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籁俱寂，夜深人静。

　　张树仁躺在被窝里像烙饼似地翻来复去，竭尽全力屏神静气，想要尽快入睡，却怎么也睡不着。小小房间里，近在咫尺的两张床上，躺着他和春梅两个人。尽管过去他确实把春梅当做女儿般对待，特别是儿子张哲进了监狱后，更是同情和怜悯这个正当花季青春的女孩子。他晚饭时已经公开对人说春梅是自己的女儿，但是事实上的是与不是却在奇怪的生理反应上有着根本的不同。除了那种禽兽般的东西之外，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女儿是产生不了那种异性的渴望的。可是对于儿媳妇，自古至今这样的绯闻到处都有层出不穷，于是也就有了“扒灰”一词。此时的张树仁之所以大脑兴奋难以入眠，正是这种动物性的欲求和伦理道德上的抗争，使他处在极其残酷的折磨之中。

　　从学校熄灯铃打过，房子门关上插销那一刻起，张树仁就已经开始不正常。往日他总是先脱去裤子，煨在被窝里，借着床边桌子上的台灯看一阵子书，等到困乏至极之后，很快关掉灯脱掉上衣，三五分钟就响起了鼾声。这天晚上他第一次破例没有经历这个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也没有先脱去裤子坐进被窝，而是囫囵儿上得床去，在被子里再解裤带脱衣服。他不知该不该关掉灯，又不敢朝春梅床上看看她是否脱了衣服钻进被窝，连问一声睡好了没有也觉得不好意思。他只是凭感觉绝非看到春梅压根儿就没有脱衣服，全身上下穿戴齐全地躺进被窝里，然后才关掉桌子上的台灯。

　　暑假在家一个多月，身体可以说已被老婆惠芳英掏干控净。过去这种时候回到学校，至少要在一个月内连夫妻间的事想都不想。可是今天晚上，张树仁的那东西一躺进被窝就硬梆梆挺了起来，说什么也都制服不了它。这样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张树仁想能不能在哪里给春梅租间房子？那时候城镇农村居住的条件都很恶劣，不像现在不少人家专门盖起房子挣房租，到哪儿去寻空闲的房子呢？再说即使能找到，花钱不说，怕是也不敢让春梅一个人住在他目光看管不到的地方。让春梅出来干临时工，是为了给儿子张哲守揽住这个媳妇。要是让春梅在这里另外挂上了男人，岂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想到儿子张哲，张树仁有一种刻骨铭心般的痛苦与内疚。

　　张树仁上所在的省森工技术学校，是全省惟一一所专门为森工企业培养技术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校长是全国森工学会常任理事，学校专业的好几个课本，就是这位校长编写而在全国森工教育系统通用。各个教研室主任，都是省内森林工业理论方面的佼佼者。正是这些业务上的骨干，使得省森工技术学校曾经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森工院校之一。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学校突然被一种极不正常的气氛所笼罩。上级派一位老革命担任省森工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据说这位老革命十六岁就参加了游击队，现在认识的几个字还是在解放后的速成班学下的。每次学校开会讲话，不管大会小会，也不管开会的内容是什么，老革命开口就是我们当年打游击的时候如何如何。老革命把省森工技术学校视作继续打游击的战场，声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磨刀霍霍，跟**争夺学校的领导权。他谆谆不断地教导大家提高警惕，认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张树仁因为父亲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也感到心惊胆颤日子很不好过。他想，这不是开玩笑吗，学校怎么能这样办？尽管据说森工技校校长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员，几个教研室主任中有一个人的父亲在镇反中被政府枪毙，一个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还有一个人的亲属在海外。但是他没有感觉到他们中有哪一个真像党委书记说的那样，企图反党反社会主义复辟变天？他觉得这硬是不拿党和国家的利益当回事，没事找事地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对立与矛盾。

　　正当老革命精心策划和组织的省森工技术学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全面拉开帷幕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校党委领导下的党团员迅速出击，大字报铺天盖地。北京有个邓拓、吴晗、廖沫沙 、“ 三家村 ”、 “ 四家店 ”，省森工技术学校便也有校长和几位教学骨干组成的反党集团。一个个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戴白袖圈的黑帮队伍排成一长串。张树仁被揭发鼓吹白专道路贩卖封资修，也成了黑帮队伍中的一员。他这才想到校党委书记那一套并非这位老革命的独创，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看来他要和自己的父亲命运一样，一辈子全完了。不料时隔不久形势大变，从北京传来消息，各级党委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转向当权派。顿时，学校里沸腾起来。文革筹委会、临委会，红卫兵司令部，造反队，战斗队……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蜂涌而起。教师和学生都分为两大派，一派把矛头直接指向校党委和党委书记，自称造反派。另一派则对校党委态度暧昧，似乎还是抓住那些牛鬼蛇神不放，被称之为保皇派。两派相互攻击，摩擦不断，上演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闹剧。

　　张树仁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观念，使他觉得造反派的作为无疑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又时隔不久，外边传来传单小字报，不断地说中央大人物如何支持造反派，紧接着毛主席又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造反派一下子占了上风，就连保校党委的那一派也声明跟当权派划清界限。造反派夺了学校党政财文大权，谁错谁对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作为“黑帮分子”的张树仁虽然没有资格公开表态站在哪一边，但是心底里自始至终却是支持造反派的。他愤恨校党委书记那种专门整人的错误做法，认为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不能总把人当敌人。此时党中央毛主席支持造“走资派”的反，张树仁也就把造反派的事业看作是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正确最伟大的事业。

　　一九六七年春，报纸上宣传反击“二月逆流”，大家都不知道“二月逆流”是怎么一回事，说反击就跟着反击。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要求释放被逮捕的造反派。这本来是天大的犯法事，没想到公安局竟也就乖乖地从监狱里放了人。不久，武汉发生军队围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事件，《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声讨陈再道，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江青公开讲话“文攻武卫”，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何许人也？在当时的人们眼中，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全国各地迅速武斗成风，先是棍棒，后来上升到刀枪手榴弹。有的地方除了原子弹，其它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军队站出来支左，公开表态支持武斗中的某一方。各派都把自己的行为称之为“武卫”。省森工技术学校的武斗队去县武装部“借”回了一卡车的枪支弹药，驻扎在学校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某部派来支左小分队，帮助造反派训练如何瞄准打枪。解放军战士对武斗队队员说，不要乱开枪，等到近前一百米左右时，再一枪一个。部队首长亲自把一支漂亮的小手枪配送给森工技校武斗队队长，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这位曾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立过功的汽车司机。随着全国上下武斗成风愈演愈烈，省森工技术学校武斗队频频出击战斗不止，为保卫红色政权，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出了威风，受到自上而下的高度赞誉。

　　省森工技术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似乎就是一面镜子。亲眼目睹了这个全过程的张树仁认定这就是大方向，真理始终掌握在造反派手里。他时不时写信教育正在家乡县上高中的儿子张哲，要关心国家大事，坚定不移站在无产阶级造反派一边。只有十七八岁的张哲可以不相信别人，但是对于父亲的教诲却深信无疑。张哲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当上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头头。那时候大学生、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学生国家管生活，初、高中学生则完全自费。家里心甘情愿拿出钱粮供应张哲闹革命，常年四季连生产队每天八分钱的劳动日也不挣一个。武斗兴起后，张哲曾经表示质疑，写信求教于父亲。此时正是省森工技校造反派“革命”的鼎盛时期，张树仁专门回过一次家教育儿子。儿子说现在是和平年代，对立面是不是就是敌人？打死人犯不犯法？张树仁很严肃地教训儿子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殊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革命青年应当像无数革命先烈那样，奋不顾身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即使牺牲了，也是革命烈士。张树仁以省森工技术学校为例，说解放军要武斗队的人一枪一个，跟过去战场上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一样。这难道也是错的么？张哲最终信服了父亲的教导，第二天就不顾死活地带领战友们杀上“文攻武卫”战场……

　　张树仁满以为自己终于把儿子领上了正路，去担当一个热血青年应该担当的革命重任，没料想正是自己——一个父亲成了儿子走上歧途的教唆者。张哲最终成了杀人犯。省森工技术学校武斗队那些跟张哲一样置身于枪林弹药中的人，一个个也没有好下场。解放军首长竖起大拇指夸奖过的武斗队队长，还有五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后来皆被以反革命杀人犯送上了断头台。“反革命杀人犯”，这样的罪名他们到死都可能不会接受，也弄不明白。这样的人在全国有多少？恐怕是人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的一个骇人数字。据说极个别有逃脱惩罚的，省森工技术学校所在的那个县中学，一位同样在武斗战场上杀了不止一个人的学生，未等到清查运动到来参了军。参军不久参加了中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他如同在武斗中那样勇敢无畏。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全连只剩下他一个人，仍然手握机枪坚守住了阵地。战后军长抱住这位学生兵热泪横流，为他记了特等功。后来县里清查武斗，公安局到部队去抓人。这位学生所在团的团长打电话报告了军长，军长在电话里咆哮般告诉团长：“让他们滚蛋！他们不滚蛋，你就给我武力解决，直到他们滚蛋为止。”县公安局的人只好灰溜溜走了。从学校回到家的张哲曾经也要去当兵，惠芳英急着给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没有让儿子去报名，后来眼睁睁看着张哲被从家里抓走了。

　　张树仁夫妇俩的肠子简直都悔青了。

　　张树仁想到儿子，顿时头脑清晰心安气定。他说什么也不能再干伤害儿子的作孽事！他要像老婆惠芳英说的那样，千方百计为儿子守揽住媳妇。在这件事上，他可以倾其所有不计得失。相比之下，他在各个方面真像父亲似地善待春梅，则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老大并非一定管不住老二。张树仁渐渐地全身上下那股子燥热逐步退去，跨裆里那个要命的东西似乎也极听话地停止了兴奋，乖乖紧贴着大腿根子不再张牙舞爪。

　　不久，张树仁响起了跟过去一样的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