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在夜色即将来临时,奔驰了一天的汽车,载着我们这些疲惫不堪的人,缓缓进入了一个小苏木镇—我的第二故乡。
二十多年不见,这里也有好多变化,过去那些处处可见的残垣断壁和一些高矮不一的土坯房都被一排排整齐的砖房代替;乡政府新盖的办公大楼周围和新修的马路两边都栽上了树,虽不算是绿树成荫,但也一株株挺拔旺盛,再过几年就长成大树了。
我们被安排在乡政府的招待所。晚饭过后,我一个人到外面走走。夜幕下的乡政府所在地闪烁着点点灯光,家家屋顶一缕缕青烟,好象一条条黑色的带子,在夜空中徐徐盘旋而上……。然后它们又向同一方向汇集形成一片烟云,笼罩了整个小镇。在月色下大地显得那么苍白,四周静悄悄的,偶尔有机动车从乡政府门前开过,远处时有狗叫声或隐隐别的什么声音。我爬上乡政府前面的一个土坡,一览全镇,不甚感慨,面对眼前的一切,想起了父亲、母亲,和我的家,我青年时代美好的一切……。
这里是父亲曾为事业奋斗过的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呕心呖血。勤勤恳恳干了十几年。由于年岁大了,身体又欠佳,不适宜经常骑马下乡,在父亲的要求下,八十年代初期,才把他调回旗里。父亲在这儿工作的十几年,是我们国家“文革“后期最困难动荡的年代。上头的政策一阵一变,不好落实,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封闭式的。人们在"农业学大寨,牧业学乌审召"的口号下,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只讲“艰苦奋斗”,不讲“发家致富”。在高喊口号的同时,还不断地割着“资本主义尾巴”。当时,父亲是这个乡里的掌舵人,是贯彻捍卫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领头人。他面对全乡上万口人的衣食住行、生儿育女、文化教育及命运和前程,经常奔波于田间地头,穿梭在旗盟级所在地,为了那块贫瘠土地上的农民,而搅尽脑汁想尽办法。他把全乡的事看得比家事重要,在家里“万事不管,油瓶跌倒了顾不上扶”,可是,为全乡父老乡亲的甘苦却常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父亲是在六十年代末调到这个乡的。记得六九年春天,一辆大卡车载着我们一家八口人和所有的财产,从异乡来到这儿。我是老大,当时仅十六七岁,大弟和大妹十三岁上下,其他弟妹仅几岁。我们这些孩子,一路上在阳光和汽车马达声的相伴下,带着对新地方的美好憧憬,不时地沉浸在幸福的梦乡之中,偶尔醒来满脑子装的也是爸爸描绘给大家的那幅美好的图画。奔驰了近两天的汽车,终于缓缓停了下来,只听妈妈在喊我们:“孩子们,快醒一醒,到家啦。”我们的睡意一下消失,高兴的睁开眼睛争着从汽车上站起来。呈现在眼前的一切使我们大吃一惊,我和弟弟不约而同的叫了起来:“啊!怎么是这个样子!”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在脑海里,在梦中的那幅美好的图画。而是在一块没有院落裸露的空地上,坐落着几间破烂不堪的土坯房,房子的周围除了一些稀疏的沙蒿外,都是被风卷起的一道道高矮不一的沙圪塄,汽车就停在靠东的土房前。爸爸告诉我们:这就是咱们的家。只见这房子门窗斜吊,窗上的几块玻璃破了用纸糊着。半尺多厚的沙子把门死死挡住无法打开,东西就堆放在门前的沙地上。离家门一百多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沙丘,上面长着沙蒿和野草。野草在风的吹动下轻轻地摇摆着,好象对我们致欢迎礼。分不清院子在哪里,周围没有任何遮拦,院子和原野连在一起。孩子们被心理和现实的反差惊呆啦,半天转不过弯来。我望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凄凉、孤独和不安。爸爸叫来一些人,帮我们把半尺多厚的沙子铲掉了才打开门进了屋。三十几平米的小土房里,经母亲的精心整理和安排,八口人总算有了一个家。就这样,父母和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们刚到人生地不熟。经文革后,乡上干部思想很混乱,两派斗争还很激烈,有些人在准备搞“内人党”,并且把父亲已暗暗列入“内人党”名单。所以,乡里各部门的工作都处于瘫痪状态,大部分人都以冷漠、审视的眼光看着我们,爸爸的工作很不好开展。新居的不适应,地方的荒凉和人们态度的冷漠,使我们有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妈妈常嘱咐孩子们待人要有礼貌,不要随意乱说话,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和别的孩子闹意见。那时,我们都很理解父母的心情,很少惹事,弟弟妹妹们也很团结。
由于两派斗争使乡上的干部人心涣散,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好些人不上班,有躲在家累闹情绪的;有继续搜集材料,搞线索准备把挖肃运动深入搞下去的;有干脆在一旁观望的……。诸多人复杂的心态,使工作很难开展。面对全乡的父老乡亲和乡里的工作状况,父亲经常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挨门逐户主动到乡干部家去走访谈心,交换意见,消除同志之间的隔阂。经过父亲积极努力,乡里工作才逐渐走上正规,瘫痪了好几年的班子,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好多同志都积极投身到农业第一线。
乡干部工作虽通了,可是,全乡存在的问题极多,那时这里是全旗最穷、最偏僻的地方,旗里的干部都不愿到这儿来。农民干了一年下来,还得“倒分红”,不但挣不下口粮,反尔还得倒赔钱,不如坐着不干。全乡靠救济,好多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农民除了供给的那份口粮外,家家都得打草籽,将其加工成面充饥,以补不足部分。
地广物薄风沙大,自然条件差对耕种很不利,是这个乡贫穷的主要原因。但大部分土地却被开垦种了粮食,而种上的粮食作物又主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每亩地能产二、三百斤粮,遇到灾年就广种薄收,甚至光种不收啦。被开垦的土地不见效益,反尔把植被也破坏了,风沙一年比一年大,地越种越贫瘠,形成恶性循环。农民苦不堪言,全乡的出路在那里?针对这种情况,父亲大胆地提出“以牧代农”,“闭耕还牧”。抓八万、舍八万:既发展八万只牲畜,舍弃八万亩耕地,闭耕还牧。全乡每人留一亩自留地外,其余的耕地全部闭种,严禁开荒,保护植被,并且多次要求旗里把该乡由农区改为牧区。这个思路与当时上面的精神是相冲突的,为此,父亲曾遭到不少非议,也引起有些领导的不满,但经父亲多方努力,这个愿望终于实现啦。
闭耕还牧后,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父亲他们又在异地海渤湾骆驼山一带购买了一片土地建起了煤矿,每年挨家轮流抽部分劳力到煤矿去干活。并对当年家里需办喜事或有丧事的家庭或"特困户",优先给予照顾,以便解决这些人家中的燃眉之急,把村里凡有劳力的家庭都照顾到。这样,通过开矿使贫困的农民手里有了"活钱"。另外,还解决了一千多人的就业,当时全乡农民仅在煤矿就获利好几百万元。
这个乡十年九旱,年平均降雨量180毫升,人畜饮水十分困难。水位浅的地方十几丈深才能见水,水位深的地方三十多丈才能见到水。老乡吃水要到五、六里以外用牲口去拉。严重缺水好多人不舍得经常洗脸,即使洗上一次脸也要把洗脸水饮牲口,决不轻易浪费一点水。老乡有句话:“宁给吃一碗饭,不给喝一碗水。”为解决严重缺水问题,父亲费了不少心血,他专程到内蒙和盟里多次请专家及机井队的同志到这儿勘察,经过全面勘测后在全乡打了20眼机井。除次以外还在每个生产小队打井搞水利,不但彻底解决了全乡的人畜饮水,同时还解决了全乡人的吃菜问题。
过去全乡吃菜要去几百里外的巴盟去买,很不方便。平时只靠吃野菜,到了冬储季节,农民才赶着大马车去巴盟拉运蔬菜。自从每个队都搞了水利后,农民的吃菜问题彻底得到解决,有的队还种上了小麦和饲料等农作物。在哪个年代乡干部的生活也很苦,往往一家好几口人仅靠一个人微薄的工资过日子,多数职工家属没事干。这样,有的人整日无所事事,说长道短扯闲话,搞的邻里之间不团结,常有人到家里来告状。针对这种情况,父亲又组织人在乡政府所在地打了两眼深井为职工搞起了水利,彻底解决了职工家属吃菜难问题。同时还办起了综合厂(其中有:木器、铁业、米面、缝纫等的加工)和搓绳厂。解决了全体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使他们人人有事做,家家都受益,这样使原来存在的家属之间的矛盾也缓和啦。
经过对全乡格局进行调整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全乡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七十年代中期全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这里是全旗首家靠自己的经济实力花钱上了电,使全乡有了电灯的乡;而且也是全旗首家在乡政府有了电视的乡。过去全旗最落后的乡,一跃而成中上等乡,彻底摘掉了贫困乡的帽子。过去人们不愿意来这儿,现在好多人都想来。干部调动想到这儿,农民下户想到这儿,姑娘出嫁也想到这儿。过去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 ”,靠草籽充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农民开始了发展农牧业,发家致富的生活。
后来父亲因年纪大啦精力欠佳,八十年代初,离开了那片留下他心血和汗水的土地调回旗里。父亲临走时,给那里的老百姓积留资金二十多万元,农民仅从煤矿取利就几百万元,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呵!
岁月流失,时代不断变迁。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永远抹不掉的,它永远铭刻在老百姓心中!父母虽然已离开那里好多年啦,但是还经常有人提着小米和鸡蛋回去看望他们,并且常有人饱含深情地跟我提起他们在这的十几年……。每当提起当年人们常常流露出无限眷恋,好多人总是感慨地对我说:像你爸爸那样的干部现在太少啦!是啊!对此,我也有同感。父母是五十年代初的中共老党员,在为事业奋斗的年代里从没有为自己谋取过什么,始终两袖清风无私奉献。他们那代人何尝都不是这样呢?
父亲他们艰苦创业留给老百姓的财富,为老百姓打下的根基,在父亲走后没几年就被毁掉啦!八十年代末期这里又成了贫困乡。煤矿给个人搞了成包,使一部分人富裕了起来。全乡在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没注重生态保护的情况下,乱砍滥放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过去生长在这里的沙蒿和沙竹草几乎没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片荒野。当时看到这些我感到无比痛心。
现在,政府也提出了:牲畜圈养,种树种草,保护植被的一系列措施,但是,被破坏的植被再也恢复不到原位。据说有些生长在这里的植物以后再也不会有啦,它们的根系已被彻底破坏。假如我们的各级干部在搞改革开放的同时,不要丢掉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话,我想,我们的家园定会越变越美丽,世界会越来越美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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