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思想的及至光辉

孔孟思想的及至光辉

　　《乔家大院》作为晋商历史的演绎与再现，红极一时，掀起了新一轮晋商热。乔致庸这个极赋个性的晋商，带我们重温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蜕变与晋商的辉煌。乔致庸作为典型的儒生，他在参加科考前关于“士、农、工、商”的正式开场白，令人记忆犹新。在他的墓碑上清晰地镌刻着他的一生“冠服质朴如老儒生。而于亲故之赈（周济）恤，灾歉之赈施，独倾囊资助无吝色……公时老矣。霜鬓如戟，饮啖甚豪，酒酣扬声议论，益见坦白。耐礼法则斤斤焉，不稍假借（宽容）。”就是这样一个个散发着孔、孟气息的相与以儒道经商，用一生践行着儒家思想，取得了“仁者爱人”、“以义制利”、“诚实守信”三方面的胜利，创造了与日月同辉的业绩。当然也就尽显了孔孟思想的光辉。

　　作为晋商辉煌的见证，从贩茶而有“外贸世家”之称的榆次常家的庄园到太谷曹家的“三多堂”，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被誉为“天下第一号”的平遥”日升昌”，以及灵石的王家大院。无不显示着百年前“执金融之牛耳”的晋商雄资。“海内最富”、“金太谷，银祁县,铜平遥”、“中国的华尔街”等美誉当时响彻海内外，现在还余音在耳。同时，这些大院也作为儒家传统育化境界的最高展现示于世人面前。精美的石雕、木雕、砖雕、彩绘楹联、额匾，寓意深刻，举目皆是，这些无不在有形无形地用绵延了中华千年历史的孔孟思想，“礼、义、廉、耻、仁、爱、忠、孝”教育家人。从这样的用厚厚的砖墙阻隔了腐化习气的大院里走出的相与，穿着长衫，却奔波于海内外，但只要看到了长衫便找到了背后的那久远的辉煌。于是携手，织就了晋商的网。注入了青春与热血，当然便滋生了财富。

　　晋商作为出色的商人，不仅有敏锐的洞察力，而更重要的他们是有共同信念的仁者。晋做为华夏祖先的发祥地，山西人继承了尧、舜、禹的仁者风范。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清贫之地”， 清代康基田在《晋乘鬼略》中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诗云：好乐无荒，良土灌瞿。”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由此而知，山西是贫脊的，然而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美传统品质的山西人，他们的勤劳与朴实，以及“亲亲为大”的思想，注定他们不能像东北地区一样“土匪”成群，倾轧乡亲同胞，而是寻求另外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于是将目光中的一丝希冀投向远方，以坚强的毅力与必胜的信心走出固城西口。一如太谷曹家创始人曹三喜，他不满现状,独闯关东到了原东北热河省的三座塔村，用他那广博的胸襟赢得了更广阔的天地与财富，如果这算是一个农民迈出的惊世之举；而范毓宾、雷履泰、乔致庸等几代晋商相与，则是胸怀天下，创立了晋商3座丰碑，那就是船帮、驼帮、和票号。仿佛一艘艘商船，一匹匹沙漠中行进的骆驼，一张张汇票把远方的财富驮回了晋中。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 儒家的社会理想境界 “大同”、“太和”似乎在这里实现。

　　“诚实守信”是晋商的又一闪光点。孔孟思想用中华千年历史，培育了中华民族温良忠厚，有义诚信的独有气质。尤其是“诚信”二字，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以“信”为德目之一。晋商是儒商，以儒道经商，然而这一做法不是故做程式，而是经过千年沉淀而形成的一种品质与辉煌。为晋商赢得了一切。乔家店规就突显了“义、信、利”，其它晋商也不约而同地将“义、信、利”定入店规，俨然就是行规。富商攀现曾说“谁说天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人以欺诈为计，我以不欺为计，我日兴而彼日损。”把诚信放在第一位。《乔家大院》中乔东家贬茶，考虑到路途中的损失，一斤一两的茶当作一斤来卖，避免了销售中的缺斤少两的现象，首先履行的是“诚信”的践约；胡麻油参假事件，乔致庸决定以真换假，他肯定亏了，但他却是真正的赢家，以“诚信”赢得了更多顾客和商家的支持。将晋商“诚信”的美誉传遍商界，为晋商树立了品牌。由于“诚信”，乔东家化解了一个个困境与难题，在家道濒临破败的时候，起死回生。在中国人性的弱点中灭亡，在儒家育化的世界里重生。创造了晋商共同的辉煌！——汇通天下，货通天下。（至今悬挂于平遥“日升昌”）；由于“诚信” 达盛昌邱掌柜“复活”了，山西商帮在更广阔的空间结成了稳固的联盟。是经营的基础，更是发展的脊梁。“诚信”使晋商像一个有铮铮铁骨的巨人屹立于天地之间。

　　然而在有着传统“义利”思想的泱泱大国，不可能缺少了这一支撑而巍然屹立。山西人向来讲究“义”，义盖云天的关羽，关云长，出生在三晋大地，而由山西人修建的关帝庙却遍布全国。“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可见儒家有很强的重义轻利思想。商人追求利时，首先考虑的是“义”。又经过五千年的育化而根深蒂固，仿佛圣经在西方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晋商身处在这样浓厚的氛围中，当然也就把“义”当作是经商的第一要义的。在“义”这面大旗下，祁、太、平三帮曾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祁县乔家在家境困窘时能请到镖师护院，转危为安，能劝说“刘黑七”一同南下贬茶。皆因感动于乔东家的“义”举。太谷“曹家生意以太谷为中心向中原各大城市辐射，雄踞了大半个中国，不仅如此还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近到日本东京、朝鲜平壤、俄国的伊尔库茨克，恰克图、蒙古乌兰巴托，远到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印度的新德里，最远还跨英吉利海峡到达伦敦。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纵横几万里，……到了清道光咸丰年间，曹家商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商号达640多座，资产高达 1千余万两白银，总雇员达三万七千人。”曹家还只是晋商的一角， 晋商人是如此之巨,怎样才能服务于一面面不同姓氏的大旗下呢?《孟子·离娄上》上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义”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有传统美德的华夏子民把它从处理兄弟关系发展到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而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于是兄弟联手，走到了英吉利海峡。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业绩。经营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的商号，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却处处碰壁。儒家明道淑世、匡扶时艰的精神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在乱世的努力徒劳无功，但却在人民心中深深植根，以至在清末，在一个国运交危的时候,由晋商将儒家光辉推进到了极至。

　　“仁者爱人”使晋商大院成为了战火及变故中保存的精典的院落而蜚声中外；

　　“诚实守信”使晋商大院成为了世人心中的一座丰碑，一直在追寻着晋商的足迹前行。

　　“以义制利”使晋商大院成为了回响于人们耳畔的警钟，使人们在追逐利的同时发现在“海内最富”的晋商背后更为珍贵的“义”的光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