痣的传说

　　我要讲的是一颗痣，这颗痣才是故事的主题。

　　但是我要在开篇之前先讲点儿闲话，这据说是我的故事的风格。我的故事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种刊物上发表过，这大概就是因为我的故事闲话太多的缘故。试想，如果一个故事中的闲话多得象某些领导讲话时“嗯、啊”之类的语气词，那无疑会象那些领导缺少听众一样缺少读者。我唯一的读者就是我的妻子，闲话多是我的故事的风格这话就是我那口子说的，我知道她的本意不是说我闲话多，而是说我废话多。但是她不敢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她是一个多么含蓄的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当过三年兵，很有些功夫，谁不怕拳头呢？我从来没有对我那口子动过拳头，当然这也不能说明我是个多么有修养的人。因为我曾经在文化宫里把那种测拳力的机器打坏过，所以断定我那口子娇弱的小身子是绝对吃不住我这样一拳的。有时候也的确想打，但是又怕一拳打死了，而半拳又不好分，所以一直都没有打过。想来这真是一种遗憾。

　　和许多自命为文学青年其实已经老大不小的半大老头一样，我也有着一个高尚的作家梦。梦总归是梦，叫花子梦见自己成了富翁，醒来时说不准连要饭的碗也不见了。我也是，我的作家梦直到现在也没有成为现实。前些天做了一个比作家梦还美的梦，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而且是个极尽风骚的三陪小姐。那个梦做得过分细致，以至于到现在我也忘不掉梦中那个出手大方的客人带给我的那种完全不同于做男人时所感受到的强烈快感。我的结论是，人生不能没有梦想，就象女人不能没有男人一样。没有梦想的人生是荒废的，没有男人的女人是荒芜的。

　　现在这世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时候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一次口角可以引发一场战争，那么一颗痣当然也有可能注定一段爱情。

　　我老娘是个种田的好手，同时也能言善辩。有一次我姨夫到我家去作客，他开着自己的宝马车，牛气四溢，威风八面。可巧我爸那天把牛丢在河坡上吃草没牵回家，所以我姨夫刚去不久我爸就到河边找牛去了。吃饭时我爸还没有回家，我姨夫就问了，说我爸咋不陪他喝酒。我妈告诉他说我爸找牛去了，我姨夫就说，难道牛比我还大些？牛哪能跟我姨夫比呀？我姨夫四十多岁，是个不小的官，我家那头牛两岁口牙，是个耕田还踩苗的犊子，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是我妈不这样认为，我妈说，牛当然是没有你大，但是牛能给我家耕田，你再大能给我家耕田吗？我姨夫听了笑得把一口酒喷在了酒精火锅上，差点引发一场火灾。

　　说到我妈，其实她老人家与这故事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她生了我哥，我哥跟这个故事关系重大。我妈是个雄辩家，我哥受到了我妈深重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得到我妈的真传也成为雄辩家，而是走上歪路成了个营丘之士。我哥有一次在街上漫不经心地走着，一个特有敬业精神的擦鞋人盯上了他满是灰土的皮鞋，不停地劝他把鞋擦一下，并跟着他走了好远，大有不擦你鞋誓不休的劲头。说实话，我哥并不是给不起一块钱的擦鞋费，也不是没有时间，但是他最终没有让那个人给他擦鞋，而是用右脚踩掉左脚的鞋，然后用穿着袜子的左脚去擦右脚的鞋，擦完后又用相同办法擦了另一只鞋。之后他想起要买一条内裤，结果又心不在焉地走到了一家文化用品商店。女营业员问他想买点儿什么，他还没看清是什么店就说我想买条内裤。女营业员用鄙夷的眼光看着他说，你看清楚了，我这里是卖文化用品的，不是卖内裤的。我哥很不喜欢女营业员的那种态度，他于是气壮如牛地说，文化人就不穿内裤了吗？没常识！说罢扬长而去，他当时头昂得奇高，鼻孔能接着鸟屎。

　　六岁时就被目为天才的我哥后来成了一个工程师，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你完全不能想象他用树枝在我家门前的树荫底下开平方根的速度，一不留神的工夫他就能在覆着一层干燥浮灰的园场上写下一个上百位小数的奇怪数字。有时我被尿憋醒了，就跑到园角的栀子花树边撒出长长的一泡尿，小孩子肾气旺，栀子花肥厚的深绿叶子往往发出噗噗的声音。撒完尿我便再回到竹凉床上去躺着了，而我哥则会兴奋得象一头发情的小郎猪样尖着嗓子对我嚷，我把8的平方根开到一百位了，或者说我把15的平方根开到一百五十位了。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很不耐烦地说，莫把我的瞌睡吵走了，开个平方有个鸡巴说头，见天就只晓得搞些日鼓弄棒的事，你要是今天能把9的平方根开到五百位我就帮你把牛草割了。我哥没能把9平方根开到五百位去，因为他说9的平方根就是3，只有一位，所以他还是得去割牛草。那时候我八岁，还不知道平方是怎么回事，我哥十岁，读小学五年级。

　　我八岁那年我哥十岁，那些年的暑假都特别漫长。直到现在，我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似乎就只剩下了一张竹凉床和一园的蝉的聒噪，再就是我哥开平方开到更长数位之后的兴奋尖叫。我从那时起就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所以现在的我是个害怕安静的人。我哥每次去割牛草的时候我都会跑到村旁的河里去玩水，天上一个太阳，水里也一个太阳，两个太阳都毒辣地照着我，天天如此，以致于每年过完暑假后，我都会黑得几乎能当他娘的非洲洲长了。

　　在我上了初中也学会了用算式开平方根的时候，我哥就不再整天在那里开平方根了，在暑假里他开始发呆。大热的天，他整天就坐在我家门前的树荫下面，也不知道找个有风的地方去凉快一下或者跟我一样到河里泡几个钟头，有时他也会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去割牛草。我妈开始担心起来，怀疑我哥是不是读书读出什么毛病来了。我爸也为此着急不小，还差点儿把道士请到家里去驱邪。只有我知道他是又在想一个名叫吕桂花的女孩子了，准确地说是在想一个名叫吕桂花的女孩子屁股上面的一颗痣了。这事除了我之外我哥谁也没告诉，足见我们手足情深。

　　这么有深度的隐私按说我是不大可能知道的，但是我哥偏就给我说了。那天也是快四十度的气温，我哥在家门前发了半天呆，中午刚吃完饭他就又到河边割牛草去了，我妈担心他傻了，眼神中不无焦虑。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去帮他，其实我是想到河里去洗个澡。我跳到河里去的时候，河面上有半米来厚的水都是烫的，我想我哥怎么能割草啊，多热啊。那天着实是太热了，到了晚上我哥告诉我他热出毛病来了，胯裆里有些痛。我让我哥把短裤脱了让我看看，他扭捏了半天还是脱了，毕竟我看他的那“三大件”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有什么好害臊的。如果不是考虑到那地方是他的隐私，我当时一定会叫出声来——他那两颗蛋肿得漆亮，特别是在我的手电筒光线下，几乎亮得耀眼。往小了说，就象一个红皮袋子里装了两个鸡蛋，要是住大了说，那简直就象一个吹饱了气的猪尿泡。这可都是热的啊。那夜我给我哥那地方打了半晚上的扇，大概我这样的举动让他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迷迷糊糊的就把关于那颗痣的事跟我说了，说得言辞恳切，让人想不信都不行。其实不难听出，他说的唯一的一层意思就是：他想念一颗痣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纵然那颗痣长的地方有点儿不合适，但是他依然无比神往。

　　我哥在对我说这个关于痣的故事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我们的竹床放在村前的稻场上。虽然还是很热，但是蝉鸣已经停了，夜里很安静，除了偶尔有几声蛙叫外稻场上再没有别的杂音，这很利于我把故事听得真切。他的声音幽幽的，象极了奶奶平日里无休无尽的絮叨，同在稻场上乘凉过夜的其他人是绝对听不到的。

　　我哥的故事开始了，或者说吕桂花的屁股上的那颗痣的故事开始了。我哥说那是在我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他在村办幼儿园磨时光。为什么说是磨时光呢？因为他那时候虽然只有五岁，但是他已经会算三位数的乘法了，他完全可以读小学三年级。那时候的幼儿园也没有象样一点的阿姨，一共两个“阿姨”，一个是我们村长的老婆，一个是治保主任的老婆，这样的两个老妈子就开办了一个幼儿园。

　　那是分田到户不久，每家每户都在忙着自家的几亩地，所以两个“阿姨”也常只有一个在上班。一大帮孩子只有一个人照看，的确够她们忙的，有时搞得她们连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后来阿姨们也想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们的办法就是如果自己想做点儿什么私人的事时，就让孩子们集体上厕所，这样的话她们就可以抽空吃顿饭或做点儿别的什么，而在孩子们吃饭或上课的时候她们则要在一旁好好看着，农村的孩子野啊，你不给盯着点儿他们能好好吃饭？

　　有一天——那天的天气有些阴冷，我哥说他已经记不起那天到底下没下雪，反正让人感觉衣裳太单薄。早晨的太阳刚出来不久，全体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在教室里跺脚，他们谓之“跌地皮”，这样多少能让脚暖和一点儿。村长老婆受不了那么多孩子同时“跌地皮”所制造的噪声，她斥责孩子们说，都发了麻脚疯（一种猪瘟）了？毛主席教育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点儿冷你们都受不了，长大了怎么能成为有用的人才？孩子嘛，哪管什么人才不人才的，照样把地皮跌得山响。村长老婆见治不了他们，来气了，脸上露出了一丝近乎残忍的笑。她马上布置了集体上厕所的任务，并把孩子们全部带到了厕所。说是厕所，其实那儿就是围墙边上的一条水沟，离教室五十多米远。　　不管怎么说，上厕所这事孩子们还是挺乐意干的，我哥说他也不知道那时候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于是乎，一大群孩子在水沟边脱出屁股蹲下了，开始了他们无邪的说笑和对某些人屁股的点评。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哥说反正他的脚已经麻了。我哥想如果“阿姨”把他们忘在那儿了，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就会冻死，死这件事对谁来说都不是个好事。我哥在水沟边找了一张不知是谁扔在那儿的烟盒纸，就非常个人主义地把自己的屁股擦了。别的孩子都在那儿没敢动，有的人还说要在“阿姨”面前告我哥。我哥可没管那么多，他跑到教室去，村长老婆没在教室，不过书桌上放着一刀卫生纸，那是平时给他们擦屁股用的。我哥说他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只是一心想着要帮小伙伴们把屁股擦了，解他们于倒悬。所以他拿着卫生纸往“厕所”跑去时的身影有一点易水壮士的韵味。我哥跑到 “厕所”时，小家伙们都争先恐后地向他要纸，我哥说，不行！你们自己擦不干净。他说话的语气很权威，象时下的某些领导。我哥一一给他们擦了屁股，他在家时有一项工作就是给我擦屁股，所以业务很熟练，擦得也很干净。他看到有些人的屁股冻得通红，有些人的屁股冻得铁青。

　　正在教室隔壁的厨房里打毛线的村长老婆看到孩子们象放鸭子一样奔回了教室，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跑到教室一问，就有些平时和我哥有点儿小过节的孩子把我哥给供出来了，村长老婆便顺理成章的拿出了她抽屉里的那根光滑的藤条。我哥想汉奸怎么绝不了种啊！他在伸出他的小手的时候用恶狠狠的眼光瞪着告他状的那几个小混蛋，同时他也看到有一个小女孩儿哭了。他记起了那个女孩儿被冻得通红的屁股上有颗痣，那个女孩儿的名字就叫吕桂花。我哥着重说，吕桂花哭了，为我而哭的。我反驳他说，人家多半是被吓哭的吧。我哥对我的看法很不屑，他很矫情地对我说，你是没有看到她当时流下来的眼泪，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眼泪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泪啊！我告诉你，那样的眼泪，只用一滴，就能盛尽天底下所有的悲伤。最后他还补充说，你知道那是一颗什么样的痣吗？你不知道！是的，你绝对不会知道。我想我当然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又没有给人擦屁股。

　　在我哥跟我说了那事后他便睡着了，稻场上别的乘凉的人大概都已经睡着了，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在想事。我想我哥开始想女孩子了，而且已经想到女孩子的屁股上了，他已经成熟了，可以为我家传宗接代了，难怪他的两个蛋那么大。其实那时候的我哥只有十五岁，我十三岁。

　　再后来我哥出息了，考了大学。我却不知道学好，辍了学在社会上混，后来当了兵，三年后回来成了个五毒俱全的混子。

　　我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上班。不久后把我爸妈也接到了城里，我也跟着跑到城里在一个工厂找了份收入微薄的工作。这时我哥的年纪也大了，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了，却总不见他找女朋友。后来我家人也急了，催着他早点找对象。他被家里催得难受，象征性地相过两次亲，但都没有谈两天就吹了。有一次我哥到我的租住小屋去看我，我试探着问他想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他的答案让我在震惊的同时无比郁闷——他想找那个吕桂花，就是屁股上长着一颗痣的在幼儿园的时候被他擦过屁股的女孩子。我说都这么多年了，上哪儿找去？人家说不定在家种地哩，也许已经超生好几个孩子了。我哥面有得色，对我诡谲地笑笑，他说他已经找到那个吕桂花的地方了，而且就和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不过自得之后他马上又变得沮丧起来，他说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去接近她。

　　晚上我哥住在了我那儿并跟我作了一次长谈，我记得这是我哥和我所作的第二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而第一次是在我哥十五岁我十三岁的时候的那个夏夜，那一夜我哥的两颗蛋肿得漆亮，我给他打着扇。我哥说他找到了那个叫吕桂花的女孩子，不过他现在又不是很确信她的屁股上是不是真的有颗痣。我哥不停地反复念叨，她的屁股上是不是真的有颗痣呢？到底有没有呢？我说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你找个机会看一看不就行了吗？我哥说，人家现在在一所中学教书，又不是在发廊做三陪，你想看就看啊？我对他的这种说法很不满，因为我女朋友就是个发廊的洗头妹儿。我正色道，你说话可小心点儿，你不该说这话，如果你不是我哥，就冲你今天这话我都能跟你玩命。谁说发廊三陪你想看就能看的，至少得给钱吧？我哥醒悟过来后很愚蠢地对我笑了笑说，那是那是。那神态完全是对我的爱情的一种歧视，搞得我恨不得把我在部队时学的一点格斗技能全施展在他身上。

　　豁出了睡觉的时间，我极力劝说我哥去追吕桂花，可谓苦口婆心。最后我哥被我说服了，而且是心服口服，他说，你这样的人才不去做律师真是浪费了。我哥采纳了我的建议，不日便跑到那所学校去了，他厚着脸皮找到了吕桂花，并且告诉她说他们是幼儿园时候的同学。这吕桂花老师却说她并不知道我哥说的那个幼儿园，她说她爸以前是搞座标测定的，她从小就跟着她爸到处跑，不知道转过多少学校，就是想不起幼儿园。我哥当时就有点急了，如果不是我在事前一再交待千万别跟她说擦屁股和痣的事，他肯定当时一急就说出来了。毕竟是老师嘛，就是有内涵，吕桂花并没有因为不认识我哥就把他赶跑，而是把这个自称是她的同学的陌生人让进集体宿舍坐了一会儿，还很客气地说了一些话，顺便了解了一些我哥的情况。

　　我哥一出学校就径直跑到我那儿去了，他很沮丧地告诉我，说吕桂花没有认他这个老同学。我没理他，因为我知道只要一理他，他就又会赖在我那儿不走，那么我女朋友就又不能跟我一起睡了，这事让人难以容忍。于是我只用了几句废话就把我哥彻底打发了，我以为他会因此跟我断绝兄弟关系，但是他没有，而是很萎顿地出了门。他走的时候，头垂得几乎夹到了胯裆里。

　　那晚我女朋友还是没有回我那儿去，我等了一夜也没有等到她，第二天一早照镜子才发现我眼圈都黑了。去上班时我绕了个不小的弯，特意从发廊街穿过去，那条街上都是发廊和一些可疑的KTV包房，那条街也是市里最有起色和特色的“经济增长点”。我看到我的女友正在她上班的那个发廊旁边的一个早点摊上吃早点，和她一起的还有几个中年男人和另外几个发廊妹。我看到她们有说有笑的，并且脸上都带着一种别样的幸福表情。我没有跟她们打招呼，因为上班的时间快来不及了，再就是就算跟她们打招呼我也不知道说什么。那天上班我把事情做得一团糟，一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好不容易等到下班，回到租住屋后我才发现那个发廊妹把她的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除了几条没来得及洗的脏内裤。我打她的手机，我说你不觉得你这样走了有点儿对不起我吗？说这话时我还有点儿想挽回什么的企图。她那边乱糟糟的，电话中不断有尖叫传来，有点儿象在搞狂欢或者杀人什么的。她用很放荡的声音说，谁对不起谁呀？我跟你睡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收你一分钱，你还想怎样？我知道再说下去也是白搭，但我必须把对话继续下去。我说，你就这样不声不响的走了，你不觉得这样很不礼貌吗？说完这话后我觉得自己真是他妈的一个幽默天才——我居然跟一个这样的烂女人谈起礼不礼貌这样的狗屁话题，这不是幽默是什么？这就是最经典的幽默。发廊妹说，你以为我和你是什么关系啊？我们又不是高尔夫，我又没跟你定下一杆一球一洞的规则！我眼看着这样的对话不会长久了，于是拽了一句挺时髦的骂人话想砸她一家伙，我说，你他妈的不过是老子用旧了的一件床上用品，操！可惜我说这句话时她已经挂机了。晚上我喝多了，很纯粹地醉了一回，酒醒后一点心痛的感觉也没有。

　　再次找到我的租住屋时，我哥的变化把我吓了一跳。我看到他瘦脱了形，他以前微腆的肚子没了，眼睛也瘦得落了窿，脸瘦得只有二指宽，乍一看就好象没长脸似的。这使我吃惊不小，我说，哥你是不是病了，怎么成了这样？他跟我说话时的声音显得异常颓废，散发出一种让人害怕的腐败气息，同时他还流露出一种极度无辜无助的眼神。他说，我还是想吕桂花。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在这样的时候我无法找出安慰他的话来。只好说，没问题的，慢慢想办法。当时我其实是在心中暗自庆幸：还是搞发廊妹好——容易拿起，也不难放下。

　　选了个星期天，我到我哥那儿去了，我想在给他出主意的同时也可以解决一天的伙食。夜已经深了，爸妈睡不着，还在看电视。我和我哥在灯光下研究当他面对吕桂花时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应该怎么应对。虽然我说得头头是道，可我爸却对我说，你自个儿的屁眼儿流青血还帮别人诊痣疮，你那有板眼儿为什么还是让那个剃头的给甩了？我想我爸可能真以为那个发廊妹是个理发师而并不知道她实际上干的是皮肉营生。我没有对我爸的话发表任何看法，因为我觉得我哥的事比我的重要。首先，他是一个天才，我们家族应该优先考虑拿他做种；其次，他想搞到手的是一个人民教师，找这样的人做老婆倍儿有面子，值得追求；最后，吕桂花屁股上的那颗痣已经成了我哥心中的痼疾，我哥极有可能会因为不能得到她或说不能看到她屁股上的那颗痣郁积而死，因此能不能把她顺利拿下将是关乎我哥生死存亡的事。而我即便打一辈子光棍儿也只是晚上睡觉少个人而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觉得我哥的事比我的事更重要。

　　每一个步骤都计划好了，我哥又一次满怀信心地走进了那所中学校门，他成功了。回家后他马上跑到我那儿把整个过程跟我详细说了一遍，他说他带吕桂花去市里最有档次的“幻灭”咖啡屋喝了爱尔兰咖啡。我说有品位。他说他还带她到“捏吧泥陶吧”去捏了一会儿泥。我说有情调。我想哥可真是出息了，还玩出了花样，于是想了解一下他的感受。他想了半天，说出了一句让人惊得打跌的话，他说，能有什么感受？一大砣泥巴，怎么捏怎么象个性器官。天杀的！世上怎么还有人俗成这样？我吃惊得半天都忘记了合上嘴，只是顺便借着那个口型发了两个气声——哈、哈。他走的时候还没忘用一种很牛的语气跟我说，我很快就能看到那颗痣了。

　　不久后的一天，我哥打电话说要请我吃重庆火锅，我想他一准儿是又遇到什么难事要我帮忙，不过我还是去了，谁让他是我亲哥呢？跑堂的那个川妹子长得只朗个乖，上的火锅巨辣，酒也够冲。天气虽然不算热，但是火锅又辣又烫，加上白酒一灌，汗就下来了。我哥丢了平时的一身斯文，跟着我光了膀子干。我看到他的身上又上了一身肥膘，就猜到他肯定是离那颗痣越来越近了，心情顺了，膘就又上身了。我哥酒量比我浅，不知不觉就有了醉意，他就借着这醉意向我要了我租住屋的钥匙。我说，哥你这段时间长能耐了，这么快就要借我的房间弄事儿了。我哥没说什么，只是在脸上搞出了一大堆夹杂着少许羞涩的幸福的笑。他那张下流的脸难看极了，红得象一头杀呛了血却还在活蹦乱跳的猪，不知是因为火烤的还是羞的，抑或是喝酒喝的。

　　第二天我从哥手里拿回钥匙时问哥，你看到那颗痣了吗？哥很快明白了我问的是什么，他说，当时情况太混乱，我的心情也很紧张，一时忘了去看了。他停了停，然后用很自信的语气对我说，不要紧，以后有的是机会。我说，你怎么能一上床就忘了自己的初衷呢？你完全是个五爪猪！哥说，你少跟我扯蛋了，快回去把你房间收拾一下吧，里面很乱。之后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很快回到了租住屋，想看看到底乱成什么样子。这不看不打紧，一看还真吓我一跟头——我的房间里乱得象是被美英联军炮轰过一样，不光的确良白床单上有“战士”英勇作战时留下的血迹，床底下还真有“炮皮”（用过的避孕套）。地面上就更不用说，满是被玷污了的劳累沧桑的卫生纸团。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退伍老兵，我很有经验地自言自语道，新兵蛋子总会把阵地搞得一团糟。

　　我找到我哥向他索要床单干洗费，他很潇洒地甩给我一张伟人像说，不用找了，下次的一起给你。我说，大哥啊，你怎么这么没常识，下次还会有这醇的“女儿红”吗？

　　时间很快过去，日月轮回，世事杂沓，突如其来的悲喜就象电视剧中间插播的广告。经过了草木的一枯荣，季节的一寒暑，我哥和吕桂花的关系也渐渐明朗，双方的父母也都知道了这事。并且，吕桂花的腹中有一颗种子也在暗自萌芽，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一些事情。我哥出资请两个家庭在全市菜价最贵的酒店里共进晚餐，目的明摆着就是商议他们的婚事。席间，我的父母充分表现了进城农民的淳朴与憨直，吕桂花的父母也表现出了退休干部的严谨与厚重，我哥和吕桂花两个竖着耳朵聆听老一辈人的教诲与嘱托。我和吕桂花的妹妹吕翠花对这些都没有兴趣，坐在角落里说着小话，我们聊得很投机。后来吕翠花成了我的老婆，这却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

　　离约定的婚期越来越近了，我哥却有了退却的意思，但是这时吕桂花的肚子也慢慢地有点儿显山露水了。什么都能等，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等啊，两家人都因此显得有些焦急。本着姻缘劝拢祸劝开的宗旨，我私下里问我哥是怎么回事。他很茫然地说，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吕桂花屁股上的那颗痣。我问他，你到底喜不喜欢吕桂花？他说，喜欢是喜欢，只是看不到那颗痣我不死心啊。我说，现在就不是痣的事儿，问题的关键是你已经把人家搞得中部崛起了，现在你倒想一推六二五，你要是再不跟吕桂花结婚，到时把整个事情搞得挺着了两家都不好看。人家可是人民教师啊，你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一种蹂躏。我还说，说不定是吕桂花把屁股上的那颗痣给取掉了，就是用那种激光机，一眨眼的工夫就搞掂了，女孩子长颗痣，长在哪儿不是一样都会影响美观嘛。听我说了这么多，我哥的脸上依然没有一点儿表情，象块木板。看得出他对我的话是完全不采信的，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提出的最拙劣的一个假设。我没法，只好给我哥讲了一个民间秘闻。我讲的秘闻是这样的：在中国古代，因为受到封建思想的毒害，人们都特别注重少女的贞操。后来有人发明了一种检验少女贞操的方法——用公鸡血调和好的紫砂在初生女婴的身体上点上一颗痣，那么这个女婴长大后一旦失去贞操，初生时点在身上的那颗痣就会自动消失。我还说，以前人们为了容易检验，通常把痣点在手背或小臂上，但现在社会发展了，人们的观念也转变了，点痣的地方自然也不尽相同，所以点在屁股上也不是没有可能。你把她的那颗痣搞没了，说明你有福啊！看得出他对我的这一堆屁话并不相信，但是他听了这个秘闻后没几天就和吕桂花结了婚，并且一直到现在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前几天我侄儿十二岁生日，哥打电话让我带着妻儿到他家去团聚。吃罢饭，我侄儿在房间里教我五岁的儿子用一种竖式开平方根；吕桂花和吕翠花姐妹俩在厨房里收拾碗碟，有说有笑的；我和我哥则在阳台上抽着香烟，品着香茗。哥是搞脑力工作的，年纪都集中表现在头部——睁着眼有抬头纹，眯着眼有鱼尾纹，鬓角也过早地有些斑白了。

　　抽完一支烟，哥又递一支给我，我续上。吸一口烟，我问哥，你现在觉得生活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哥有自己的专业，向来不喜欢在与专业无关的问题上费学问，反守为攻地甩给我一个问题：那你现在认为幸福的真谛是什么？我想了想说，幸福的真谛嘛……我也说不好，但是我能肯定绝对已经不是一颗痣了吧。听了我的话，哥先是一愣，继而发出一串爽朗的笑，那一笑声震屋宇，惊得我们的老婆儿子都马上跑到跟前疑惑地望着我们。我儿子歪着头奶声奶气地问，大伯，你们在笑什么？哥说，没什么。我也说，没什么。

　　（完）