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记

小人物记

　　说起这个罗金宝，十里八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刚出生时，正赶上村里放《小兵张嘎》的电影，大字不识的父亲，就着电影里的人物，给儿子取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小的时候，以个子高儿出名。十一二岁的时候，个头儿就窜到了一米八多，是附近有名的大个子；上学的时候，以反应慢，经得起教，被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叫的上名字。光是一年级，就读了四次，二年级读了二次，三年级读了三次……这样说吧，一直他的同学都高中毕业，回到学校教书，他才不好意思再上下去；二十多岁的时候，以力气大全乡闻名。将近两米的个头，三百多斤的体重，巴掌一伸像个小蒲扇，平素看电影听戏什么的，只要后面有一个人，也要嚷嚷他“嗨海，往南挪挪，挡住人了！”几百斤的石磙子，俩胳臂一抱，腰还没有弯下去，石磙子已经被抱了起来。将近二百斤的麦秸占子（压实打成捆的方形麦秸个子）一次扛俩，沿着几十米长的跳板往上走，一干就是多半天儿……当然了，饭量也格外的大——新烙的单饼，铺平了，一顿饭可以吃一筷子高的一摞，我们这儿俗话说的“筷子饼”，两个老娘们儿一个赶，一个烙，供不上他吃的；喝稀饭，不是很多。有一次，生产队里给十几个人送饭，忘记了罗金宝也在那里，送去了，他没好意思吃干粮，一气儿喝了给十几个人送去的白面汤……

　　这些都是小菜一碟，真正的出名，还是娶了媳妇以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农村人给闺女找婆家，首先要看小孩儿长得怎么样，膀大腰圆力不亏，下地干活有材料，这样的男孩子好找媳妇……没有费多少周折，就与邻村朱家的三妮子定了婚。过门以后，没有多久，左邻右舍的，就发现这站着像铁塔，坐着像土堆，躺着像撂倒的大树桩子的罗金宝，竟然是个怕老婆的主儿。

　　在门口大街上，与几个不错的弟兄吹牛皮拉大蛋，只要听着自家的大门一响，就算说了半截儿的话，也立马打住，回头瞅瞅——噢，媳妇没出来，风刮的，继续讲；嘿，三妮出来了，把话咽回去的好。有时，喝二两小酒，蹲在门口与几个邻居胡扯，说起来嘴上没了把门的——嗨，我，我那叫怕婆子吗？我那是让，让着她。你看她那点子小个个，我一把手抓住了，两头不露，我要给她一样，还有她过的……说的也是，朱三妮，也就是罗金宝的老婆，个头充其量也就是一米五高，瘦得像个打枣杆子，说句过头得话儿，一股风不吹她个十里八里的，也得飘她个二里地。要说罗金宝怕她，嘿嘿，不见不信，有时，见了，也不信。所以人们也跟着附和。“那是，那是。”突然之间，没有了罗金宝的动静，抬头一看，朱三妮正一手扯着罗金宝的耳朵，一只手指点着罗金宝的额头。手上满把都是面。

　　“能了不是，长本事了不是？吹，吹，我叫你吹！”

　　“你轻点儿，轻点儿，我的耳朵冻了你不知道。”

　　说话期间，罗金宝就被朱三妮扭回了家。等门口的几位还没回过神儿来的时候，院子里，人家罗金宝已经开始赔礼道歉了。

　　不相信了不是？说了后来的，你更是不相信。罗金宝是独苗一根，有几个姐妹都已出嫁，所以父母都要跟着他们夫妻两个过。七八十年代，可能是受中央政策，单干责任制的影响，农村曾有一段时间流行分家过日子——弟兄几个，不管以前在一起过得如何，媳妇子们都嚷嚷着分家另过。眼看着左邻右舍都分了家，朱三妮也坐不住了，力逼着罗金宝与老头老太太分家另过。一直到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朱三妮，跳着高的，连骂带卷，又抓又挠；罗金宝一个劲儿的躲过来躲过去，顶多用手拨拉三妮一下。

　　朱三妮一看不见成色，随手捞起门后头的顶门棍，朝着罗金宝不管上下左右的抡了起来，打到哪儿算哪儿。最后，这罗金宝也真是的，竟然吓得钻进了床底下。朱三妮用棍一个劲儿地在床底下乱捣。

　　“龟孙，出来！”

　　“不出来，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我叫你不出来……”一旦罗金宝真的不出来，朱三妮还真的没了办法。就站在床前跳了高的、日奶奶操祖宗地骂。

　　起初，说书唱戏的，经常提起一些怕婆子人的笑话故事。我大都不信，自从这朱三妮进了罗金宝家的门，与老家的老房子只是两家之隔，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嗨，只要书上有的，生活中一定会出现。可悲的是，后来出了车祸，一个拖拉机将朱三妮撞得面目全非，没有拉到医院，就咽了气。四十刚刚出头的罗金宝就成了光棍儿，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从此没再娶妻。

　　于是在鲁西南一带，“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就不出来！”绝非什么故事演绎，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和事。

　　　　　　　　　　　　　书法家“老炎”

　　“老炎”原名叫熊向才，是个普通的中专生。

　　尽管这种学历，当今已是微不足道，但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却也显得格外希罕。所以一出校门，就被分配到了乡政府（当时还叫做“公社”）文化站工作。

　　没有多长时间，就经人介绍与当地卫生院的一位护士结婚生子。起初，生活倒还平静，与其他无数的家庭一样，和和睦睦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概过了五年，眼看着一同毕业的同学，不是当了乡长就是提拔了局长，最不济的也当了厂长，只有他依然蹲在文化站晴天露风雨天露水的办公室里喝大茶拉大呱，悠闲自在。“老炎”过得倒是很知足，可是老婆却慢慢的受不了了。

　　“看看你的那些个同学，你心里就没有什么想法？”

　　“你打算一辈子都蹲在这乡下，让我们娘俩跟着你受一辈子的窝囊气？”

　　“原指望着你能混个一官半职的，谁知道你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这些话，每天至少要嘟囔三次，早晚各一次，中午吃饭时再强调。于是，原本就不爱说话的“老炎”每天听了这些，就愈发的不爱说话了。

　　不少时候，同学们嚷嚷着要去“老炎”家吃饭喝酒打麻将，乐和乐和，都被“老炎”哼哼哈哈地加以回绝——他既不想看老婆的脸子，在老婆手里落下话柄，更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自己有点“气管炎”的毛病……

　　这样的时候一多，同学们也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所以这“老炎”的外号也就不胫而走，弄得整个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了。你去文化站，说是找熊向才，人们要愣上一会子，“噢！找老炎呀！往南走，见弯儿就拐，最东面那间平房。

　　这样的日子一多，老婆更是变本加厉，“老炎”也就更是沉默，一直到了最后，夫妻两个没话可说，甚至十天半个月不让“老炎”碰一下。好在“老炎”有定性，只是在客厅里看看电视，到书房里写写字，一声不吭，啥反应没有。

　　有的时候，“老炎”正写得来劲儿，突然门被踢开了，一脸怒气的老婆闯了进来，抓过桌上的毛边纸连撕带扯，最后揉把成纸团往老炎脸上铺天盖地的砸来——“写写写，你就知道点灯熬油地写！整天画这些狗尾巴圈儿，是当饭吃还是当衣穿？窝囊死你算完！”有的时候，赶上老婆不高兴，还要在脸上、脖子上留下几道子……

　　后来，同学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穿针引线，把“老炎”调到了县文化馆——一来可以提高一下“老炎”在家里的地位；二来也能暂时躲避一下那气壮如牛的老婆的欺辱。虽然还是平头百姓，但毕竟成了城里人，只是回家的时候更少了，没事儿就蹲在办公室或自己的那间又黑又暗的宿舍里写他的字。老婆偶尔来一次，不是吵着要钱就是闹着离婚。要钱，老炎就翻了口袋都交给她；要离婚，死活不松口。

　　就这样，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其间，“老炎”不停地往《书法》杂志投稿，大都是肉包子打狗。只是陆续发表了几幅字后，渐渐的有人知道了“老炎”还会写字，于是就有人请，于是就有人奉送润笔，于是手头上就渐渐的宽裕……突然有一天，当地的日报上登载了“我市青年书法家熊向才在京书展圆满结束……获得著名书法家的好评……”于是，“老炎”的字一夜之间身价百倍，于是整个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老炎”题写的牌匾，于是，“老炎”成了不折不扣的书法家。

　　随后不久老婆也调到了城里。紧接着“老炎”所有的印章也都被老婆没收保管，不论给谁写字，说不清楚，不先把钱交来，想落款盖章，用她的话说——没门儿！于是，所有找“老炎”写字的人，从来不找“老炎”，一律的去县医院找他的老婆；有时，上面来了领导，点名要“老炎”写幅字，文化馆或者县政府的秘书，会立即安排人把她叫来……

　　对了，有一件事还是提一下吧。起初，“老炎”曾偷偷请人私刻了两方印，揣在怀里以备不时之需。不想只是用了一回，让老婆知道了，骂了三天，睡了一个礼拜的沙发；脸上挠了四条血道子，“老炎”半个多月没敢出现在任何的公共场合……

　　　　　　　　　　　　　　瞎zhei叔　　

　　他是我的仁叔，他有一个古怪的名字——瞎zhei.因为字库里找不到相关而且通俗的字用，只好用拼音代替了。

　　他是一个双重残疾。一只眼睛失明，好在另一只视力特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看东西一目了然”；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落下了双腿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的后遗症。如果不用双拐，就只能双手搬着个高杌子一步一步的往前挪，让人看着都难受。用仁大娘的话说，就是“别看六条腿，也没别人走得快。”不知是营养不良还是身体有病，干瘦干瘦的，就像一根蔴杆儿一般；脸色苍白，几乎没有一点血色，整个人儿就像用白纸糊成的一样，多说也就是八九十斤。拄着拐一走三晃，不是让人担心他会摔倒，就是让人害怕会被一股风吹跑。

　　我们两家是世交，相距又不是太远，所以那儿是我常去玩耍的地方。出了家门往西走，沿着池塘中间的那条高高且细细的土埂走过去，穿过一片柳树行子，再走过几条小胡同，也就到了。只要一进家门，仁大娘总是在我还没来得及叫“大娘”时，就先打了招呼——三侄子来啦！说完就随手塞给我一块玉米饼子什么的。每当这时，正房东面那间低矮的小屋里，总是老远传来瞎zhei叔清亮亮的叫声——“是三侄子吗？快过来！快过来！”这时候，仁大娘总是撇撇嘴，随即笑着说：“快去吧，你这个瞎叔整天念叨你！”

　　我望了望仁大娘点点头，一转身就钻进了瞎zhei叔那低矮潮湿的小屋里。据说，这原本是一间存放杂物的地方。由于家里孩子多，又有几个姑娘，瞎zhei叔就主动将两间正房让给了侄子侄女们住，自己就在这小屋里放了一张桌子一张床。其实，再有东西也搬不进来了，进去的人也只能挨着瞎zhei叔坐在床沿上。我去了以后，则是把鞋子一甩，三下五去二，就滚了上床。

　　在没人的时候，瞎zhei叔总是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把花生，或者从吊着的竹篮里摸出两个柿子递给我——“装到布袋里，别让人看见。要不那几个馋小子又来翻我的东西。他们几个整天除了玩儿就是吃，从来没有其它的心眼子。”

　　瞎zhei叔是个极爱干净、近乎洁癖的人。屋里屋外，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房顶上用一些白连纸糊了顶棚；四面的墙壁则用石灰水刷得雪白耀眼；地上平整干净，总是洒满星星点点的水印儿。就连已经用得兔尾巴一样的扫帚疙瘩把儿上，也用旧布条子板板正正的缠着，显得极有条理。床上一年四季吊着满是补丁的蚊帐——夏日里放下来，可以避蚊虫；冬日里围起来，可以挡风寒。只是白天是卷上去的，所以屋里依然显得亮堂。一张小木桌，虽然破旧不堪，但因铺了油纸、摆放一些插了鸡毛掸子和自制的布花儿的瓶瓶罐罐儿，依然显得有模有样。

　　我去瞎zhei叔那儿，并非只是为了那点点儿零食——这，瞎zhei叔心里很明白。我们爷俩总是东扯葫芦西扯瓢儿地聊上一会子——这是瞎zhei叔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家里人从来不给他提及外面的事儿。有时，他觉得好奇，就问上一句。仁大爷、仁大娘总是不理不睬，几个侄子侄女则扯高了嗓子堵上他几句——吃你的饭吧！打听这么些事儿有什么用？你是管得了还是帮得上？尽咸吃萝卜淡操心！只有我乐意给他说外面的闲事，也只有我愿意倾听他所说的一切。

　　“听你爹说学习不错。这就对了！小时候不好好的学习，老了后悔也没用。你看我，以前家里穷，饭都吃不上，哪有闲钱去上学。身子又这个样，给个废人有什么两样！活一天就是多吃一天闲饭，亲戚朋友都跟着受罪……”瞎zhei叔说着的时候，语调明显变得低沉而又缓慢，全不像平时快言快语，清爽利落。那只瞎了的眼与往常一样白白的瞪着，但那只视力特好的眼睛，却全然没有了平日里的鲜活与明亮，暗暗的，俨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翳，让人看了，以为他的那只眼睛也是瞎的，不由得心里泛起一股伤楚与凄苦……

　　瞎zhei叔总是闲不住。即便是与我说话儿期间，手里面也不闲着的。要么就是替仁大娘搓棉线，要么就是给几个哥哥姐姐纳鞋底——早就听说瞎zhei叔的手巧得很。纳出来的鞋底比那些老婆子小媳妇做的都好，匀称结识又好看。

　　“你大娘忙啊，全家十几口子人，六七个孩子，光是一天三顿饭就够她忙的，别的她哪能顾得过来。倒是他们都不指望我，可这吃瞪眼食的滋味不好受。再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人总不能光是为了吃饭活着。”

　　也正因为手巧，瞎zhei叔能做的一手好玩意儿。用晾干的胶泥刻成的小手枪、小泥人、小印模，用秫秸葶子扎成的风车、小房子，用碎棉布缝成的小娃娃、布老虎，都是附近孩子们求之不得的好玩具。给了他们，又是瞎zhei叔很不情愿也舍不得的事儿——“这些个孩子不知道爱惜，玩不了三天，不是没了，就是坏了，又来要。”“那就不给他们，光给我。嘿嘿……”“也别说，我也就是愿意把这些个小玩意送给你。听你爹说，你把所有的玩意儿都收拾在纸盒子里，一样一样都好好的，知道爱惜。”“我喜欢。再说了，二叔做这些东西多不容易呀，哪能玩玩就丢呢！”“都像你似的，二叔再累，也愿意给他们做。”说着，瞎zhei叔又从床头棉被底下的一个旧纸箱子里摸了半天，摸出用破蓝布包着的东西。打开来，见是一只用胶泥精心刻制的小手枪。

　　我屏住气，看看枪看看瞎zhei叔，心里砰砰直跳。

　　“这只枪做好了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舍得送人。送给了他们，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弄不了三天就缺这少那的。今儿，二叔就送给你了，拿去吧！”

　　我紧张地接过那只小手枪。激动得心里热乎乎的。这是一只多么漂亮精致的手枪啊——大小只要大人的一只手就可以攥得过来，这就是电影上那些当大官儿的人腰里挂的那种小手枪吧。还特意用铅笔末儿上了一层亮光，所以通身打磨得油光锃亮；把柄处的网络状菱形格子整齐而又精细；枪口处还特意深深地掏进去了一截，因而愈发的像是真的了……如果拿着这支手枪玩耍，在小伙伴儿面前，是何等的英雄与荣耀！

　　这只精致无比的手枪，一直是我童年时代的珍宝。遗憾的是，上大学的日子，家中翻盖老屋，很多的旧东西都在搬迁以及收拾的过程中没了踪影……

　　这一直是我内心深处一点隐隐的痛……我好像看到了瞎zhei叔那期待的目光，耳边又响起那句话——“这些孩子不知道爱惜，玩不了三天，不是没了，就是坏了，又来要。”

　　　　　　　　　　　　快乐穷汉王富贵　　

　　王富贵一出娘胎，就决定了一辈子受穷，可是大字不识的父亲决意要叫这个名字。

　　刚出生不久，就害了眼疾。虽然让周边的郎中瞧了又瞧，苦水汤子也喝了足足几大缸，可是最后依然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眼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到晚，眼角里始终有擦不完的眼屎。五岁那年，头上又生了无名皮癣，虽然这膏药那药膏的贴了不少抹了不少，可是最终还是落下了癞痢头，一片光一片毛的，成年论辈子的戴着一顶毡帽头子。

　　王富贵，平日里空闲的时候，总爱一个人在大街上转悠。戴了毡帽，弓着个腰，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俨然经霜的茄子。但是待人随和，遇到男人问问地里的庄稼，见了女人问问家里的孩子。所以那时的人们没有谁说他的不是，总是为他叹息——可苦了这老头子了，一辈子也没混上个媳妇。

　　但是，一旦谁家有事，他立马来了精神。譬如说丧事吧，一般这时候主家都乱了阵脚，不是忘了这儿就是丢了那儿，比无头的苍蝇还乱。每当这个时候，王富贵便大包大揽了过去。

　　“急有啥用。就说你打算给那些人下书吧，有了这些，其他事儿不用你管！”

　　“账房上的事，你就交给王眼镜，到时候，就是一张毛票也不会给你丢喽。”

　　“你别愁，不就是手头上没钱不是。明天我领着你去进货的地方，给他们打个招呼，发送老人要紧，钱，秋后再说。”

　　“你是傻还是憨，人都没了，打这么好的棺材有啥用？杨柳木的就可以，柏木棺不是咱老百姓用的，省点吧，别打肿脸充胖子。”

　　“毛行的大姥爷那里，下不下书，你们掂量。依我看，该下！平常不来往，凑这个事上，和睦过来。”

　　就这样，王富贵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给主人家打点齐了。主人家只可放心地披麻带孝当孝子吧。

　　每当出殡那天，最忙的就是王富贵。安排各路亲戚世友吊丧行礼，安排灶上置办酒席，安排响器吹奏什么曲子，安排路祭以及忙人去野地里掏挖坟坑……至于什么关系的客人该扯多宽多长的孝布，来的客人该行什么礼数，什么时辰待客什么时辰出丧，谁抬纸楼子谁抬棺材，哪个扶着孝子哪个抱着牌位，都经王富贵的手安排的有条不紊，你只管放心。

　　你看吧，一到出殡那天，整个大街上都是人。站在两边的是看热闹的，依旧的嘻嘻哈哈；排在中间的，除了孝子。就是前来送丧的亲戚世友，一脸的严肃和悲哀。赶上大热的天儿，顶着的是毒辣辣的太阳，踏着的是热腾腾的土地，中间弥漫着的是呛人的尘土。这时的王富贵总是站在最显眼儿的位置，满脸的汗水，一手拉着打幡端盆儿的长子，一手招呼着前后左右的忙人——此时，他就是总调度，所有的行动都要看他的手势和听他的招呼。

　　“还有路祭的客不？”拉长了嗓子连喊三遍后，见没有回音儿，就一边扯起正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长子一边扯圆了嗓子喊上一声“起——”就听着“啪”的一声脆响，瓦盆儿四分五裂，纸灰四下里飞扬，整条大街上顿时哭成了一片……十几个棒劳力一起挺起腰来，那原本就不重的黑漆漆的棺材也就抬了起来……

　　每当一个丧事忙活下来，王富贵总是要在那间场院屋里趴上几天。知道内情的人都说，那是累的。每当事后主人家拿了点心去给他送酬金的时候，他总是要少收一些。

　　“大叔，这都是多年的规矩了。再说。您老人家就靠这吃饭。你只收这点，多不好……”

　　“怎么啦，规矩，规矩不是人定的吗！少了你这几块钱，你大叔还饿着啦？这些，我收下，那些，拿回去！人哪能光为了钱活着！”

　　尽管因此一辈子没有娶上媳妇，也没能盖上自己的房子，只能一年到头的住在生产队的场院屋里。白天去弟弟家吃饭，晚上回场院屋里睡觉。就这样，一直熬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忙活到他的弟子为他操办丧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