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没说几句，他就想说再见挂电话，简直是火上浇油，我大喊了两声，说今天晚上一定要见他，他听出我的火气，捂住电话和人嘀咕了一阵，然后告诉我，晚上在老地方见。

　　老地方就是我们两人常常喝酒的一间小餐厅，我提前到那里，黎海姗姗来迟，我正准备对他发火，但打住了。

　　虽然从上次喝酒后至今又过了好多天，而且每次我去接送黎小明，都没有碰到他在家里，可是他身上明显的变化还是让我吃惊——皮干肉瘦的，嘴角两搓小胡子也一个星期没有刮的样子，衬衣的领子都变了颜色，眼睛里有一种少见的魂不守舍的神色……

　　在我打量他时，他也在用那失神的目光打量我，几分钟后，我们几乎同时问出了一句话：“你怎么啦？”

　　于是我们坐下来，还没点菜，服务员已经按照惯例给我们送来两瓶啤酒，喝了两口，他先开口：“杨子，你怎么啦？看得出你营养不错，可是你满脸怒气，显然身体里有不和谐的东西。我建议你生理和心理要同样注意协调和营养，你现在不能老禁欲……”

　　“别和我扯淡了，我今天约你来不是扯淡的。”我打断他，“你还没有看分局报给你的东山小学敲诈绑架案吧？”

　　“东山小学绑架案——”他竟然想了一下才想起来似的，“没有，我哪有时间和精力，杨子，你也看到了，我现在都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呵呵，为政府换届忙？”我又带着嘲讽的腔调补充了一句，“为你是否能够在换届后升为政法委书记进入权力精英而奔波？”

　　“唉——”他少有的没有对我进行反驳，只是连着叹息了两声。“唉，为政府换届忙是真。为我自己，那就绝对不是了，何况，我能不能保住现在的职位都难说，哪里会考虑那么远。”

　　我们又喝了两口酒，他吩咐服务员按照以前的标准上菜，然后转向我，说道：“一到政府换届的时候，就是我们公安机关异常忙碌的时候，上面让我们尽快结案，可是新的案件又不停地涌现——而且都是和政府换届有关的，每个案子后面都有一个后台、一串关系或者一股势力、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在暗中运作……如果仅仅是忙也就算了，我紧张呀。”

　　“我看得出来，不过有什么好紧张的？你按照上面的意思办案、结案，不就得了？”

　　“有什么好紧张的？办案，结案，听领导的？听哪个领导的？要是平时我只要听上面领导的就可以了，可是现在不同呀，每个领导都在利用公安办案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我到底听哪一位好？我怎么知道某个领导在政府换届后是否还在台上？如果不在了，我现在怎么能听他的？唉，杨子，我一心只想探案，哪里懂得那么多政治？最近我都快被折磨疯了。要不然，老同学，你就放下手头的工作，过来帮帮我，在旁边参谋参谋也可以，你一向喜欢搞政治的，不是吗？”

　　看到他的可怜样子，我想骂也骂不出口了。老同学凭借对公安破案工作的热忱和孜孜不倦的刻苦钻研，从一个小科长升为刑警队长、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在没有什么后台、不走行贿受贿的歪门邪道的情况下，老同学黎海这些年确实付出了心血。但我没有想到政府换届给刚刚升为局长的他这么大的压力。

　　想想也是，这些年，外界只知道公安部门是最腐败的政府机关之一，却不知道公安干警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也是全国第一的。

　　在一个民众普遍失去了信仰、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的国家，中国的公安干警要面对的是超出世界平均水平好几倍犯罪的社会。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干警在执行任务时受伤；每年，他们都要掩埋五百多位牺牲的干警。与此同时，在一个政府失去了诚信而整天勾心斗角，在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猖獗的时代，公安干警又无时无刻不处于政治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绞肉机中，也是最容易成为替死鬼的。于是有些公安干警只好同流合污，也有些为了自保而不得不随波逐流，每年都揪出了很多个这样的败类。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出事的公案干警，他们因为不肯同流合污而被清洗出局……

　　可是，同情归同情，我现在可没有心情过去承担老同学的压力。我说：“我也很忙……”

　　“你也很忙？”黎海失望地看着我。

　　“我不是告诉你我也在为政府换届忙吗？我在为政府换届培训人材。”看到黎海若有所失的样子，我没有心情再调侃下去，同时我也想到，过两天，五朵金花就该奔赴不同的工作岗位了。“我想我会考虑过去帮你。不过，等我先解决了东山小学的敲诈绑架案再说。”

　　“那个案子交给分局办就行了，你干吗……”

　　“我真不明白——”我大声打断他，毫不客气地说。“作为公安，你应该谨记‘人命关天’的话语，就算你不关心一个民工子弟的孩子，你也要想一想你自己的儿子，他们毕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黎海低下头，他了解我的性格，知道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吵下去，他占不到便宜，只会自讨没趣。过了一会，他抬起头，要我把那个案子详细告诉他。我于是开始从那天早上我牵着他儿子上学感到了周围的气氛不对头讲起，一直讲到今天在东山分局和吕副局长的交流。他一开始有点心不在焉，但等我讲到一半，这位被政治折磨得忘记了本行的破案专家也慢慢被吸引住，他开始不时打断我，询问一些刚才他走神时没有听清楚的情节，同时也追问了几个被我一语带过的细节。

　　讲完基本案情后，我告诉他我最初的推理，就是康伟露富，结果歹徒误以为他很有钱，从而起了歹心。黎海的反应和东山小学的校长一样，认为这个推理完全不成立。但他肯定了我推理中的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歹徒对康伟的儿子下手，肯定是看出康伟夫妇特别紧张自己的独生子，否则他不会倾家荡产把仅有的二十万拿出来为孩子交学费。

　　“你刚才不是说，那个学校的家长谁都比康伟富有，他是唯一的民工……”

　　黎海的话没有说完，我突然有了另外一个念头，怕他的话打断我的念头，我及时伸手阻止了他继续说下去。

　　“等等，我有个想法，会不会……”我突然站了起来，差一点把啤酒瓶子碰翻。“啊，黎海，你说会不会……”

　　“你快说呀，会不会什么？”

　　他也急了，不过我确实一下子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又喝了口啤酒，压低声音说：“会不会那些人看不惯一个农民工的儿子和他们的子女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而集体策划绑架了康伟的宝贝儿子。”

　　黎海大吃一惊，嘴巴都合不拢。我急忙补充了一句：“当然，不包括你这位家长，我所说的是其中部分家长。”

　　“我靠，杨子，你是不是疯了，”黎海嘴巴动了两下才说出话来，“你怎么会弄出这么荒唐的推理？”

　　“荒唐，我的推理很荒唐吗？”我瞪着他，“这种事不是没有，而且你想一想，一个以前只能用来给他们的孩子作为出气筒的下等人的儿子，突然和他们的‘小皇帝’坐在一个课堂里读书学习——这些家长心理能够平衡吗？”

　　“得了！老同学，你又在搞阶级斗争了，又在为你老是忘记不了的弱势群体和农民工抱不平了。我得提醒你，搞政治是一回事，破案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

　　我正准备辩解，黎海挥手阻止了我，他继续说：“其实，我也不是不同情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还有无业游民等，但我绝对不会把这种同情带进办案的推理之中，否则就乱套了。我干刑警工作快二十年了，我比你更清楚，在任何一个大城市，犯罪率最高的群体确实是农民工和无业游民，这是事实，不受我的政治观点和感情的影响和支配。”

　　“所以广州那位抗非典英雄、科学院院士钟南山在自己的电脑被无业游民抢了后，马上叫嚣要恢复已经被中共中央废除了的‘遣送恶法’，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还咆哮要把在广州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工都遣送回去——这肯定也是你支持的吧？”我毫不客气地大声喊道，一下子把黎海的气焰压了下去。

　　黎海有些难堪，但像无数次我们之间的争论一样，他并没有让步：“不错，作为公安局长，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些南方城市的犯罪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农民工、城市无业游民和弱势群体弄出来的，按照钟南山的提议做，肯定可以减少城市犯罪。”

　　“是吗，”我冷笑道，但已经失去了冷静，我们一喝酒就是这样，从来没有能够不吵架或者互相讽刺的。“你说的农民工犯罪最多是抢一部电脑，或者偷点东西糊口，又或者……我想你也知道这些罪并不重，可是你是否意识到钟南山本身就是最大的罪犯？他犯了反人类罪，犯了反中国人民的罪——农民工不是中国人吗？就算他们没有工作，难道就没有做人的基本权力？难道就得被城市人像狗一样塞进车里遣送到已经养不活他们的农村？不要忘记，当年希特勒也是看不顺眼犹太人的那些恶行——商业欺诈和小气、肮脏等等，希特勒还看不惯中国人和所有非雅利安民族，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赶到地球外面……”

　　我越说越激动，黎海终于低下了头，我停下后他好久才抬起头来，幽幽地说：“杨子，我服了你，为什么你把什么都扯到政治和人类的大道理上？我们不是在具体讨论一个案件吗？其实，杨子，一开始加入公安行列时，我也像你一样，每破一个案子，抓到那些令人同情的罪犯，我都会大声质问‘为什么’，后来我不再问了，我是一名职业警察，我不是搞政治的，更不是思想家。我的工作是破案抓罪犯，把他们绳之以法，他们是否有罪由法律决定，至于法律是否公正，那不是我的事。”

　　“是吗？”我大概是喝多了吧，于是我又喝了一口，吃了口菜，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其实，我这样推理也不完全是感情用事，我也有根据的。你还记得我刚刚讲的，那天早上我送小明上学，我把车停在人大院子里，牵着他走向学校，结果，离学校越近，我越感觉到气氛不对——家长脸上有一种夹杂着紧张和惶恐的表情。”

　　“我注意到了，不要忘记我是公安局长。”

　　“可是，你是否注意到，那天早上其实什么事都还没有发生。虽然康伟是在三天前收到的勒索信，他的儿子也是在前一天失踪，可是他并没有报案，直到那天下午他们夫妇才到学校哭闹。那就是说，那天早上，我见到的家长们应该都不知道康伟的孩子被绑架一事。可是，那不是很奇怪吗？请问，他们脸上的那种让我明显感觉到的紧张和惶恐又是怎么回事？”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如果不是你事后讲述中编造了那种气氛，那么就很值得思考了。”黎海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

　　“这个线索应该继续摸索下去。”黎海抬起头，“还有一点引起我的注意，就是那两封勒索信。其实这样的勒索信在国外犯罪历史上并不少见，这是国外黑社会收取保护费的一种，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也发生过，但为了缩小影响，这样的案子都没有公布于众。”

　　“原来是这样，讲来听听。”我急切地问，我看了很多国外的案件实例，但并没有注意到这种犯案方式。

　　“在公安部内部我们称这种敲诈勒索案子为‘买保险’方式，从罪犯勒索康伟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要求康伟交的钱数目并不大，而他在勒索的时候，康伟的儿子完全没有事。勒索犯声称，如果不交五万块钱（姑且称为保险费），那么康伟的儿子就有可能出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后天、下个月、一年后、也许十年后……听起来有点不伦不类，但想一想却非常可怕！你想一想，我们可以因为某件明目张胆的威胁或者迫在眉睫的危险而有针对性地加强保护自己的儿子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一年，或者干脆换一个地方，但你能提心吊胆地生活十年吗？

　　“……由于勒索人在暗处，你根本不知道威胁和危险来自何方，可你绝对不敢拿自己儿子的安危不当一回事，于是只有两条路可走：一辈子都提心吊胆，或者干脆交钱——只当花钱买保险，破财消灾的。我想如果不是康伟太穷，也许就会很快交出五万元，买一个平安。事实上，康伟夫妇后来也是这样做的，只是歹徒给他们两天的时间太短，或者说提前下手了……”

　　黎海的话句句重锤一般敲打着我，让我陷入深深的思索中。过了一会，我也说出了自己的疑问：“既然是强迫大人为孩子买保险式的敲诈，为什么不多给人家两天时间筹钱？更过分的是，就在人家只晚了一天的情况下，就把孩子绑架了？这好像说不过去，歹徒为什么如此快下手？家长刚刚收到勒索信，对孩子的保护一定很紧，这样歹徒下手不是要冒一定的风险吗？按照你说的那个方法，歹徒完全可以过段时间再不慌不忙地下手。”

　　我的话引起了一阵沉默，我们连嘴巴里的菜都忘记了。

　　“啊——”

　　“啊——”

　　我们先后叫了出来，黎海看出我们同时想通了，他冲我点点头，示意我先说。我说：“除非歹徒想用康伟的遭遇警告另外收到了敲诈信的家长，这叫杀一儆百——这说明东山小学收到类似勒索信的家长不止康伟一人，康伟甚至不是主要的敲诈对象。也许——歹徒故意使用康伟作为一个样板、一个警告，好让其他收到相同勒索信的家长不要犹豫，快点交钱，警告他们不要报案——要知道，如果你上面说的那个犯罪方法有效的话，前提条件是那些被勒索的对象深信歹徒不是开玩笑的。东山小学的家长不是大官就是大老板，他们不会轻易被唬住的，除非他们亲眼看到一个——啊，我算是想明白了，也许歹徒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康伟交钱，他的目标其实是那些更加富有的家长！在康伟儿子出事后，东山小学如果有其他家长收到了类似的勒索信，也绝对没有人敢拖拖拉拉，更没有人敢去报案——他们都有钱，不要说五万，就是十万，也不是一个大数目，更何况关系到他们孩子未来十年的平安保险。”

　　黎海脸色异常难看，不停点头，等我惊讶得说不下去后他才说：“可是，我也是家长，却没有收到类似的勒索信。”

　　“这说明歹徒就是内部人，他不但知道每个家长的家庭地址——用于邮寄勒索信，而且他还知道每个家长是干什么的，所以他不会傻到把勒索信寄到公安局长家。还有，我也想通了，歹徒选择康伟夫妇开刀也不是偶然的，康伟夫妇保护孩子的能力最弱，而且他们是无依无靠的农民工，孩子一出事，他们最原始的冲动就是到学校大哭大闹。结果一天之内，每个家长都看到了康伟夫妇不及时交出五万元‘保险费’而失去独子的悲惨后果。天啊，东山小学有六百多名学生，就算只有一百名家长收到了勒索信，每人五万，那么歹徒现在也到手了五百万——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如果是存进不同户口里，那么现在钱也取得差不多了——老子从来没有碰上这样的高智商犯罪，罪犯是谁？”

　　“现在离找出罪犯差不多了，杨子，这个你就继续追查下去吧。罪犯很聪明，利用现在家长紧张独生子女的心情使用强迫他们‘买保险’的方式进行敲诈勒索。也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绑架案，只是罪犯并不是立即把你的子女绑架起来，他们先寄存在你那里，如果你不交保险，他们会随时来取。几乎没有家长愿意在未来十年里和一个深藏不露的绑架犯周旋，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失去独生子女的恐惧之中。再说敲诈的钱——买保险的数量也不是很大，对于城市家长，特别是像东山小学这样的学校，五万元不过是一个小数字，没有家长会为此忤逆一位看不见的潜在绑架犯。当然还可以说明，罪犯应该是熟悉学校，并和家长很熟的人。”

　　罪犯已经呼之欲出了，我们都没有再说下去，于是闷头继续喝酒。告辞时，我向黎海保证，等我一揪出罪犯，立即过去帮他。他笑着点点头。在我刚刚走出门口时，他喊住了我。

　　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在我不耐烦地挥挥手后，他结结巴巴地说：“杨子，我就靠你了，快点过来帮我。你只要抛弃那些政治和理想的陈词滥调，没有人比你精干，没有人比你更精英……”

　　“你是想表扬我，还是作贱我？”我摇摇晃晃地问。

　　“当然是表扬，不过，”他停了一下，“我也注意到，虽然你现在有了钱，营养也不错，活得好像很充实，可是，你还是有不和谐的地方——”

　　“不和谐？”

　　“是的，”他晃着手里的酒瓶子，“你身体里有不和谐的因素。一个社会要想和谐，必须消灭或者解决不和谐的因素，一个人——例如你吧，要想和谐，也要解决自己身体里不和谐的东西。”

　　“我身体里有什么不和谐的？”我好奇地问。

　　“你的鸡巴！”他含含糊糊地说，随即尖声补充了一句。“你的鸡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