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报告文学是一种跨越新闻和文学两个领域的作品体裁。偏重于新闻的报告文学表现为极强的新闻性，即在事件发生之后最短时间里，采用文学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事件的全过程，加深读者对事件的了解和认识。偏重于文学的报告文学则表现在它的文学性，即通过对某一事件过程或某一人物经历的叙述，反映出某种时代特征或人生哲理，给人以艺术般的享受。这部报告文学似乎介于这二者之间。

　　作为新闻，这里所揭露的事实内幕至今尚鲜为人知。就是在雷北村所在的大荔县，人们对于“雷北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有耀到底是不是腐败分子或者雷北的“土皇上”，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因此，真实地再现“雷北问题”的全过程，把“牺牲干部求稳定”给雷北村集体和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公之于众，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关注，重新审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或许能够修正错误，惩治犯罪，还张有耀及原雷北村干部们一公道，使雷北群众免遭更大的损失。这是新闻应当担负的职责。如果为了这一目的，这部书的出版就显得为时太晚了。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造反派”的作恶行径已经过了追诉期；“造反派”执政所造成的损失和恶果已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譬如变成灰烬的雷北纺纱厂，即使把那些为非作歹者杀了，也不可能恢复到原物原样。从这种意义上说来，这部书的出版已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不过，这不是新闻工作者的失职。早在2002年作者所写的《“牺牲”的代价》的命运，已经说明“雷北问题”一直是新闻界明令不准逾越的禁区。也不是作者贻误了战机。同样是因为《“牺牲”的代价》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雷北问题”不到出现极其恶劣的后果，亦即那些“造反派”不自行暴露，雷北村不瞎到不能再瞎的程度，“牺牲干部求稳定”指导方针提出者以及忠实追随者们是不会甘愿认错的。于是作者一等再等，等到了这么个“马后炮”的时刻。即使如此，一心只为保乌纱求升迁的官老爷们还会不会幡然醒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一个小小的雷北村，2000多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死活，跟他们的“脸面”和仕途相比，孰轻孰重，他们心里的天平和**的宗旨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学，“雷北问题”所反映出来的重要社会历史意义，值得人们广泛关注。尤其值得依然坚持“只有**才能救中国，只有**才能发展中国”的人们高度警觉。雷北村是**长期以来树立的全国先进典型，张有耀和原雷北村干部是**要人们学习的榜样。极左时期可以不做数，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国务院嘉奖和1986 年党中央授予的“全国先进党支部”以及张有耀、张润叶分别当选第十一、十三、十四次全国党代会代表，总该不会都是瞎了眼睛瞅错了对象看错了人？如果连这些也都不算数，那对我们党的威信该是多么大的损害！更为重要的是，雷北村和张有耀们尽管没有继续做出更大的成绩成为当今的先进典型，但是深入细致的调查证明，他们绝对没有走向反面，仍然一心一意尽其所能地贯彻执行着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奔小康，做出了并不比别人差多少的业绩。在这种情况下，屈服于一股对党和政府不满的恶势力，让他们甚至**的组织靠边站，把一个先进村的村民自治以及其它一切权力拱手让出去，让“造反派”长时间胡作非为。这种做法究竟想要告诉人们一个什么样的危险理论和信息？这些似乎不是文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应当是文学关注的对象。

　　真理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在权力统治一切的地方，单靠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解决什么问题，是十分天真和可笑的。如果因为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解决了什么问题，也是非常可悲的。舞文弄墨的都是一些既受人尊敬又被人鄙视的无权无势者，其中很多人也已堕落为比专事仕途的政客们还会看风使舵的可怜虫。尽管如此，我还是执意要把这部书写出来，不仅仅是为了给张有耀以及原雷北村干部正名，也不是想要把那些为非作歹者绳之以法。而是要向人们表明，老百姓并不都是任人捏来捏去的泥巴，那些依靠权势而得意一时的人，也并不是最终的胜利者。也许这本书出版后，“雷北问题”依然旧我，张有耀以及原雷北村干部依然不明不白下去，雷北村也依然一天比一天更糟。但是只要读了这本书的人，能够真正了解了“雷北问题”的真相，知道张有耀以及原雷北村干部还是那种值得我们党骄傲，人民群众称赞的真正的**员，而后或者掩卷深思，或者满腔激奋仰天长叹；那些早已知道或者刚刚醒悟过来自己干了亏心事的人，或者心跳加快了那么一下，或者脸色微微红了那么一下。作者的心愿也就足矣！

　　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出于党性原则或良心发现的人们，去干他们想要干的事情，促成“雷北问题”的全面正确解决，救雷北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想，“雷北问题”总还是没有到了那种无可救药的地步吧？

　　这部书稿写成已有半年有余，究竟出与不出很费了一番思索，就在付印之时仍还在犹豫不决。这部书出版后不可能无声无息无人理睬，“雷北问题”既是某些人的一块“心病”，又是罩在很多人头上的一块阴影。过去曾经关心和了解雷北村的人，不管官大官小，知道我在写这么一部书时，都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并期望尽早看到它。同时，也有一些人对这部书出版后我可能遭遇的不测表示担忧。雷北村一位跟张有耀一样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几十年，而今家境十分困难的老党员对我说，老马，我们这事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不要为雷北的事给你惹出啥事来。张有耀似乎也已被摆布得没了脾气，说起雷北的事，一肚子的苦水直往外冒，但要就此做点什么文章，又连打退堂鼓，说算了算了。我想，我是站在**的立场上，完完全全按事实说话，既不违犯《宪法》，又不违背《党章》，政治倾向上没有任何问题，你能找我什么事呢？如果因为要治我个什么“罪”而去重新调查一下“雷北问题”，我则求之不得。

　　我已经为这部书将可能引发出来的一切未卜之事做好了精神准备。作为一名**员，我觉得我为此而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就在这部书稿付印之际，党中央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话题，以此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看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事当与我们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存。可是，曾经被原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勃兴同志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雏形的雷北村，如今却成了当地最有名的穷村、乱村、烂杆村。我们是不是先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让它恢复从前的丰采呢？否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又是在唱高调放空炮么？

　　2005年12月31日

　　于古城西安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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