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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虎视单单。街道尽管也是车水马龙，公交车跟往日一样在来来回回，跑车夫的最近的生意比往日也好了一些，人们奔走的多，个个紧锁眉头。
徐州失守就意味着上海失守，报童正在叫喊着整个城市的绝望。仿佛缺氧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
徐文娟的母亲在家整理着行李，十岁的文娟在旁边看母亲成稳而又焦急的动作着，她从没有看过母亲这样的表情，平时母亲总是动作缓慢而优雅，而今看起来有些慌张了，她从衣柜里拿了十几条旗袍，把床都铺满了。站在那里发愣，随后又左挑右挑不知道哪一件放进行里里，四嫂在旁边帮着，插嘴说，老爷说了，一切从简，我看那些红黄蓝绿一样挑两件，后又补上一句，太太穿哪样都好看。母亲低语道，是啊，一切从简。她指了几件，让四嫂折好，放进箱子里，剩下来的，就让四嫂拿给亲戚穿。不留神发现文娟正看她们，就轻声对文娟说：“文娟，你到外面去跟弟弟玩。”文娟歪着脑袋，反问。“你要去哪里？” 她母亲直起腰来说：“明天早上大早，我，你们姐弟仨要出远门，爸爸要工作，暂时不去。”
“为什么？”
“去看姥姥。”
“真的，好久没有看到姥姥了，可想呢。”说着高兴的一碰一跳的出去了，母亲在后面望着她的身影，叹了一口气。
文娟并没有去楼下找弟弟，她想到要跟同学打个招呼，就径直跑到门外，冲着对面让声叫道:\"席子，快下来，”
不一会，扎着两个小辫子的脑袋从那幢楼的窗口探出来，笑着脸，等到见面，文娟拉着席子的手到门口的大槐树下，告诉她她要去杭州看姥姥。席子撇着嘴巴，眼神里的喜悦一下子就没有了，文娟晃着席子的手说，别难过。我还会回来的。
直到四十年后，文娟从美国回来上海，她试着窗口叫席子，他们才重新再次相见。
第二天，文娟的父亲开车护送他们母子四人去火车站，车还没有来，文娟举目四望，火车站水泄不通，满目的都是人，各家都提着行李，大包小包的，大多数人都拥到站台上，有些人就席地而坐，那其实都是南下逃难的。有些人在议论时局，有些人就闷不作声地抽烟，还有得什么也不做，眼巴巴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因为不知道做什么好。
听到火车来的鸣响，人群还是骚动起来，男人们先往前涌，就是比力气，看谁能挤到前面，也顾不了哪里是检票门的地方，列车员根本遏制不了骚动的势头，只扯着嗓子高叫，吓唬着众人，可是眼下根本没有用，就像落水的人见到伸过来的救命绳子，又有谁想在那里等死呢？一个个得都红了眼，车驶到站，前面的人被后面的人拥挤到铁道里，手脚没有了，血流了一地，伴着凄惨的叫声，有人下去把他们捞上来，后面的人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只能到哭声，吵闹声，也顾不得张望，只是奋力向前冲。幸好父亲给了两个警卫员给一家人开路，他们的票也是专门车厢的，但是还是人还是多，上不了车厢就上车顶了，爸爸抱着弟弟，拽着姐姐，文娟紧紧的拉住母亲的手，她抬头看母亲，望见母亲宽阔的后背，象一座山那样有安全感，拽着她的手也有力，她甚至觉得有点疼，因为紧张，手心开始冒汗了。周围，男人的抱怨叫骂声，女人吵架声，孩子的哭声参在一起，砸开了锅。
他们顺利进了车厢，母亲很镇定地拉上了车窗帘，不让他们往外面看。，火车开起来，车顶上的人很多在进山洞的不注意被削去了脑袋。等到周围静下来，文娟开始留意车窗外的天边一末血红的夕阳铺到地面，那些绿地也开始微微红了起来。
在姥姥家在几个月后也呆不下去了，等到父亲也来了杭州，家人决定继续南下海南，文娟此时也多少明白了他们其实是在逃难。但是跟家人在一起，她觉得安全，温暖，她的父母尽可能的不让他们感到战乱，很平静的一起吃饭，也有去西湖划船。在杭州，人们继续邀月对歌，文娟的忧虑就少了许多。他们最后还是到了中国的最难端--海南岛。在那里，没有任何战争的痕迹，有的只是愚昧无知。父亲给他们租了一套房子，当地的居民都是用结实的泥巴做房子，里墙上涂抹一层白色的石灰水算是已经不错了，地板也是泥巴做的。经常有蚂蚁爬进爬出，外面院子朝东边，是房东的猪圈，房东有两房太太，只管每天吧猪喂好，逢到天晴就在院子当中摆个凳子，在太阳底下拿一把梳子从自己的头发里抓虱子。转眼，文娟已经十二岁了。父亲在一个纺织工厂里当了高级工程师，而实际上，他一个人的工资根本不能维持一家五口人的工资。文娟就跟父亲说，她可以去厂里当纺织女工，姐姐聪明成绩好，不能丢了学业，弟弟还小，母亲身体不好，以往操劳过渡，身体不好，只能她去。
文娟去的那家工厂里每天都是吵闹的机器声，里面的同事都是女人，跟她同年龄的也很多，家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文娟负责织布，检查横线纵线是否交叉对，一个人看几台机子，因为是站着劳动，下了班经常腰酸背疼，耳鸣。到了家，也是要帮着母亲收拾屋子，母亲有时候怜爱的看着她。拿手抚弄她前额的头发，没有说一话，她知道母亲在想什么，只把头朝母亲的肩头的靠过去。
席子这时候，已经也是十一岁了，比文娟小一岁。她一直住在原来的地方，有时候她趴在窗口往对面的文娟家望过去，那里已经住了新的人家，新搬来的小孩子门才五，六岁，在大槐树底下踢键子，她家门口的大槐树一年一年还是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文娟一家人还是没有没来，也没有任何消息，刚开始幻觉文娟还在楼下叫她的名字，席子，快下来。再仔细一听就没有了，到后来，她在想是否认识这个人，在到以后就开始遗忘了,直到......
自从文娟走了不久，上海就失守了，日本人的军队驻扎进来，一时间，总有枪声在半夜里想起一阵，后又消失的无影无踪。平常他们不随便在街上走动，女孩子出去都着男式的打扮。幸运的是，席子继续了学业，她就读到了初中，虽然学校时常因为战争而听课，但她还是拿到了文凭，接下来，就呆在家里，等到共产党解放了上海，席子相应党的号召，在一片欢送队的护送下，下到东北农场，农场就在小兴安岭脚下，当时下乡的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席子也出落得水灵，胸前垂着两条乌黑光亮的粗辫子，也开始时常照镜子，她有一面红色的小圆镜子，镜子里的她有着棕色的健康皮肤，眼睛大而黑，乌溜溜，神气活现的。在农场的日子，大家就是去开垦荒地，把能长出粮食的地方种上粮食，不能长粮食的地方那肯定就是山了，可以跟着男同志们去打猎。因为粮食种的多，等到雪下了，就白忙活了，因为东北的雪够劲儿，一下就是一个大冬天，地里的苗早早就冻死烂在地里，公社里的吃食就只能靠去年的存储粮过活，实在不够，就打报告向上级借，那时候全国都缺粮食，实在不行，大伙儿就去山上打猎，顺便检查上回设的套儿有没有动物被套住，往往出去一趟，回来都有一些野物，如野猪，山鸡，还有一些叫也叫不出名字来的。席子就去同志那里捡些山鸡尾巴上的毛回来，做书签，送给其他的同志们。
冬天最难熬，因为大伙儿，都没有事情做，只要憋在屋子里，睡觉的地方就都是炕，一间屋子可以放十六张，上下两层，连着管子，炭烧着了，热气就从管子的一头流满16张床的地方，一个大循环。席子睡在下面，方便进出，大家闲的无聊，就聚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读其中的一段，谈自己的看法。也有表演合唱，其他的同志们就围在一个屋子里并排坐整齐，听唱歌，唱的都是革命歌曲。也有组织阅读，读一些文学译本，席子读了《我的大学>>《在人间》》《母亲》》等等。
秋天是大伙儿最无奈的时候，放眼望去，成熟的稻子根本没法收割，因为上级要大家高产，只要硬着头皮播种，那会儿没有机器，种的太多，没有足够的人力把成熟的谷子收完，雨一下，80%都歪着脑袋烂在地里，看着大伙儿心里疼，也丝毫没有办法。 收谷子也累人，席子一天下来，身子快闪架了，可是大伙儿的斗志很高，人人都争当先进，为了毛主席。累昏过去的都有。
等到国家允许考大学。席子决定也去参加，她很刻苦，除了吃饭，劳动，一门心思要上大学。
席子也考上了长春的一所大学，并在大学里交了男朋友，并很快结婚。生了一个儿子，现在也移居日本了。
文娟所在工厂不久就倒闭了，文娟父亲决定变卖所有的家产去台湾，文娟去到台湾第一眼就希奇，那里就象一个村落，空气潮湿，经常下雨，蚊子也多的出奇，父亲去做了英文老师，母亲帮别人做点缝补的工作，母亲原来一双白嫩的手已经粗糙的满是裂口，她一定要姐弟仨个好好学习，无论再苦再难，都要有学历。后来文娟考试去了美国旧金山念大学，把一家都接过去了，母亲却永远的留在了台湾，她得了脑溢血不幸逝世。
一九七二年，文娟协全家回上海看看原来的家，当她推开大门，那些儿时的往事就象电影一样的在脑子里重现，原来自己的住的大屋已经成了一对夫妻新婚的房间，她弯腰对身边七岁的小儿子说，看这是妈妈以前住过得地方，小儿子站在那里好奇的问，妈妈住的房子好喜气呀，文娟被逗乐了。
她从家门口走出来，看见大槐树竟长的象往年一样枝繁叶茂，两只麻雀见有人来，扑腾一下飞起来，落在街对面的窗口，那不时席子的房间的窗口吗？她心里一阵乱流飞过，象个小孩子一样的跑到床下，试着叫席子，席子，不一会，一楼的大门口就出现了微胖的中年妇女的身影。席子疑惑的问，我是席子，你是哪位，我们认识吗？文娟一下子拥抱住席子，喜悦说，席子，我是文娟，还记得吗？我是文娟呀。
刘大槐树下，太阳正艳，风吹过，槐树叶子就哗啦啦的响起来，两个人重重的拥抱着，这或许是一种宿命，如同回到幼年，文娟拉着席子的手说，别难过，我会回来的。
那一句“我会回来了”霎时成十个，十二个“我会回来了”回荡在两个人心里，又起来飘到空气里，旋转到天空中，惊的两只麻雀忽地展开翅膀飞向上海的城市高空……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