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投靠王先生之后，我给自己定位为“下人”的角色。此一时，彼一时。我不能以王先生和少奶奶的救命恩人的身份自居。我腿勤、手勤、嘴勤，全身上下洋溢着奴气，王先生、李介、阿罗、捏次，都不讨厌我，口口声声“福堂、福堂”地叫着，像对待家人一样待我。少奶奶是否喜欢我，我看不出来。她多数时候是沉默的。

　　离开啤酒厂的大门，我则是另外一副面孔。我努力将自己装扮成很有骨气很有志气的样子。我不能让我的样子给王先生、尤其少奶奶丢脸。我希望我与他们之间会彼此以对方为荣。

　　礼泉啤酒厂开业后曾经历过三次较大的危机。

　　创办初期，因酿造啤酒在中国是一项新兴工业，经验不足，设备简陋，而酿酒技术又操纵在阿罗和捏次手里，经常发生坏酒事故，造成亏损。到一九二六年冬天，资金赔尽，濒临倒闭。后经多方筹措，得10万元，才继续维持下来。这是首次危机。

　　一九三○年，受外货倾销影响，礼泉啤酒销路困难，亏损7万元，再一次面临倒闭危机。又因阿罗与捏次对技术保密，不让工人过问，加上李介与王先生在经营管理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李介带捏次等人去哈尔滨另开门户。王先生苦撑残局，四处奔走，又筹得资金20万元，才把几将倾倒的“礼泉”重整再起。

　　为扩大生产，一九三二年，王先生去上海购置一台压缩机、一台60马力电动机、一台75马力柴油机，厂房也进行了扩建。因资金造成支绌，向中国很行烟台支行贷款15万元。此后，设备继续增添，生产确有提高，啤酒年产增至270多吨。一九三四年，给上海义成公司发啤酒2万多箱，因该公司经理突然去世，大批货款不能悉数回收，致使无力按期偿付银行款息，亏损达10万余元，资不抵债。经交涉，取得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行长徐敬之同意，所贷款息延期一年偿付。后因“礼泉”仍无力偿还，遂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中国银行烟台支行接管。

　　这是“礼泉”最大的一次危机。

　　当时，我以为，“礼泉”再也不可能属于王先生了。但消失了将近5年的王先生，一九四○年的秋天突然回来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福堂，我们好过了。”此后，我才知道，他在天津、青岛、威海等地拉人入股，筹资50万元。

　　我与少奶奶子荷的故事，与一个长得像少奶奶的艺妓的故事，以及其他人的故事，都是在“礼泉”面临这几次危机的背景下发展的。

　　借火用用。

　　谢谢。

　　你也抽一支。

　　是个新牌。

　　别听医生的。

　　听医生的话，你得生活在真空里。

　　据说国家领导人也有抽烟的。

　　牌子肯定比这个好。

　　我算什么东西？

　　我特别怀念那段时光：王益荣任经理，李介任工厂总执事。

　　那时候，人心真齐。礼泉啤酒的销售对象只有烟台几家大饭店和夏天来避暑的外国舰队的海军，销量本来就少，加上生产技术设备有限，储藏的酒常常因变质而放掉。所以，秋风一起，只备料不生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像提着一盏灯笼在寒夜里行走，明知夜那么暗，夜那么寒，但有灯光照耀，有灯光温暖，再崎岖的路，我们也有信心踩平坦。这灯光来自王先生给予我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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