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记之二

小人物记（2）

　　王贵屯的好热天

　　老家马坊屯，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屯子，少说也有一万五六千人。于是，远远近近、十里八乡的村庄，大都与我们村有了瓜葛。

　　王贵屯，也是一个大屯子。距我们村也有多半天儿的路程。本文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王贵屯，而故事的主人公，却是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虽说是小伙子，但如今也早已作古，因为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某年某月。桑葚紫了，麦梢黄了的季节。骄阳似火，万里无云。漫坡的麦子，在热风的吹拂中，已经发出沙沙的响声，提醒着人们——麦收的时候就要到了。密密匝匝，一人多高的玉米秸儿，几乎将中间夹着的道路砌筑成了一条不透风的巷道。村里村外的树木，也由于长时间的干旱，除了根深叶茂的大树或靠近水井、池塘的以外，大都懒洋洋的，叶儿打了蔫儿。

　　我村的跟柱子，要带着过门不久的媳妇，去王贵屯看老丈人，带捎与丈人商议一下今年的麦收。因为家里贫寒，置办不起一身像样的行头，可又不愿在丈人门前丢人现眼，更不愿让自家的媳妇在娘家门上抬不起头来。于是临走前，就东邻西舍的去借衣服。东家借一件大褂，西家借一条长裤，这家借一双鞋子，那家借一双袜子。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跑遍了村子里所有殷实的人家，最后，总算是将自己打扮起来了。可是，又怕一路走来，出汗塌湿了人家只有出门才舍得穿的大褂，就想着在里面衬上一点什么。可是，翻箱倒柜，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一件可以穿在里面的衣服。那年月，除了身上必须穿的衣服以外，谁家有多余的衣服？还不都是一件子衣服，夏天作单，冬天续上一些棉花，也就成了过冬的衣服。于是最后，只得贴着身子穿了一件唯一闲着的衣服——妻子陪嫁的小红棉袄……

　　车上带着给老丈人带去的老烟叶，给老丈母娘带去的老倭瓜，还坐着小脚儿的媳妇。几十里路，推着小独轮车，徒步走来，等到了老丈人家，跟柱子已经被折腾得浑身是水。可跟柱子既老实又勤快，到了老丈人家，也顾不得自己已经成了水人儿，放下带去的东西，就帮着老丈人，在火一般毒烈的日头底下，翻晒陈年的粮食——尽管跟柱子日子紧巴巴的，但丈人家却是当地的富裕户。两家以前是世交，他和媳妇是从小就定下的娃娃亲——在有一亩多地大的院子里，一圈一圈地转来转去，一直转得跟柱子头晕眼花，一直晒得跟柱子觉得那汗水像小河一般顺着脊梁往下淌，就觉得身上的那件小红棉袄，简直就是一件要命收魂衫……老丈母娘站在厨房门口，一个劲儿的喊，“他姐夫，别干了，歇一会儿，喝口水儿。”几个小舅子也跟着嚷嚷：“姐夫，歇一会儿吧，活儿，也不是一天干的。”可就是没有哪一个去伸把手，帮个忙，只是站在旁边说好听的话。几个妻弟媳妇，则站在院子里的树荫下，一边嗑着瓜子，一边一个劲儿的夸“还是姐夫能干，大姐真是个有福气的人，找了一个好人家。”就这样，干了大概有一个时辰，总算把所有的粮食都翻晒停当……等到老丈母娘做好了午饭，喊吃饭时，跟柱子感到自己几乎快要晕过去了。

　　头发已经让汗水弄得一绺一绺的往下滴答水。原本就黑的脸上，汗，沥沥啦啦地往下淌，红得就像古戏中的关二爷……临走前，带去的毛巾已经让他擦了拧，拧了擦，也几乎成了麻花……尽管这样，但是，汗水依然源源不断地从每一个汗毛孔里涌出来——一滴一滴地渗在脸上，流在脖子上，滴溜在头发上……于是，跟柱子只好一个劲儿地擦啊擦……

　　老丈人也是个十足的老实人，压根儿就认为——天热吗，谁能不出汗，不出汗那还不是有病。于是，只知一个劲儿的让女婿“喝茶，喝茶”。你想想，这么热的天，跟柱子又在日头底下猛干了这么一会子的活儿，再猛喝上几大碗热茶，那被棉袄紧捂着的壮汉，究竟会热成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老丈母娘是个细心人，又心疼女婿。一个劲儿的劝：“他姐夫，这里不是外地方，也没有外人，热了，就把那大褂脱下来吧，别这么一五一十的了。”

　　最会损人的小内弟则在一旁打趣，“姐夫的大褂不会是租来的吧？要是租来的，可要穿个够本儿呀！”此时，老丈人也突然意识到，女婿这大半天，都一直穿的衣帽整齐的，也怪拘谨难受的。于是，也立即加入到劝说的行列里来——“他姐夫，把大褂脱了吧。干了半天活儿，也凉快凉快。”

　　跟柱子何尝不想凉快凉快。可是，他心里清楚，这大褂是万万不能脱下来的——只有他和媳妇知道——大褂里面包裹着的，是老丈母娘陪嫁女儿的小红棉袄。这个底儿，要是在老丈人门上露了馅儿，那可真是“干草里包老头儿——丢大人了”。于是，他只得故作镇静的说，“没事，没事，静一静，就凉快了。”媳妇也在一旁帮腔，“他不愿脱，就别让他脱了。随他吧，他这人，喜欢出汗，就是在阴凉地里也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不用管他！”

　　吃饭的时候，跟柱子一边擦汗，一边嘟囔：“你们王贵屯，比我们那儿热！”

　　就这样，一直到吃完饭，一直到走出老丈人的家门，一直到回到家里，跟柱子才急急忙忙地脱掉了大褂以及里面的棉袄。

　　于是，后来，在我们这一带，“你们王贵屯，比我们那儿热”便迅速流传开来。最后演化成“王贵屯的好热天”，作为一个笑话一直流传至今。直到今天，只要那一天格外的热，人们就会无奈的调侃到：“王贵屯的好热天呀！”

　　尽管人们每当提起这个笑话，总是以一种调侃甚至讥笑的口吻来重复。甚至有时要乐得前仰后合，流鼻涕儿淌泪儿。但是，在我听来，总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在其中，眼前总是浮现出当时汗流浃背，尴尬无比，有苦难言的跟柱子……

　　在我的记忆里，这一直是一个悲剧，而不是一个笑话。

　　贫穷与尊严，始终折磨着被孔孟之道教化了几千年的中国百姓。人们一直在抗争与尴尬中艰难地活着。

　　懂事二大爷

　　顺河村，顾名思义，是一个顺河而建的村子。具体的位置，就在大运河与南四湖比邻的地方。这儿居住的，都是一些祖祖辈辈在微山湖里以打鱼为生的渔民。由于时代以及生活环境的限制，这儿的居民大都没有什么文化，也大都没有多少见识。于是，一旦有一个出过远门或者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在顺河村就是最受尊重的人。

　　有这么一位老人，由于辈分较高，又排行老二，村里人都习惯叫他“二大爷”，时间长了，这“二大爷”就成了他的官称，全村人不管男女老少，都一例的叫他“二大爷”，并且还要在“二大爷”前面加一个“懂事”。

　　据说，“二大爷”在年轻的时候，曾经闯过“关东”，也就是现在的东北三省，在那边生活了一二十年。于是，也就成了全村出门最远的人，自然也就成了最有见识的人，顺理成章，也就成了最受尊重的人。全村老少，不管谁家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总有明白人提醒他一句：“愁什么？找懂事二大爷去呀！”

　　有一次，一户人家的一头大黄牛，在喝水的时候，将头伸进瓦罐里拔不出来了，饿得黄牛“哞哞”直叫。愁的主人一家人茶饭不思。最后，没办法，找到了懂事二大爷。

　　“把牛头割下来，不就结了。”

　　一会儿，牛的主人回来了。“懂事二大爷，牛头割下来了，可罐子还在牛头上。”

　　“把罐子打烂，不就结了。”

　　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笑话，但在当地人看来，这就是天经地义，除此之外无路可走的好法子。

　　一日，村长的女儿出嫁。特意邀请“懂事二大爷”去送客。这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能承担起来的重任。一要德高望重，二要知礼道法，三要精明伶俐，四要处事灵活。当然，除了“懂事二大爷”以外，还有几个在顺河村有头有脸的人前往作陪。

　　喜筵上，所有顺河村前去送客的人，都眼睛盯着“懂事二大爷”。“懂事二大爷”怎么做，大家伙就不约而同的怎么做。“懂事二大爷”喝水，所有的人都一起端起茶碗：“懂事二大爷”吸烟，所有的人都叼起了烟袋：“懂事二大爷”咳嗽，所有的人都一起咳嗽：“懂事二大爷”正正身子，所有的人都跟着晃动几下……

　　等开席以后，“懂事二大爷”拿筷子，所有的人都拿筷子：“懂事二大爷”夹那样菜，所有的人都夹那样菜；只要“懂事二大爷”一放下筷子，所有的筷子都齐刷刷的一齐放下，并且“懂事二大爷”的筷子怎么放，所有人的筷子就怎么放……主人家来敬酒，一见“懂事二大爷”站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刷”的一下都站了起来：“懂事二大爷”喝完酒以后，皱了皱眉头，所有的人也都皱皱眉头，一付辣乎乎的样子……“懂事二大爷”夹起来一筷子粉条，放进嘴里后，突然打起了喷嚏，于是两根粉条从鼻孔里窜了出来，且恰好一个鼻孔一根……这可难坏了所有一起来的明白人们，没有谁能够惟妙惟肖地学上来，于是，所有的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回去的路上，所有跟着“懂事二大爷”出来的人，都赞叹不已。声称自己真是长了见识，“懂事二大爷”懂得的礼数真多。

　　“懂事二大爷，您老今天所有的做派，我们都感到不难学，就是您老吃粉条时，玩的那一手‘二龙吐须’，我们学不来。”

　　正说话间，“懂事二大爷”一步没有走稳，让脚下的坷垃给绊了一下，晃晃悠悠的摔到了地上。只见正在有说有笑的人们，立即也都晃晃悠悠地摔在了地上。

　　“懂事二大爷”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手脚有些不听使唤，半天没能爬起来。于是，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眼睛紧紧盯着二大爷，看“懂事二大爷”下面将要做什么动作。于是，就在地上趴着。一直等到“懂事二大爷”急了，“小王八羔子们，看什么？还不过来把我扶起来！”才有人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去搀扶“懂事二大爷”。于是，所有依然趴着地人才陆续站了起来。

　　每当我听到人们谈起这“懂事二大爷”的故事，心里总是涌起一股说不出来的难过与伤楚。尽管我们有着六千年的文明史，尽管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但是我们的民众究竟有多少文明与文化可言，一直是一个其实谁都明白的未知数。

　　济宁州的阿凡提

　　明清时候的济宁，尤其升格为直隶济宁州，直接隶属于朝廷后，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码头。由于漕运的兴盛，手工业的发达，曾一度与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比肩而立，曾经是一片繁华之地。

　　既然是繁华富庶的大码头，自然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自然有的是风流倜傥的大家公子。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位被鄙人誉为“济宁州的阿凡提”的大家公子——马哈。马哈的故事很多，且家喻户晓，仅取其一二，聊叙于此。

　　甜死我了

　　城南越河边上，有一家专卖蜂蜜的商号。生意做的很大，由于为富不仁，在当地一直口碑极差，但由于他财大气粗，又与官府有勾结，很多人也拿他没办法。

　　忽然有一日，马哈在街面上向一些闲扯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几乎近乎天方夜谭的诺言——要蜂蜜店的老板免费请大家品尝蜂蜜。但由于马哈是本地有名的大家公子，又是有名的混事魔王，鬼点子多得是，也就乐意附和着他，看他究竟用什么办法，让蜂蜜店的老板出点血？

　　马哈同往常一样，甩甩拉拉的来到蜂蜜店。一进门，就喊：“王掌柜在吗？”伙计一看是马哈，立马毕恭毕敬的回到：“您一等，我立即去回。”

　　长袍马褂的王老板吸着洋烟卷子从后面优哉游哉地走出来，一见马哈，立马拱手作揖。“马公子光临小号，有何贵干呀？”

　　“没什么大事，老爷子让我给他操办一千斤蜂蜜，说是什么代朋友弄点子年货，到时候家族里，朋友们分一分。”说着，就从袖子里掏出几张银票，在王老板面前晃了一下，然后顺手装到了口袋里。

　　“什么时候要？”王老板一脸的疑惑与紧张。

　　“立马就要！先给我搬到大街上去，等会儿车来拉。”

　　等几十桶蜂蜜全部搬到大街上，王老板问车什么时候到时，马哈突然一挥手，“慢，我尝尝！人家都说王老板会做生意，沙子里也能轧出油来，可别把我给涮了！我要挨个尝尝。”

　　“哪里，哪里，我懵谁也不敢懵您呀！”王老板一脸的惊惶与媚笑。

　　闲话少说。马哈拿了一双筷子，这个桶里蘸点，那个桶里抹点，绞了一筷子蜂蜜，美美地吃了一阵子。突然，马哈身子一挺，“哐”的一声后仰过去，口吐白沫，挺在了大街上。

　　立马之间，整个的大街像炸开的马蜂窝，乱了营了。周围的人们先是惊愕不已，紧接着是议论纷纷，大都怀疑这蜂蜜有问题。

　　蜂蜜店的王老板可毛了头，傻了眼。拿着一双筷子，抹了蜜自己先吃了一棒子。“老少爷们，我卖的蜜可是正宗的好蜜呀。看，看，我也吃了，没事吧。你们尝尝，你们尝尝。”

　　众人见老板都吃了没事，也都凑过来，随手抹了一棒子蜂蜜来品尝。来来往往的过路人，也都顺手品尝了一番。最后，大家都说没事。这时，王老板才缓过气来，脸上才有了一点笑容。

　　等大伙儿都品尝完毕，马哈睁开了眼，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的娘来，甜死我了！”

　　说完，拍了一下屁股走人。此时，王老板方知上了马哈的圈套，只得自认倒霉。

　　只买一根

　　济宁一带出丧，都要用苘杆子做幡儿。由孝子里的长子或者长孙挑着，送亡灵回归地府。再加上停放灵柩，大都用苘杆子做成的灵箔子。因此，济宁一带的人，对苘杆子大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与忌讳。

　　济宁州里，有一户李姓人家，成年论辈子的以卖苘杆子为生，供扎制纸货的商家店铺使用。但是，李老头嘴油且损，沿街叫卖时，时常说一些让人感到不吉利的话，所以很不受市民的欢迎。

　　某一日，马哈遇到挑着一担苘杆子沿街叫卖的李老头。主动上前招呼：“嗨！卖苘杆子的，怎么卖的？”

　　很快谈好了价钱。“走吧，给我送回去。”

　　于是李老头就挑着一担子苘杆子跟在马哈后面。从城南走到城北，又从城南走到城西，又从城西转悠到城东，几乎跑遍了整个的济宁城。尽管苘杆子这东西分量不重，但俗话说的好“路子远了无轻重”。

　　“掌柜的，到了吧，我们可是把整个济宁州都跑遍了，你家到底住在哪儿？”

　　“怎么？不想送了？”

　　“哪里哪里？只是我们总不能光跑吧？”

　　“那好，就不用你送了，我自己来吧。”说完，从里面抽出来一根。“多少钱？”

　　“您老就要一根呀？”

　　“你家打幡儿，还要几根？”

　　踢场子

　　作为北方的一个大码头，自然少不了打拳卖艺的。济宁州也不例外。

　　但在济宁，许多的大家公子，请了人家在街口耍了半天，不但不给钱，反而说三道四，甚至是恶拳相加。而那些在周围看热闹的，也大都一哄而散。所以耍手艺吃饭的，在济宁州，大都是有苦难言。这种现象，当时的人称之为“踢场子”。

　　一日，马哈看到鸡市口有一圈子人正围着一帮子卖艺的看热闹。眼看演出就要结束，眼看一些人不掏钱就要溜之大吉，马哈走了进去。

　　“不能走，谁也不能走！谁走，我给他没完！”说完，看了一眼卖艺的父女两个。“你们玩的是啥玩意儿。看我的。”众人都知道马哈的厉害，所有没有谁敢动——一是怕马哈粘上自己，二是看看这家伙又要搞什么鬼花样儿。不但原来的人不走，就连原来不喜欢看热闹的人，一听说马哈要“踢场子”了，也都凑过来，伸了脖子往里挤，想看个究竟。

　　父女俩一看形势不妙，立马过来拱手作揖。“小人初来贵地，想借块宝地挣碗饭吃。拜访不周，请高抬贵手。”

　　“少罗嗦，站到一边去！看我马大公子给你们耍一套马家独家真传。”说完，站在场子中间，摆了一个马步，来了一个金鸡独立。紧接着，摘下头上的礼帽，走到场子周围，挨个说：“交钱，交钱。每个人一个铜子。”

　　马哈收钱，谁敢不交。都乖乖的把钱放在了马哈的礼帽里。几圈转过来，礼帽里已经满了。

　　“老头，这些都是你的。”说完，一股脑儿的都倒在独轮车上的铜锣里。然后，戴上帽子，扬长而去。

　　于是，在济宁州，留下这样一个歇后语——马哈，踢场子不叫踢场子，叫帮忙。

　　勤俭持家的老财主

　　据记载，老家原本是一个屯子——也就是历史上你来我往、征伐不断的年代屯兵的地方，最初的影子，是在燕王扫北的时候，一些征战南北的将士奉命留守，于是，就有了这个屯子。

　　正因为历史久远，于是，这儿不缺乏流传久远的故事。顺手拈来一两个，说与大家听。

　　这个人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说来说去的关于他的故事，却记得清清楚楚。

　　他家，是我们一带有名的财主。据说解放前，我们整个庄子周围几千亩的良田，大都在他家的名下；高高的青砖瓦房，据说盖满了大半条街，少说也是四进四出的院子；家人出门，不是骑驴就是骑马，如果出远门就乘坐一辕二偏的马车，马脖子上都挂着成串的黄铜铃当，马车一旦跑起来，老远就听得喤喤啷啷的响……每当这时，人们就会说，又是王家的大车，王家又有事要出远门了。

　　如果单单看这些，你肯定会以为，他们的吃穿用度肯定是格外的奢华与气派。其实远非如此。所有的王家人，一例的，虽穿戴整齐但绝无绫罗绸缎，只是普通的棉麻布衣，虽然定期也要杀猪宰羊，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但是决不允许整日的海吃海喝。宽大的木门上刻着的十个字，就是他们的家训——忠厚流传久，节俭持家长。

　　老族长，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所有的故事，都与他有关。

　　尽管家训刻在了门上，但未必能够刻在家人们尤其是后代们的心上。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后生们守着偌大的家业，吃不上山珍海味，穿不上绫罗绸缎，那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于是，就想着法子与老子周旋，变着法子吃的好一些。

　　尽管家产万贯，但是老族长从来没有离开田地与农活。农闲时，每日里要早早起来，到田地里溜达一圈，把自家的庄稼分期分片的溜达一下，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正是饭时。

　　家里人掌握了他的这个生活规律，于是，总是在他回家之前就单独做些好吃的吃个多半饱，然后再等他回来后一起把饭吃完。有时家里人起晚了，或者老族长回来早了，家里人正在吃饭时，老族长迈着四方步，抽着老旱烟，打着嗓儿，走到家门口时，二儿媳妇总是抓上一把黄豆往过廊（我们本地的土语叫“过当”）里一撒，急急忙忙闪回去，又细嚼满咽的吃起来。

　　老族长进了门，总有东瞧西望的习惯，那是要检查一下家里人是否把家里收拾停当了。一看地上有一些散落的黄豆，于是，就在厚厚的粗布鞋底上磕一磕烟锅，然后把烟布袋往烟袋杆子上一缠，往腰里一插，蹲下来，一粒一粒的捡黄豆……这边黄豆捡干净了，那边的饭也吃的差不多了。于是，家里人把原来做好的一般饭菜端上来，摆好……老族长正好进门。

　　农忙的时候，尽管王家每年都要雇很多短工，但是老族长总是第一个下地带班干活，谁干的太慢，或者毛糙，他总是要吆喝两句……所以，尽管他们家的地多活多，但每年总是干得又快又好。

　　活多活累，家里人总想在这个时候把饭食标准提高一下，可又不能提得太高。怎么办？年轻人有的是办法——每当临近饭时儿，其他的人总是或干得快一些，一起超过老族长，或者集体磨蹭，一起落在他的后面，于是，老族长总是无法与家里人在同一个地头吃饭。于是，活络一些的后生，总是在这个时候，远远的喊上一声：“您老人家别过来了，我们把饭给您送过去！”于是，一家人总是在田地的两头吃饭，于是，老族长总是心安理得的在地的这一头啃他的杂面窝头，吃他的麻油调咸菜，喝他的菜糊涂（即稀饭）；而家人们则总是在地的另一头吃香的喝辣的，大快朵颐。

　　如果说外国有葛朗台、泼留希金一类的吝啬鬼的话，有不少人都会马上与我们的这位老族长联系在一起。虽说，这种看法有些刻薄，但是，在许多的细节上，还真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譬如，老族长也有走路时东瞧瞧、西望望的习惯，并且总是见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譬如绳头、树枝、鞋底之类的，都要弯腰拾起来，拿回家，丢在他家的库房里，但是他绝对不会像泼留希金那样提了人家的水桶回家，以至人家追到家里也骂誓赌咒说是自己祖先留下来的破事，他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老人，尽管节俭到有些不让人喜欢的地步，但是绝不猥琐，绝不做鸡鸣狗盗的事情。于是，在我们村，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也许，正是因为他秉承了祖辈勤俭持家的家训，才得以使他的家族到了他那个时代一直保持着我们村首富的地位。

　　听老人们讲，尽管他十分的节俭，以至节俭到阴天出门，路上遇到下雨总是要脱掉鞋袜，打着赤脚走路的地步。每当别人劝他何必如此克给（方言，对自己的需求尽量压低的意思）自己时，他总是不紧不慢的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会受穷。下了雨，穿了鞋走，脚上会湿，不穿鞋走，脚上也是要湿的，既然这样，何必要穿着鞋呢？尽管他节俭到这个地步，尽管他对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子女要求也一例的十分严格，但他绝对不会像葛朗台那样控制家人的饮食，不让家人吃好、吃饱，只是不让家人过分铺张而已；对于家里雇佣的长工、短工，他从来都慷慨得很，从来不拖欠更不克扣他们的工钱，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总是让管家多给他们发几十斤粮食，或者多给几吊钱，理由只有一个：辛苦了一年了，回家让家里人过个好年，给孩子们买件子新衣裳，给老人割上二斤肉。

　　遇到我们村修路补桥之类的大事，他总是把话儿先撂在前头：老少爷们先凑凑，最后剩多剩少我听着。如果，赶上那年收成不好，凡是租了他家地的人，交不交租子，从来不催。交，他就收下，不交，也绝对不上门去要。如果过分紧巴了自己交了的，他白天收了，晚上让儿子再扛了还回去。临走时，再撂下他父亲交代的那句话——等手头活络了，再交吧。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每当读到课文上，说地主老财如何凶残的剥削农民，不顾农民死活的时候，总是感到格外的困惑——我们村的那个地主老财，不是这样呀？

　　2005.8.8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