿佛是在骂我撒谎，惩罚我了，因为包括这回，我已经骗过母亲两回了。而这谎话，在那时的我来说，虽不觉得怎么样，但对于今天的我，却是良心十分地不安了。我为什么要骗母亲呢？这似乎是为了母亲，不使母亲遭受太大的打击。但几个月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而终于被释放回到家的父亲，当母亲问起这两件事时，却说：这有什么要紧？那晚批斗会，我尽管戴了高帽，挂了牌子，到现在脖子还酸痛，但他们并不敢打我，不敢太为难我，只是喊喊口号打倒我，这有什么了不起！而后来造反派没有抓我去游街示众，是因为绳索社的造反派发生内讧，另一批人把我抢走，把我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保护起来了，所以，那次的游街示众我躲过了。”“原来是这样。可忠儿却说两次都见到了你，还说你‘身子不坏，精神还好’，这忠儿。”知道了事情原委的母亲虽是在父亲面前埋怨了我，但他们明白，我这样做都是为母亲好，这一点他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们并不很怪罪我。
父亲回到家，获得了自由，不久又恢复了工作，仍还是当他的书记，当然他的这个书记却常常是要向绳索社革委会主任汇报请示工作，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当的仍还是靠边站的角色，但这对我和母亲来说却是起十分高兴的事了，因为不管怎么说，父亲总算是活着回来了。但是，父亲却经常皱眉头，没有了笑声和笑容：他是很为我们这个国家忧虑了。而且，当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有时还会看到父亲突然沉下脸，生气地说：“这天下也真是怪了，我明明是个党员，他们偏要说我是假党员。当年，因地下工作，我的档案的确丢了，但解放后不是有介绍人给我作了证明，说明我是按照严格程序入的党，还补办了手续的嘛，可运动一来，绳索社的造反派硬说我是假党员，而入党介绍人迫于压力也居然说‘当年老章的档案是丢了，但后来是否补办过手续，我就记不清了。’这下可好，就这一句话，从我被抓那天起，造反派就天天来要我承认我是假党员，我这个书记是假书记，直到他们在绳索社的档案室查到了我当年补办手续的档案后，他们这才罢休，放过我。你们看看，这年头，什么都变了，白的会给你说成黑，黑的反而会给你说成白了，把什么都搞乱了，这还像我们共产党人做的事吗？”有几次，父亲为了别的事情，也在吃饭的时候向我们倾吐着心中的郁闷和不快……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个胸襟阔达，性格开朗和思想乐观的人，在他的脸上经常有着欢乐和笑容。但“文革”开始后，他的脸上便不再有欢乐和笑容了，随之而来的是疑惑、忧虑和愤怒了。那时，我虽只有九岁，并不很懂得这“文革”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但从父亲的一言一语以及他的那张脸上，我便知道了父亲的喜怒哀乐和他当时对于“文革”的看法了。
“文革”已过去了，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了。父亲由于英年早逝，无幸亲眼看到“四人邦”的跨台，无幸亲眼目睹“文革”终于被人民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里去了，这虽有些遗憾，但父亲当年留给我的那种决不随波逐流，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刚正不阿的精神却一直鼓励着我，使我在遭受了多次的挫折后仍不气馁，依然昂起头，挺着胸去走我的路。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